浅析三星的美国式成功之路

1996年，韩国的人均GDP突破13000美元，与1966年的128美元相比增长了100倍。在这段被称为“经济神话”的三十年时间里，韩国的GDP一直在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8%（韩国中央银行数据）。

在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埋伏着巨大的危机。因为韩国是由国家掌控金融资源，依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来决定信贷规模、贷款利率和资金流向。这种金融模式能把有限资本投向重点产业，优先保证工业的发展。弊端就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大财阀们容易获得银行贷款、风险意识薄弱，企业普遍规模巨大但利润率极低，产品严重依赖出口市场，产业升级一直无法进行；而急缺资金的中小企业却很难获得银行贷款。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在亚洲地区大量对外投资，韩国和东南亚各国都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到了1995年，日本本国经济出现了很多问题，房市股市泡沫破裂，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高企。为了提振本国经济，日本转变汇率政策，将日元贬值，收缩对外投资。韩国和东南亚各国的货币基本上都和美元挂钩，受日元贬值和美元相对升值的影响，出口不畅、进口大增，出现了企业经营困难和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巨鳄嗅到了血腥味，疯狂地进行货币炒作，加剧了亚洲各国的外汇短缺问题，迫使各国政府将本国货币大幅贬值。货币贬值导致的资金外流和企业无力偿还贷款造成的坏账，使得银行纷纷破产，这就引爆了亚洲各国的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最先在泰国引发，波及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国。1997年10月，韩国外债高达110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是短期外债，而外汇储备仅有300亿美元。到了11月11日这一天，韩国的外汇仅剩38亿美元，两周后需要偿还的外债是100亿美元。而韩国每年仅进口粮食就需要120亿美元。在巨大的压力下，11月21日，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

11月22号，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发表电视讲话，先是对全国人民道歉，然后号召大家“拿出你的压箱子钱”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无数老人、孩子和家庭主妇走上街头，把存在家里的美元和黄金捐给政府。其中仅黄金就有227吨，价值22亿美元。所有黄金都融化成金锭，送往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用于偿还债务。

韩国老百姓的捐金活动并没有感动索罗斯们。相反，他们认为这证明韩国政府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11月24日，国际货币炒家同时出手攻击韩元。韩元兑美元的价格达到了1139∶1，股市暴跌70%，创近十年的新低。资本疯狂外逃。接下来不到一个月，韩元又贬值了66%。经济泡沫全面破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韩国的受助条件和之前对泰国、印尼的一样苛刻：韩国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企业必须使用国际会计准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韩国央行必须独立运作，政府必须收紧开支，让高负债的企业和银行破产或兼并。社会经济对外资全面开放，允许外资控股韩国的银行和大公司，韩国从农业、工业到服务业完全“国际化”。条件公布后，韩国上下一片哗然。《韩国日报》发表文章说：这是“国家及人民最大的耻辱”，是“自20世纪初日本入侵实行奴化以来的第二大国耻”。一些韩国人一边看报纸一边声泪俱下。

12月3日，走投无路的韩国政府宣布无条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570亿美元解困方案。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财阀普遍高度依赖银行贷款经营，前30大财阀平均负债率达到522%，有的甚至达将近4000%。金融危机来袭，银行收贷，企业资金链断裂，30家大财阀中有8家破产倒闭，其中包括韩国第二大企业集团大宇。三星集团也陷入了全面危机：负债180亿美元，负债率高达令人咂舌的336%。1997年11月26日，李健熙宣布了革新方案：组织规模缩小30%，企业开支减少50%，管理人员工资减少10%，投资规模缩小30%。随后，三星集团裁员5.4万人，核心业务压缩至电子、金融和物产，将汽车、重机等业务通通卖掉。即便采取了种种措施，三星集团仍然无力自救。

当时韩国成为亚洲第一债务国，韩国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没有能力扶助三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和韩国政府签订的借款协议中，还特别规定：所有的韩国企业在借到钱后要先还钱，才能再借。那没钱还怎么办？只能用公司的股份抵押。

1998年3月31日，韩国执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最核心要求，正式宣布全面对外开放金融业。韩国的金融系统对于外资控股不设上限。韩国金融市场一开放，美国资本如饿狼般涌入韩国，大肆买入韩国大企业的股权，三星成为最大的目标。美国资本实现了对三星多数股权的控制，三星已经转变成为一家由韩国人经营的美资企业。不只是三星，韩国财阀的大股东几乎全都变成了华尔街。有人戏说：经过1997年的洗礼，韩国只剩下韩国烤肉和韩国泡菜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受伤害最重，却最快走出危机的泥潭。和其他受助国家的态度不同，韩国政府不仅没有抵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苛刻条款，而且认真地反思之前经济快速发展中忽略了的问题。经过反思后的新政府坚决推行以金融系统为首的改革，企业疯狂地投入高科技的研发。韩国是近年来全球仅有的两个研发费用占GDP比重维持在4%以上的国家（另一个是以色列）。国家经济基本完成了产业结构升级，逐步转化为创新驱动型的成熟经济体。2019年，韩国人均GDP达到3.2万美元，是1997年金融危机前夕的2.4倍。(www.xing528.com)

