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愿移民面临新冲突风险

3.2.1　移民次生贫困化[2]

非自愿移民的最广泛的影响就是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次生贫困。对于大多数移民最主要的影响是谋生手段的丧失。由于移民在安置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又由于迁移造成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流失，移民往往缺乏就业和创收机会，造成短期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如果这些损失不能尽快获得补充，则移民的次生贫困可能长期化，并且形成和原住民比较的相对贫困。著名社会学家Michael M Cernea博士将非自愿移民的贫困风险归纳成八大风险，并提出了著名的贫困风险与重建模型（IRR）（Micheal M Cernea，1996，2002）。在中国，1985年以前的水库建设动迁了1000万移民，造成了300多万贫困的水库移民，许多移民即使经过30年甚至40年的努力，仍然不能摆脱贫困。

3.2.2　移民边缘化

许多移民家庭因迁移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收入降低、生活成本增加，从而失去家庭经济循环能力，引发次生贫困，进而流向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成为社区边缘群体。经济的边缘化常常伴随着社会和心理的边缘化，表现为社会地位的下降，自信心减低，不公平感加强，处于极度脆弱状态。在移民人群中，弱势群体，特别是老人、妇女、残疾人更加容易遭受贫困侵袭而导致深度边缘化。

3.2.3　移民原有社区解体

房屋、土地、山岭、河流、社区和熟悉的人文环境都湮没在水库蓄水、征地拆迁或工程建设占用土地资源过程中，移民和故土、原所在社区的联系被切断，归属感消失。以黄河中游某水库一个移民村为例，村民被分散到了6个不同的乡镇安置，原有的村民委员会、社区其他组织彻底解体。

3.2.4　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彻底解体

非自愿移民打散了现存社会结构，造成社区分解和裂化，社会组织与人际关系的平台也被破坏。分散安置移民方式，使得紧密的亲缘关系因为空间的分离变得弱化，并且其弱化强度随着时间延长而日益增加。由于社会解体而导致的移民社会资本的损失，常常被工程规划设计者、决策者所忽略。如三峡16.5万外迁农村移民分散在11个省1万多个农村社区，原有的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几乎全部解体。

3.2.5　移民社会适应

移民生计模式和生活环境的剧变，导致移民对安置地的短期社会不适应，并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调适过程。移民搬迁，特别是异地安置，不仅是一个物质生活环境的再造过程，更是个精神生活环境的再造过程，而且物质生活环境的再造容易实现，而精神生活环境的再造，却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譬如，三峡移民饮食喜辣，迁移到浙江杭嘉湖等喜甜的地区，饮食、文化娱乐、生活习惯的调整需要很长的时间。据有关部门调查，在2001年春节，迁移到浙江的三峡移民有50％返回三峡欢度春节。(www.xing528.com)

3.2.6　新型失业群体的产生

因为失去农地、城市商业店铺或企业拆迁，产生大量新的失业群体。在城区，工人或者干部因为所从业的企事业单位或者商业店铺被拆迁而可能失去自己的工作；在农村，劳动力因为原来耕作的土地被征收而失去农业就业条件，而当无法获得新土地时，则彻底丧失了以土地为依托的就业与收入；对于自己经营商业店铺、服务业、企业的小业主则可能由于长期形成的社区解散而丧失了服务的对象与客源。

3.2.7　族群冲突

移民与移民之间、移民与非移民之间因为土地、水、公共设施的使用，因为生活习惯、文化、语言差异而产生个别甚至群体性冲突，在各地屡见不鲜。如三门峡水库10万移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迁移后不断与迁入地居民发生利益冲突，在迁移25年后又返迁渭南库区，此时又与库区农场工人因为土地利用而产生冲突。

3.2.8　局部社会失稳并产生社会信任危机

征地拆迁工作处理不好，造成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拆迁公司、被拆迁人与地方政府、用地单位与被征地村组、地方政府与与被征地村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近期出现的瀑布沟水电站水库移民、河北定州电厂灰场征地、湖南嘉禾城市拆迁造成的局部社会失稳事件等。近年大量的城建移民和农村失地农民上访比例分别高居城市建设和土地管理部门的首位，已经对部分地区的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3.2.9　生态环境破坏

移民的迁移可能导致迁入地人口密度增加、环境容量紧张、人类活动剧烈增加、水土流失更加严重、环境污染程度增加、生物物种灭失或者减少，从而产生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而影响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