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的一天，在台北市南阳街的小欣欣豆浆店，7个人凑在一块吃了顿早餐。
这些人的身份个个都大有来头，分别是“行政院秘书长”费骅、“经济部部长”孙运璇、“电信总局局长”方贤齐、“交通部部长”高玉树、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的首任院长王兆振、电信研究所所长康宝煌，以及美国无线电公司微波研究室主任潘文渊。
大家一边喝豆浆一边讨论台湾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的经济发展战略发生过几次改变。一开始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替代策略，通过发展来料加工的出口工业来替代初级产品出口，后来调整为资本密集型的出口扩张型策略，优先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重工业。到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整体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那么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潘文渊提出，集成电路是电子工业中最核心的一部分，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是往高科技转型最有机会的方式，应该作为台湾产业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他的建议获得孙运璇等人的认同。大家认为，要想快速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最优的方案是在未来四年的时间内一口气投入1000万美元，争取从美国引进集成电路工业的相关技术并落地。
这一次决定了中国台湾半导体行业未来的“早餐会议”，一共只花了300台币。
“早餐会议”结束后，工研院成立了电子工业研究中心，后升格为电子工业研究所（简称电子所）。电子所的使命是从事半导体技术研究，并不断为企业输入半导体技术，引导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电子所由台湾当局出资，以公司体制运行，用高薪聘请专业人才。
在潘文渊的推动下，工研院电子所从美国无线电公司购买了专利技术，还将一批年轻人送去美国培训，其中包括曹兴诚、蔡明介、曾繁城、杨丁元（华邦电子创办人）、章青驹（世界先进前董事长）等。美国无线电公司是电台广播时代的全球霸主，如果没有美国无线电公司，那么很有可能就不会出现电子显微镜、彩色显像管、CMOS技术、光电子发射器件、LCD、卡式录音机、直播电视、卫星直播系统以及高清电视等多项对人类文明进步有至关重要作用的产品。但在向半导体产业转型的过程中，美国无线电公司开始走下坡路，于是乐于从技术转让中获益，成为台湾芯片技术的重要来源。
1976年6月，工研院耗资5亿台币，主持了台湾第一座3英寸晶圆、7微米制程示范工厂的兴建。一年多之后，示范工厂落成，那些在美国接受培训的年轻人也返回宝岛，在这家示范工厂利用他们刚刚学习的技术试生产芯片。他们做的第一批产品是电子钟表芯片，生产良品率在短短六个月之后就超越了美国无线电公司。这让美国无线电公司对这个示范工厂有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甚至提议买下这家工厂，这个念头差点断送了台湾芯片产业的未来。工研院坚持向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要求拥有自己的产线，理由是要靠它带动台湾电子产业的升级，这才保住了台湾芯片产业的火种。因为电子钟表芯片的成功，台湾迅速成为世界三大电子钟表出口地之一。
如果工研院电子所本身的技术和指导不过关，企业就不可能成功；而如果企业成功了，也就不再需要它的帮助。第三任电子所的所长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管我们成不成功，摆在我们面前的都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们的前途在哪里？”
好在他的这个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到了1980年，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它引进了4英寸晶圆生产线，是一家既做芯片设计，又做芯片生产的垂直整合制造工厂（IDM），也是工研院衍生的第一家公司。工研院协助联华电子建厂、装配设备和培训员工，还向联华电子转移了新开发的3.5微米工艺和40多个自己的工程师。1983年，年仅33岁的电子所副所长曹兴诚走马上任，成为联华电子的副总经理。“他的话不多，但意见很多，有大格局。”电子所所长胡定华在一众博士之外相中了曹兴诚这个硕士生。曹兴诚在管理上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初任联华电子总经理之后，他便首创分红配股制度，提出“每个员工都是老板”，这一策略引得台湾科技企业纷纷跟进，由此吸引了一大批海外优秀人才来台。曹兴诚讲究多劳多得，他坚信一家公司超过80%的成绩仅仅由20%的人创造，所以他特别重视精英人才，将公司奖金的80%都分配给表现好的前20%的人。
联华电子原计划筹资8亿台币，因为民间资本不愿投入，最后仅筹到5亿台币，政府资本竟占了70%。1985年，联华电子销售额达到13亿台币，获利2亿台币，利润之丰厚让原来不愿投钱的人都后悔不迭。
1990年前后，台湾半导体工业开始爆炸式发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要归功于工研院电子所的付出。工研院前后总计有2000多位员工到民间半导体企业中去。在企业研发规模和实力都上去后，工研院还积极充当半导体企业之间、企业与官方之间的桥梁，帮助半导体企业之间进行友好交流和共同进步。工研院电子所凭一己之力，硬是将整个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撑了起来。(www.xing528.com)
中国台湾的电子工业以个人电脑的组装出名，内存是电脑最重要的配件之一，台湾半导体产业做内存也就顺理成章。宏碁最早是由施振荣等人创办的一家小公司，靠生产计算器起家，在生产掌上学习机后发展壮大，做电脑成名，1988年上市。凭借股市疯狂上涨筹措到的充裕资金，宏碁一头扎进了内存产业。
宏碁本来想找日本企业合作，当时日本内存厂牛气冲天，没人理会宏碁，宏碁只好找了正面临巨大价格竞争压力的德州仪器。1989年，宏碁与德州仪器合资31亿台币设立德碁半导体，双方分别占股74%和26%，由德州仪器提供技术，在新竹园区建设6英寸晶圆厂，生产1M内存产品。被德州仪器派来台湾建厂的人中包括张汝京，他参与建成了台湾的第一家专业内存生产厂。
等到德碁投产时，市场已经向4M内存过渡，宏碁只好追加投资。正逢内存市场不景气加上台湾股市暴跌，逼着德碁咬牙发行了9亿台币的三年期特别股，年息5%，期满后由宏碁购回。在沉重的资金压力下，宏碁还将德碁16%的股份转让给了中华开发信托公司。德碁的苦日子熬了三年，直到1992年日本住友半导体环氧树脂厂爆炸，引发内存价格从谷底翻升，德碁才扭亏为盈，随后又建设了一座8英寸晶圆厂。
德碁做内存的成功，在台湾企业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大家都忘了德碁那些亏损的日子，纷纷把钱砸到内存芯片厂上。力晶（Powerchip）、世界先进、瑞晶、茂德、南亚科、华亚科等一批台湾内存厂相继成立，中国台湾一时成为全球内存产业的重地。
从芯片诞生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30年，是芯片产业的草莽时期。摩尔定律还在爬坡中积蓄自己的力量，市场上到处都是机会，每个领域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垄断者。芯片竞争的背后是芯片生产设备的竞争，在一波又一波芯片厂家崛起的背后，是芯片设备厂特别是光刻机厂的一轮又一轮更替。在美日两大半导体产业阵营对峙的背后，是美日两国光刻机厂的对垒。再有想象力的人也不敢预测，在欧洲小国荷兰诞生的一家名叫阿斯麦尔的小企业，会对未来全球芯片竞争格局演变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而自诞生的第一天起，阿斯麦尔就在为打造全球最强的光刻机不懈努力。
【注释】
[1]日本NHK电视台纪录片《勇敢者：硬骨头的工程师》。
[2]NOR：AND OR，逻辑或非。NAND：NOT AND，逻辑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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