三星也发现了美资控股的好处。在此之前，三星一直师承日本，引进日本企业的经营模式，也继承了不少日本企业管理中较为负面的因素，比如讲究论资排辈、优先考虑内部晋升、终身雇佣、优先追求规模、不舍弃亏损业务等等。在美国资本实现了对三星的控股后，三星被迫与美国接轨，引进美国企业的经营模式，比如结果导向型的薪资体系、高薪聘请国际人才、较灵活的雇佣体制、对利润更加重视、大力裁撤没有竞争力的业务。从此以后，三星被认为兼具日本和美国的企业经营模式优点，扬长避短，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半导体属于美国重点关注的高科技敏感产业，三星被美国资本控股后，就等于拿到了美欧国家技术和市场的入场券，不用再担心美欧国家的技术和市场封锁，从此在半导体的各个领域都高歌猛进。此外，三星还能避开美国的反垄断约束，得其利而无其弊。而获得了华尔街资本支持的韩国财阀，也不再担心韩国政府的钳制。因为它们的背后，站着连韩国政府都要惧怕的华尔街。

亚洲金融危机也给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带来了意收的机遇。由于韩元大幅贬值，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拥有了很大的价格优势，这巩固了三星电子在半导体产业中的领先地位。而且，在危机期间，三星不仅没有减少在半导体产业上的投资，相反还进一步增大了投入。经过两年多的产业结构调整，加上全球互联网投资热潮带来的内存芯片和液晶显示器等半导体产品的热销，以及Windows 98上市引发的内存升级热潮，三星电子成为三星集团主要的现金牛。到1999年底，三星集团实现了27亿美元的利润，2000年利润更是大增至53亿美元。三星集团的负债率降到了85%，财务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顺利地走出了危机。三星最赚钱的产品是手机、液晶屏和内存芯片，最大的买家都是中国，所以也可以说是中国市场拯救了三星，是中国真正帮助韩国摆脱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2002年，三星电子的市值超越了一直被它视为追赶目标的索尼，这被视为韩国电子工业超越日本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

索尼的衰退有很多的原因，比如企业经营保守、内部山头林立、机构变革不力、生产成本太高等等。这里主要谈与芯片相关的一点：三星电子对索尼的胜利，其实是数字技术对模拟技术的胜利。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从时间到空间都连续的世界，将这个世界连续的声音、图案等信息用电子设备进行复制、存储、传输和转换，就是模拟技术。在芯片产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世界电子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发生了惊人的变革，市场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演进。数字技术以0和1两个二进制数字符号代替模拟技术传送信息，无论信息传送的距离有多远，信号强度和准确度都不会下降。数字技术将连续的世界转变成不连续的信息，但只要芯片能够提供足够大的数据量，不连续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无限接近连续来反映出逼真的世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世界电子产业界出现了同质化、模块化和快速迭代的新特征。

首先，同质化意味着数字产品在品质上不会有什么差异。以唱片为例，模拟时代的黑胶产片把声音记录在唱片的凹痕中，通过唱针和凹痕之间的细微变化再现声音。黑胶唱片的质量有赖于工程师多年经验的积累，每家企业的黑胶唱片质量都会有所不同，市场的新进入者的产品品质很难达到市场的老领导者的水准。属于数字时代的激光唱片则是用表示0和1的细微小洞来记录信息，经激光识别后再现声音。不管哪家企业做出来的激光唱片，在音质上都不会有差别。

其次，模块化是指数字时代的产品在价值链上形成多个相对独立的模块，整个产品就是由一个个模块组成的。所以，数字时代讲究分工，每个企业专注于将某个模块做到最好。模块化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并持续改善性能。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计算机，计算机的CPU、操作系统和内存分别由英特尔、微软和三星电子这样的专业厂商分工完成，很难想象再能出现像IBM那样曾经一家就搞定计算机软硬件所有功能的厂商了。

最后，数字时代的产品由于快速迭代，不再讲究质量的竞争，因为数字产品只会因为技术落伍而不再因为用坏了才被淘汰。比如手机，过去的手机厂商会因自家生产的手机摔不坏而自豪，现在再有人声称手机摔不坏就成了笑话。这也对缺乏时间来慢慢磨炼质量的市场新进入者有利。

三星电子的崛起，正好赶上了世界电子产业由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进化。索尼是模拟时代的霸主，它凭借特丽珑显示器在显像管电视时代辉煌一时。但数字时代的电视流行的是液晶显示器，能够在液晶显示技术上快速迭代的三星电子最终赢得了全球电视产量第一的宝座。三星手机同样得益于数字手机相对模拟手机的迭代，当三星手机取得全球销量第一的时候，谁还记得索尼曾经也卖过手机呢？盛田昭夫也看到数字时代的来临，他的应对措施却是要年轻的数字技术人员去培训年老的模拟技术人员，让那些擅长模拟芯片的老技术人员改攻数字芯片。这些老员工收入高、观念旧、效率低，转型结果可想而知。更糟糕的则是，索尼在数字时代的管理者仍然绝大多数都是模拟时代的老人，索尼可没有大规模提拔新人的习惯。索尼尽管在一些新生数字技术如CD音乐播放器和家庭电视游戏机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索尼终究不忍心舍弃自己用半个世纪的时间搭建起来的模拟产品帝国，最终成为数字时代的落伍者。

到了数字时代，芯片成为电子产品决胜的关键，没有芯片技术的厂家都在沦为缺乏技术含量的组装商。没有微处理器的IBM在个人电脑上就没有竞争优势，没有液晶显示器的索尼就卖不好彩电，依赖通用处理器芯片的厂商就做不出最高端的手机，这都是同样一个道理。

即使索尼品牌已经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索尼仍然在高质量的手机摄像头领域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而手机摄像头属于索尼向来擅长的模拟芯片领域。2019年，索尼是日本排名第2、全球排名第11位的半导体企业（IC insights数据），只是它的行业地位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三星电子相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