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仲春,广州风和日丽,天空明净。身处广州市西南端的芳村街头,你会感觉时光相比仅十几公里外的珠江新城,迟缓了许多。周边很多老建筑和具有广州特色的城中村,都在诉说着这是流逝在时代背景下的老城区。
岭南文化的集中传播地:广州西关
芳村三面都临着珠江,其西南面则与广东的另一座名城佛山接壤,历史上曾经单列为区,直到2005年,才被划归广州老三区之一的荔湾区。历史悠久的荔湾区,在过去被称作“西关”,是极有特点的岭南文化的集中传播地。早在明朝时,荔湾就是中国对外通商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清朝,这里更是有一百多年时间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并诞生了大名鼎鼎的十三行。其地区商业繁荣的程度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有着“体味岭南文化到广州,不到荔湾就不算到过广州”的美誉。
如果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直至一百四十多年前,你会发现英国摄影师兼旅行家约翰·汤姆逊的一次奇妙之旅。他在环游中国时,留下了许多生动难得的影像资料,尤其是广州,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这个外国人在《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中说:“在江右岸的花地河下游,建立了不少茶叶商行和制茶作坊,对于那些对茶商和制茶过程多少感兴趣的读者,我现在愿意向他们做些介绍……我们先被带进一座大仓库,里面堆放着上千箱新茶,随时等候商人们来检验。茶叶的检验过程非常简单,外国品茶师来后,先分堆选取若干箱做上标记,搬出来称重,并仔细察看,作为整堆茶叶的样本。如果挑选出来的样本经检查合格满意的话,那么,全部货物就无须进一步检验而装上船……”
约翰·汤姆逊也详细描述了当时位于广州沙面的茶叶鉴定室与茶叶鉴定过程:“办公室隔壁是茶叶鉴定室,室内沿墙壁立着一排排整洁的架子,架子上摆满了不同尺寸的小圆锡盒,每一只上都贴有中、英文书写的标号和日期。这些盒子里装的是各种新茶和陈茶的样品,用来做口感、味道及形状等的比较,从而确定哪种可以销售。房子中央是一张长桌,上面摆着精细的白瓷盖碗,专供品茶之用。通常把样品茶放入碗里,用适度的热水冲开,并用计时沙漏计算茶叶泡开的时间;这些完成之后,就可开始品尝。这是鉴定上品的最有效方法……”
约翰·汤姆逊笔下的花地河又名山村河,本是珠江航道的一条支流,却因为是荔湾区(原芳村区)最大的内河,至今仍被称为“芳村第一河”。这是历史之眼对作为茶叶集散地的芳村的最早关注。而现在,广州芳村已是影响世界的茶叶“华尔街”,也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普洱茶批发市场。这里的茶叶近销国内各个城市村镇,远销欧美和东南亚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每年的总交易额据说达到了数十亿元。
如果说在中国普洱茶交易的平台上,广东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那么芳村就起到了晴雨表的作用。这里有着营业面积过20万平方米,涵盖南方茶叶市场、广东芳村茶业城、山村茶叶城、承鸿茶世界、锦桂茶叶市场、江南茶博园、古桥茶街等大小几十个市场主体的庞大格局。而由这里的数千家普洱茶店、近五万从业人员所组成的商品信息网,无时无刻不在撩拨着中国普洱茶市的神经。
而从广州芳村再往南,普洱茶可以一路到达香港,向东则可以去到韩国,前者是普洱茶自清末以来的销售集散重地,后者则是近些年新兴的消费市场。
广州芳村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曾经详细介绍了普洱茶历史上的老字号,尤其是易武的茶叶老字号,因为它们撑起了普洱茶今日声誉的大半壁江山。其实,在从清道光末年到民国中期的一段时间里,这些老字号中有相当一部分在香港设立了分号,以便于它们的产品向整个东南亚甚至是欧美地区进行辐射。
