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日本芯片威胁：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战略

在日本芯片企业咄咄逼人的攻势下，美国芯片企业招架无力。1981年，超威净利润下滑三分之二，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亏损1100万美元。1982年，英特尔裁员2000人。IBM被迫出手相救，以2.5亿美元买下英特尔12%的股份，让英特尔能够拥有保证正常营业的现金流。富士通提出要收购仙童，这更是刺激了硅谷的神经。“硅谷市长”诺伊斯哀叹美国进入了半导体产业衰退的阶段，他断言硅谷将成为废墟。

面对前所未见的惨况，原本一盘散沙的美国半导体企业终于想到要联合起来了。信息产业是最不讲究行业协会的，因为IT企业的更新太快，不管是巨头还是新手，大家都在忙着为生存而战，哪里还有心思在协会里一团和气、海侃神聊？因为发明芯片及创办仙童和英特尔，诺伊斯深受日本人的尊崇。此时他不得不挺身而出，领导这场针对日本的芯片战争。他出面协调，成立了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亲自前往几乎从未打过交道的华盛顿。尽管硅谷最初深深受益于政府订单的支持，但硅谷企业一旦发展壮大，全都不约而同地尽可能与华盛顿拉开距离，以至于没什么人在华盛顿拥有关系和人脉。经过几年的努力，诺伊斯得到的成果是将资本所得税从49%减到28%（后来在里根政府手中再降至20%），允许养老基金进入风险投资，还有全球第一部专门保护芯片知识产权的法律——《半导体芯片保护法》的出台。这些措施是很重要，比如风险投资基金在短短18个月内从5000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但依然无助于应对日本芯片的竞争。当时美国经济的主流思想是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平等竞争，政府尽量不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除非是为了反垄断或反不正当竞争，而天然就有垄断倾向的IT企业在这方面的记录不甚良好。自一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习惯了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强势地位，从来没想过有政府在正常市场竞争中出手来保护自己企业的事情。

到了1985年6月，美国半导体产业贸易保护的调子开始升高。英特尔、超威等芯片公司联合起来相继指控日本不公正贸易行为。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也向国会递交一份正式的“301条款”文本，要求美国政府制止日本公司的倾销行为。协会还向美国商务部投诉：“日本半导体产业在日本国内封闭的市场结构下进行非正常的设备投资，并以过低的价格出口，破坏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秩序。”协会认为，美国先进的武器装备离不开超级电子技术，而超级电子技术又离不开最新的半导体技术。如果美国在半导体技术上落后，美国将被迫在关键电子部件上使用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生产的产品。万一外国企业在战争时期对美国断货，或者在非战争时期给美国的对手供货，都会严重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提出一个爆炸性的郑重警告：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削弱将给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

“芯片关系国家安全说”一出，美国政府终于被戳到了痛点。那时候，美国的媒体也都在恶炒日本威胁论。1978年，美国《财富》杂志刊登了《硅谷的日本间谍》的报道，三年后又将IBM商业间谍案耸人听闻地冠以“新珍珠港事件”之称。1983年，《商业周刊》杂志更是以11页的篇幅刊登了题为《芯片战争：日本的威胁》的专题报道。民意调查显示，68%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在舆论的引导和半导体工业协会的推动下，里根总统宣称：“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健康和生命力对于美国未来的竞争能力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容许这一领域受到不公平贸易的危害。”美国政府将信息产业定为可以动用国家安全借口进行保护的新兴战略产业，半导体产业成为美日贸易战的焦点。

1985年10月，美国商务部出面指控日本公司倾销256K和1M内存。一年后，没有选择余地的日本通产省被迫与美国商务部签署第一次《美日半导体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美国暂时停止对日本企业的反倾销诉讼，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政府促进日本企业购买美国生产的半导体，加强政府对价格的监督以防止倾销。日本同意设置6个品种的半导体产品对美国及第三国的出口价格下限，不再低价倾销芯片。日本还同意开放半导体市场，目标是到1991年，外国公司在日本市场的份额达到20%。1987年，美日贸易冲突升级，美国宣称日本并没有完全遵守《美日半导体协议》，根据“301条款”对日本出口到美国的3亿多美元的芯片征收100%惩罚关税。美国还否决了富士通对仙童的收购计划。

