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下海的半导体巨头：工研院院长张忠谋

张忠谋的一生，非同寻常地经历了两个“大时代”。第一个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大时代，第二个是芯片技术按照摩尔定律快速进步的大时代，后者的竞争激烈之程度不亚于一场战争。

张忠谋于193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其父是银行经理，其母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徐时栋的后人。他成长的这段时间，正好完整经历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为避战乱，张忠谋一家人三次逃难，辗转迁徙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城市。他上过10所学校，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香港度过的，中等教育主要接受于重庆南开中学。青少年时期走遍半个中国的动荡经历，让他有着常人少有的时代感和洞察大趋势的能力。

1949年年初，张忠谋全家在香港重聚，其父余生都将挂念他用平生所有积蓄在上海买下的房子。这一年，父亲用最后的积蓄将18岁的张忠谋送进美国哈佛大学。全校1000多位新生中，他是唯一的华人。隔年，张忠谋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获得机械系硕士学位后，因1美元月薪差距及年轻气盛，张忠谋拒绝了大名鼎鼎的福特汽车的聘用通知，去了一家不知名的正准备做晶体管的电子公司，做了一名负责锗晶体管自动化生产的工程师，由此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半导体行业。多年以后，一位福特退休高管来到德州仪器做董事。得知培训他的张忠谋当年没选择福特后，他激动地说：“你真幸运，如果你那时去福特，恐怕现在还烂在福特的研发部里。”

在这家电子公司做了三年后，27岁的张忠谋成了一个半导体专家。由于公司管理混乱，张忠谋决意离开。他拒绝了IBM的邀聘，进入年营业额还只有7000万美元的德州仪器半导体部门工作。发明了硅管的德州仪器野心勃勃、充满朝气。它确立了一个典范，那就是在信息时代来临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公司都能够凭借一项“转折点”般的新技术快速胜过大公司。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同样野心勃勃的张忠谋。

因为同年进入公司之谊，年龄相差8岁的基尔比和张忠谋关系很好。基尔比常常拿着一杯咖啡到张忠谋的办公室找他聊天。见证基尔比发明第一块芯片的全过程，让张忠谋意识到跟踪科技新动向的重要性，从此他时时保持着对半导体新技术和新观点的强烈关注。

德州仪器是一家年轻、平等、开放且注重技术的公司。哈格蒂相当欣赏表现出众的张忠谋，每个星期都会与张忠谋交流，还首开先例地安排公司出资送张忠谋保留全薪去读博士。做管理的其实有硕士学位就够了，做技术才需要读到博士，张忠谋为了一圆博士梦，还是脱产攻读三年，获博士学位而归。张忠谋在德州仪器混得顺风顺水，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入职德州仪器的华人，他41岁就做到了德州仪器的资深副总裁兼半导体集团总经理，是德州仪器仅次于董事长和总裁的第三号人物。在德州仪器的全球6万名员工中，有一半归张忠谋管。他也是最早进入美国大型公司最高管理层的华人之一。张忠谋领导了德州仪器内存业务的崛起，以每季降价10%的战略凶猛占领市场，将德州仪器打造成美国最大的内存厂。张忠谋还远比格鲁夫更加认可微处理器业务的发展前景，为之匹配了从设计到制造的巨量资源。在英特尔的8080诞生几个月后，德州仪器就推出了性能相当、价格更低的单芯片微处理器TMS-1000，并用在了自己的袖珍计算器产品上。德州仪器还险些从英特尔手中夺走了微处理器的发明专利。当时的德州仪器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专用芯片制造商及最大的商用微处理器制造商，其规模是英特尔的6倍。美国杂志称张忠谋为“让竞争对手发抖的人”。

在那个年代，华人在美国大企业不可能做到一把手，不像现在的美国半导体企业中到处都是华人老板或首席执行官。1978年，张忠谋被调任消费电子集团总经理，而消费电子的发展方向一直不被张忠谋认可。性格过于刚烈的张忠谋在公司内外不同场合都大声疾呼加大半导体投资，引发了重视消费电子产品的总裁夏柏对他的不满。1980年，哈格蒂从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再过三年，张忠谋离开了德州仪器，到通用仪器担任了一年总裁，后转做风险投资。历史很难假设，如果张忠谋一直掌管德州仪器的半导体业务的话，或许德州仪器的内存和微处理器业务就不会走向失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张忠谋能够升任德州仪器董事长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台积电了。