比如创办于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的同兴号,是易武山最早的茶庄,民国时其年产量有500担,在香港设立了天福泰公司;还有后来者——创办于1926年的鸿昌号,在20世纪30年代时到泰国设立分公司,名为“鸿泰昌号”,后来又在香港及东南亚设立了代理公司,形成跨国普洱茶营销网络。尽管鸿昌号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就消失在了岁月里,但其设在境外的分号至今却还存续。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很多早期的普洱号级茶都诞生于香港,并流传了下来。(www.xing528.com)
民国时期的香港茶庄,曾经流传一副对联,上联是“普洱铁观音松涛烹雪醒诗梦”,下联“龙井碧螺春竹院弥香荡浊尘”,商人们把普洱茶郑重地放在头号位置,充分说明了它在香港受欢迎的程度。
香港街头批零兼营的茶庄
在今天的香港市场,茶叶的销售仍主要由几大块组成:主要负责批发和进出口贸易的茶行(大贸易行),又称为头盘商;更灵活、可批零兼营的茶庄,是进出口贸易中的二盘商,它们中的一部分因为有自己的加工厂或作坊,同时具有加工商的作用,有能力按需加工一些特种茶;至于更小一些的街头茶庄,都要到茶行进货销售。而我们在香港影视剧中常见的茶楼、茶餐厅、饭店,则是市场链条的最终端,只负责茶水销售。
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一位茶叶专家,后来写了本《港台茶事》,他在书中惊叹于自己的观察:“香港每年要消费五六千吨普洱茶,平均每人每年差不多要喝1公斤。”香港人年均茶叶消费量是全中国人均茶叶消费量的近6倍。
对此,香港美食家、老饕蔡澜曾直接在他的《普洱颂》里写道:“普洱茶已成为香港的文化,爱喝茶的人,到了欧美,数日不接触普洱茶,浑身不舒服。我每次出门,必备普洱。吃完来一杯,什么鬼佬垃圾餐都能接受……”这种接地气的茶饮文化,跟香港作为普洱茶销售及中转重地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正是在这风云变幻的一百多年里,普洱茶从云南的茶山,走向各地乃至各个国家的茶市,直至拥有今天的国际影响力。
像在韩国,喝普洱茶已成为当今韩国社会精英的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各种财团会社的办公室里,少不了它的身影。而蜚声国际的韩流明星,也常将普洱茶作为一种化解压力且轻身减脂的饮品。至于韩国的僧侣,则钟情于普洱茶的老茶,为了收集那些珍稀的老茶,他们常常会踏遍香港的每一个茶仓。
欧美国家的消费者虽难以直接理解中国文化,但对于中国的普洱茶,他们却充满了热情,甚至还知道普洱茶的价格差异极大,而价格主要取决于茶叶的产地。“长在森林里的普洱茶叶比田埂上的价格更高,”在一本叫《品茶指南》的图书中,作者详细描述,“一些普洱茶的价格仅为每公斤几美元,但产自一些知名产茶地区的普洱茶价格偏高,比如老班章销售的普洱毛茶价格达到每公斤725美元。2005年,500克1941年生产的普洱茶售价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的广州
对于早自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起就在思茅(今普洱)设立了海关的法国而言,普洱茶的美妙已经跨越了口感,成为促进身体健康的功能性饮料,所以它常常被放在药店和百货商店的美容化妆品中出售,还会成为家庭摆设中的工艺品,以彰显主人对健康生活的重视。传统上以咖啡为最主要饮料的法国人,如今更多地将朋友间见面聚会的地点,定在了各种茶室而非咖啡馆,所以法国的人均普洱茶消费量已经从每年50克增加到了每年250克,这是欧洲国家人均普洱茶消费量的最高水平。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氛围中,中国普洱茶不断加快自己的市场扩张脚步,时至今日,它在法国已与葡萄酒齐名。
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中国茶文化已进入各个国家的文化中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普洱茶以一种生活伴侣的身份,进入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文化中,造就了它独有的风景,同时也在漫漫岁月中转化出特有的老茶,这些现今已是古董的普洱茶,会经历什么样的遭遇和故事,又会对后来的市场和人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看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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