《美日半导体协议》的签署，标志着美苏冷战后期，美国从全力扶植日本经济转向全面打压日本经济。美国的这一操作开了个很坏的先例，那就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将经济层面的争端上升到政治层面，对他国的高科技产业进行赤裸裸的打压。

更恶劣的是，美国政府直接插手企业之间的商业竞争，以行政和司法手段对日本高科技企业进行定点打击。美国联邦调查局采用钓鱼执法的方式，专门设立了一个引诱日本企业上钩的咨询公司，让日立和三菱吞下诱饵，然后以“非法获取IBM计算机最新技术情报”的罪名逮捕了6个日本人。日立和三菱不得不以签署技术使用费合同的方式与IBM取得庭外和解。仅1983年度，日立就付给IBM约100亿日元的技术使用费。1981年，东芝出售了几台被列入巴统出口管制目录的高精度数控机床给苏联，苏联得以突破核潜艇螺旋桨的静音难关，直接导致美军难以追踪携带核导弹的苏联核潜艇。这起事件被《华盛顿邮报》称为冷战期间对西方安全危害最大的军用敏感高科技走私案件之一，3个国会议员抡起锤子在国会大厦前开砸东芝收音机。东芝机械被禁止对美出口长达三年时间，日本政府还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2名东芝高管。日本不得不掏出13.3亿美元用于帮助美国改进F16战机，并被迫向美国开放了大量的先进军工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美国调查东芝期间，1985年7月，美国对《出口管制法》进行修正，规定即便不是美国公民，只要违反美国参加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多国协定，美国政府都可以对其实行贸易制裁。这就让美国制裁东芝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后来，日本人将美国的这种手段做了总结：“美国解决大框架问题的方法是，攻击个人和企业，各个击破，促成整体解决。”日本人还将之与美国制裁华为的事情进行类比，“美国政府和产业界基于这些成功经验，这次也采取了抑制中国半导体和通信领域企业进一步崛起的战术。”

《美日半导体协议》相当于是美国拿着刀架在日本的脖子上逼着签的，《广场协议》却不同。《广场协议》其实是日本大藏省（现财务省和金融厅）强力推动美国出台的。

二战以后，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世界贸易格局基本上是美国一个国家凭借强大的购买力大量进口，其他国家都向美国出口的状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这个火车头跑不动了，因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已经高到了其国民经济无法承受的水平。美国决定将美元贬值。美元一贬值，美国的进口就会减少，出口就会增加，美国的贸易赤字就会下降。

日本居然是第一个拍手赞成的，这有点让人不好理解。当时，日本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拥有最多的美元外汇储备。美元如果贬值，就意味着日本手中持有的美元没那么值钱了，日本不就亏了吗？但国际贸易没那么简单，美国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日本进口，日本拿着这些美元也没什么用。还不如让日元升值，这样日本的钱就更值钱了。

于是，1985年，美国招来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了个会，决定由这4个储备美元最多的国家联合抛售美元，诱导美元贬值，以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被称为《广场协议》。(www.xing528.com)

《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十年时间里，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日元的大幅升值提高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了日本的对外投资大幅度增加，为日本企业在海外扩张提供了机遇。1989年，三菱以14亿美元购入纽约著名地标洛克菲勒中心，索尼以60亿美元买下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一时间，日本人以“土豪”的形象闻名于世。《商业周刊》以《日本入侵好莱坞》为题的文章再次引发美国人的不安。

日元不断升值意味着只要持有日元就是赚，大量热钱因此涌入日本，这些热钱都冲进了股市和房市。而且，日本为了维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不得不连续降息，也释放出了大量的货币，这些钱也不受控制地多数投入于股市和房市。高峰时期，日本股市的总市值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仅仅东京一带的房地产总值就相当于整个美国的房市总值。日本出现了类似“上市公司辛苦一年的利润买不了一套房”的现象，既然房市和股市赚钱容易，哪里还有银行和企业愿意把钱投到投资大、见效慢、风险高、利润低的半导体产业上去呢？在《广场协议》签订的这一年，日本半导体企业砍掉了近40%的设备更新投资，最终的投资额仅仅20亿美元，此后几年的投资也都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在大量日本厂商把钱转投房市、股市的时候，没人注意到韩国人正悄悄在半导体产业上注入大笔的资金。