早在1967年，继通用仪器在台湾首建晶体管装配厂之后，张忠谋也为德州仪器建厂事宜来台湾考察，那也是张忠谋第一次来到台湾。在张忠谋撞上职业天花板的时候，台湾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工研院在台湾半导体产业中起到极为关键的核心作用，工研院的院长自然也必须是人中翘楚。没什么悬念，1985年，华人中顶尖的半导体大咖张忠谋被请到中国台湾，出任工研院院长。

张忠谋发现，在上一任院长的工作交接清单中，最优先的工作就是为华智、茂矽^[1]（Mosel）等几家台湾芯片设计公司的存储器芯片寻找代工方。当时，受日本廉价内存芯片冲击，华智和茂矽自建工厂的计划不断推后。为什么不找联华电子呢？因为联华电子产能有限，如果新增产线就得增加200亿台币的投资，产能还很可能吃不饱，当时整个中国台湾的半导体产值也不过150亿台币，产业规模还不如中国大陆。张忠谋也知道，业界有许多芯片设计师都想独立创业，自己设计芯片，但苦于自建晶圆厂的门槛太高，市场上又不存在专业提供晶圆代工服务的供应商。当时全世界的半导体企业都是IDM模式。英特尔、德州仪器、IBM、日电、东芝、富士通等巨头自己设计芯片，在自有的晶圆厂生产，并且自己完成芯片的测试与封装，产业链基本完全在企业内部封闭完成。独立的芯片设计公司全球仅不到20家。

工研院正在计划建造台湾的第一座6英寸晶圆实验工厂。张忠谋认为，这么大的投资，如果只是用来研究，那实在太浪费了，为何不让它进行商业化运营呢？可是，找不到愿意承接这个项目的企业，谁都担心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如何能让这家工厂盈利？思前想后，他拿出了一个即便是半导体行业内人士都觉得不可行的方案：成立一家史无前例的专业做晶圆代工的公司。这家公司本身不设计芯片，只为用户制造芯片，可以通过面向全球客户寻求订单来跑满产能。

为了让这家新工厂的产品有竞争力，张忠谋还特别坚持一点：资本规模必须向美国中小型晶圆厂看齐。他说：“如果打一场仗需要十万兵力，但现在只有一千人，经营者是绝不打这种仗的。我们不能让一千人上战场，结果被打败了，才来说是因为人不够的关系。”张忠谋将新工厂的整体投资额定为2亿美元，这一数字大概是同时期台湾其他新建晶圆厂的10～15倍。

从哪里凑那么多钱？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谁来提供技术支持？

张忠谋亲自给美国、日本的10多家半导体企业写信，大多数公司都拒绝了，他们都认为单一的晶圆代工生意行不通。桑德斯表示不屑一顾：“有晶圆厂的才叫男子汉。”连摩尔也不认为晶圆代工是个好主意。

张忠谋跑遍全球，终于从欧洲的一个小国家找来了一个合作者：飞利浦。(www.xing528.com)

飞利浦也可以说是台湾的老朋友了。20世纪60年代，仙童、德州仪器等发达国家的半导体企业因成本考量，纷纷将晶体管组装的生产线移往人力成本更低廉的亚洲地区，飞利浦也在台湾以合资方式成立了“飞利浦建元电子厂”。这些组装厂承接母公司的技术与订单，业务内容也由初期的晶体管组装发展到后来的芯片封装。中国台湾的芯片封装测试产业如今能做到全球第一，就是在那个时间段打下的基础。

1987年，在张忠谋的主导下，中国台湾当局、飞利浦和台湾民间资本分别出资，共同成立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积电）^[2]。那个原本计划用来做实验的工研院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实验工厂摇身一变，成了台积电的一厂。张忠谋撸起袖子，亲自上阵，担任台积电的董事长兼执行长^[3]。张忠谋习惯了做企业管理，不喜欢在工研院院长的宝座上轻松稳坐。不过，对56岁的张忠谋来说，从执掌国际一流大企业的美国高管转变为找投资、拉订单的落后地区初创企业的创业者，面对这样巨大的反差也需要不小的勇气。

由于台湾企业都不看好这个项目，台积电用了五年时间才把资金凑齐。台塑集团素有“经营之神”称谓的王永庆在中国台湾当局的压力下投了资，一旦能够转让就将股份全数脱手。投产第一年，台积电只能使用工研院电子所的那条老旧的3英寸实验线，只有3微米和2.5微米两种制程的生产工艺，全年产能不到7000片6英寸晶圆，加上没什么名声，基本上接不到大公司的订单，整个公司以亏损的状态运行。

与台积电成立同一年，英特尔换帅，格鲁夫接替摩尔成为首席执行官。为了应对东芝、日电等日本企业的芯片的低价竞争，格鲁夫想将低端芯片的生产转移到亚洲去，自己集中精力生产微处理器。张忠谋与格鲁夫的私交甚好（更多的可能是强大竞争对手间的惺惺相惜），于是就请英特尔来对台积电进行代工生产的认证。台积电在3微米技术上有不错的良品率，给格鲁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格鲁夫说：“或许英特尔用得上你们。”

于是，在台积电芯片制造工艺落后英特尔两代半的情况下，格鲁夫将部分订单交给了台积电。英特尔的订单是对台积电产能与质量的最好背书，相当于给台积电打了一个全球性的广告，台积电就此打开了市场。

英特尔的订单让台积电尝到了甜头，台积电专门制定了一个“群山计划”，目标是要拿下5家类似英特尔这样在半导体制造技术上比较领先的公司，为他们量身定做技术解决方案。在台积电的规划当中，英特尔、飞利浦和德州仪器这样的大厂应占近7成的营业额，台湾本地企业占3成。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台积电的晶圆代工业务真正跑起来之后，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独立芯片设计公司似乎都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一口气占到了台积电7成的营收占比。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多数不是台湾本地的，而是主要来自芯片的传统优势区域：北美。这些半导体初创公司的共同点是没有资金和人力建自己的晶圆厂，对外部晶圆代工服务有极强的需求，台积电成了它们唯一的选择。正因为有了台积电这样的独立专业晶圆代工企业，半导体行业的进入门槛大大降低，催生了大量的芯片设计企业，才造就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繁荣。

芯片设计行业进入门槛低，竞争也激烈。正如张忠谋所言：“在台积电众多的Fabless客户当中，今天的客户和五年前的早就不一样了，因为五年前的客户中有一批已经被市场淘汰了。”同时，大浪淘沙中，也有一批芯片设计公司成长为行业巨头，比如高通（Qualcomm）、博通（Broadcom）、美满（Marvell），它们在通信信号、网络连接和Wi-Fi等芯片设计领域各有专长，它们的市值甚至能够超过一些IDM大厂。

对于这些芯片设计巨头来说，它们发送给台积电的芯片设计图都是高度机密的资料。这也是当初很多传统半导体人不看好台积电的主要原因。如何让数百家互为竞争对手的芯片设计公司把企业最高机密的芯片设计图都发送到同一家晶圆代工厂生产？如果泄密了，那绝对是灾难性的。

为此，张忠谋一方面严守“只做代工、不与客户竞争”的本分，另一方面用一套异常严苛的诚信管理系统来管理台积电员工，防止有任何泄密的可能。为了确保客户的机密不泄露，台积电员工不能在上班时间玩手机、不能带U盘，就连进厕所都要刷员工身份卡。如果一个员工被抓住上班玩手机4次，这名员工的诚信报告就会被直接上交到张忠谋的桌子上。也因为台积电对诚信的严守，才能让那些在芯片市场上斗得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都不约而同地让台积电为它们代工。

张忠谋的一个决定，对整个世界的半导体产业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曹兴诚却公开表示，晶圆代工是他的创意，张忠谋只是个“剽窃者”。早在1984年，曹兴诚便托人带了一份晶圆代工模式的企划书给张忠谋。当时的张忠谋刚离开德州仪器，任美国通用器材公司的总裁，并被中国台湾当局“经济部”聘为科技顾问。曹兴诚在企划书中详细阐述了晶圆代工的好处，希望能和张忠谋合作，但是未得到对方的回应。一年后，张忠谋来台湾担任工研院的院长，同时还兼任联华电子的董事长，成了曹兴诚的顶头上司。

担任联华电子总经理的曹兴诚对张忠谋与飞利浦联手创办台积电很不满，认为这是让外资从当局资源中得利。1991年，曹兴诚以张忠谋没有给联华电子与台积电同等的待遇为由，要求张忠谋“竞业回避”，联合其他董事共同罢免了张忠谋联华电子董事长的职位。这件事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彼时张忠谋的地位还不像今天这样坚如磐石，由此受到了不少风言风语。不过张忠谋也没有精力去管顾这些事。台积电获得巨额贷款，于1992年建成月产能7.6万片的6英寸晶圆厂，张忠谋有得忙的了。1994年，台积电上市，张忠谋辞去工研院院长职务，专心经营台积电。

罢免了张忠谋，曹兴诚顺理成章接棒成为联华电子的董事长，联华电子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时联华电子三大业务并重，晶圆代工、芯片设计、存储器各占三成多的比例。曹兴诚却也没有立刻转型做晶圆代工，他像一只雄鹰一样仍然在空中翱翔和等待，他要等这个市场培育得更成熟一些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