日本半导体企业减少投资，也是因为出口芯片不赚钱了，而这又与日元升值有着直接关系。要知道，内存只要价格贵一点就没人会要，日本内存芯片的出口价格受日元升值影响而大幅推高，这对日本芯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是非常不利的。可以说，日元升值坑苦了日本的芯片。

话说回来，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也都和日本一样签订了《广场协议》，它们怎么就没受到什么负面影响？与日本不同的是，西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要小得多。随着欧共体的发展和东欧的变色，欧洲统一市场越来越大，德国、英国和法国也就拥有了广阔的经济腹地支持。另外，欧洲国家对房市和股市的管理也要比日本好得多，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的经济泡沫。最后，货币升值其实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如果日本能够及时将产业升级，将内存、液晶面板这样价格敏感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提高具有更高科技含量的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日元升值未尝不是好事。但热钱却都在流向房市和股市，这是高高兴兴签下《广场协议》的日本政府始料不及的。

有人说，美国和日本签了两个协议，断送了日本的经济发展，让日本失去了三十年。《美日半导体协议》和《广场协议》的内容其实都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日元升值有助于改善日本经济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适度开放国内半导体市场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事实上，这两个协议签订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都保持着繁荣发展的势头。后面我们还将谈到，日本之所以失去三十年，最大原因还是日本企业自身竞争力的问题。

日本VLSI计划的成功，让美国认识到技术研发的协同效应：个别企业掌握的技术有限，需要在相互交流中更加明晰自身的研发方向，通过协同发展开发出更好的产品。当时代表美国与日本交涉的美国商务部亚洲地区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公开表示出双重标准：“我们虽然指责日本政府的目标产业政策不合理，但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对美国政府说我们要采取和日本相同的政策措施。”

由于国防订单在美国半导体产品中仍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1987年，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每年提供1亿美元的预算补贴，牵头联合英特尔、德州仪器、IBM、摩托罗拉等14家公司组成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该联盟代表当时美国约85%的半导体制造能力，共有约400名研发人员，其中220名来自不同企业。联盟成立前，半导体电子设备研发资金中来源于政府资助的比例约占7%；联盟成立后第八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3%，增加接近一倍。政府的资金支持为美国半导体产业重整旗鼓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SEMATECH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技术开发联盟，采取的是董事会负责下的项目管理制，其成员共同开发通用技术，减少重复研究造成的浪费，共享知识产权成果，这与日本的VLSI计划十分相似。联盟也面临着日本VLSI计划一开始时遇到的缺乏协调、各自为战的局面，来自不同企业的人员因为各自企业文化的巨大差异很难凑在一块工作。《纽约时报》写道：“被称为‘白衬衫’的IBM员工看不惯来自超威的风格更为随意的加州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人讳莫如深，不愿畅所欲言。而来自英特尔的人太直率。”最终，已经从英特尔退休的诺伊斯站了出来，担任联盟的首席执行官，凭借他个人的巨大声望号召，才打破了僵局。

在随后的发展中，联盟节约研发资金、缩短研发周期，开发出大量先进技术，帮助美国重新取得了芯片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到了1998年，联盟准许外国半导体企业参加联合研发，现代、三星、飞利浦、西门子、台积电等企业陆续加入，甚至还有联盟成立之初想要打败的日本企业参与。目前，SEMATECH已逐步演化成为跨国的半导体技术、工艺、设备和标准的合作研发组织，成为美国半导体行业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为了与日本的半导体企业巨头相抗衡，美国国内放宽反托拉斯政策的呼声达到高潮，认为美国政府必须从世界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考察公司的竞争行为，美国半导体企业的规模需要提升。于是，美国政府逐步放松反托拉斯法的限制，长达十二年的IBM垄断案的审理被终止，美国反垄断政策的重要规章——《并购指南》和《横向并购指南》多次被重新修订。在相对宽松的反托拉斯气氛下，美国半导体产业内的并购案数量迅速上升。发起方为美国半导体企业、价值高于100万美元的并购案数量从1980年到1985年间的每年6起左右，上升到1986年到1990年间的每年18起，1991年到1996年间的每年34起^[1]。并购案的数量和金额都大幅提升。

大浪淘沙，通过并购和整合，竞争力强的企业迅速扩大规模，竞争力弱的企业则退出市场。在仙童、摩托罗拉、美国国家半导体等老一代芯片企业谢幕之后，美国又迎来了英特尔、超威、美光等新一波芯片巨头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