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设计思想的风险启示——文化传承与现代应用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的工匠、手工艺人、文人和思想家们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历史遗存和宝贵的思想财富，通过梳理我国古代造物过程中的设计思想，可以窥见当时人们所持的思维方式和设计理念。连绵数千年而未曾间断过的中国文明的基础是同样连绵数千年而未曾间断的造物设计，其间凝结的造物设计思想，不仅指导了过去的造物设计，构筑了中华文明的基石，同样，也对当今的造物设计有着现实而有效的启示。从古代设计思想中获得启示，对于从多角度、纵深化的探索设计风险，帮助我们丰富对于设计风险的认知、应对当今诸多的现实问题大有裨益。

(1)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季羡林先生对其解释为: 天，就是大自然; 人，就是人类; 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东方先哲告诫我们，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这一观点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天人合一”的基本要义，也因其易于理解而被广泛引用。

对于“天人合一”，解释纷纭，莫衷一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已经有了丰富的阐述，儒家、禅宗、道家以及唯物论都以其各自的立场阐述了观点。由于阐述的多元性和语义的多重性使得“天人合一”这一观点深入人心，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不论是思想领域、文化领域或是生产领域，乃至人们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能被看作是“天人合一”的表现，以至于只要谈及中国的思想观念，必言“天人合一”。然而正是这种广泛性和虚无性使得“天人合一”难以被定义，但正是这种人人都在使用而人人都无法精确界定的事实背后，突显出这一哲学观念的巨大创造力和生命力，也因此成为解读中国造物设计的根本指针[1]。

“造物”，是取材于自然，施之以人工而改变其形态与性能的过程，因此，造物一方面涉及人们对于自然物的取舍，一方面涉及人们的生活态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天人合一”是我国秉承了数千年的最基本的哲学思想，这一思想是中国古代造物设计的基本立足点，其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人的造物活动、审美情趣、生活态度。对于当今世界，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已经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东方先哲“天人合一”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和普通民众所接受，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也更加深入人心。

(2) 重己役物，致用利人

对待器物不可玩物丧志，应注重人的本性和心志的修炼; 器物的价值不在于精美而在于实用、给人带来便利。

“重己役物”是中国古人长久以来对待器物的基本观念，如《尚书·周书·旅獒》:“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丧德，玩物丧志。”[2]又如《庄子杂篇·天下》所提倡的:“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庄子·天地》“不以物挫志”等。强调人作为使用工艺、创造器物的主体，作为器物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不应被物品所异化而丧失自我心志，即“重己”; 物是客体，器物的价值在于为使用者提供便利，而非器物本身，器物本应该为人所使用，即“役物”。这一观点与当今“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工业化大生产初期，人们一面为机械化、高效率的生产模式欢呼，因为大批量生产使得产品售价低廉，而另一方面，人们发现机械化生产的商品千篇一律，外观丑陋、功能简陋、粗制滥造、缺乏人性，使得生活品质下降，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强迫。“以人为本”强调产品在设计阶段要充分考虑人的需求，从而更好地为人服务，而“重己役物”更强调人的自主性和心性的修炼，倡导心志坚定、趣味高雅。

“致用利人”则指出器物的价值在于有利于人，强调器物的功能性。《管子·王辅第十》中书: “古之良工，不劳其智巧以为玩好，是故无用之物，守法者不失。”即，古代的能工巧匠始终遵循着一个原则，不浪费才智去做一些只为玩乐而无实用的器物; 战国时期的墨子也提出“利人乎，即为; 不利人乎，即止”的观点，即与人有利的就做，与人没利的就不做[3]。由此可见，中国古人在创造器物时十分注重其功能性，关心器物是否能够与人有利，华而不实、“奇技淫巧”的器物始终未能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这一观点与功能主义有所不同，“致用利人”强调功能实用，更强调与人有利，这种有利不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统治者个人的情趣好恶之上的，而是以最广泛的劳动人民为对象的有利。

(3) 审曲面势，巧法自然

造物时要根据不同情况妥善运用材料，利用材料自身特性，发挥材料最好的功用; 材料取之于自然，遵循材料的自然属性，巧妙运用，尊重自然规律，和谐共生。

“审曲面势”指工匠做器物，要仔细观察曲直，根据不同情况处理和运用材料，也指察看地势、形势。“审曲面势”亦作“审曲面埶”，《周礼·考工记序》: “或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东汉经学大师郑玄 (127—200年) 曰: “审曲面埶，审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及阴阳之面背是也”。后根据郑玄的注释，将“审曲面埶”引申为建筑物和自然环境的情势﹑外观﹑位置，如汉代张衡《东京赋》: “审曲面势，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清末朴学大师孙诒让 (1848—1908年) 释义为: “审曲者，审其曲也。面埶者，面其埶也。材有曲直，直者不待审而可知，审其曲者，然后见其理之所在。埶有向背，背者不可向以为用，面其埶然后顺其体之所向。”可见古人十分注重因材施工、物尽其用。

中国古人造物之才皆取之于自然，如《考工记》所述: “或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五材”在当时所指“金、木、土、石、革”，工匠们正是通过“审曲面势”，充分掌握材料的形状和性能，根据材料自身的特性施以人工制作器物的。在此基础上，更强调“巧法自然”，遵循材料的自然属性，材料来源于自然、服务于大众、最终回归于自然，一切顺应于自然的规律; 从自然界的形态中受到启发，师法自然。相传工匠鲁班 (约前507年—约前444年)，从带锯齿的叶子的形态得到启发，发明了锯子，诸葛亮 (181年—234年) 为在蜀道上运输粮草，发明了手推车— “木牛流马”，是把机械和仿生形态相结合的设计[4](图4-5)。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造物思想中与自然为友、和谐共生、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

图4-5 “木牛流马”模型②(www.xing528.com)

(4) 天地材工，各随其宜

造物需要充分考虑时间、地域、材料、工艺的因素，协调之间的关系，造出适宜的器物。

“天地材工”道出了造物过程中最基本的四种要素，《考工记》中记载: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揭示了这四种要素的核心。衡量一件器物的好坏，要将器物至于一定的时空环境下，体察材料质地之美，工匠技艺之巧妙; 在造物过程中同样要以合乎天时、地气，顺应材料质地之美，施以精湛技艺为前提，才能成就一件精美的器物。因此，套用当今“本土化”设计思想，可以将“天地材工”视为中国古人提出的最早的关于产品地缘时尚特征的论述。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李渔 (1610—1680年)，在《闲情偶寄》中谈及对于园林的营造时注有: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提出“精在合宜”。古代强调“宜”，按照秦李斯所著的《苍颉篇》对“宜”的释义为: “宜: 得其所也”，即将合适的行为、力量用在适合的场所。“各随其宜”表现出古人造物对于各种因素的考量，随机应变、灵活运用的智慧。

“天地材工，各随其宜”的造物思想，是在合适的时空环境下，充分考虑造物属地的文化、地理、气候、习俗等地缘因素，对质地精良的材料施以精湛的人工，制造出适宜的器物。这一思想体现着造物活动中客观科学的态度，是对不同文化和地域特征的尊重、是造物设计要符合客观需求的具体显现、更是使器物具备其独特性的本源。

(5) 技以载道，文质彬彬

造物技巧与思想文化相互依存、不断传承; 器物的形式与内容、装饰与功能要协调统一。

“技以载道”是中国古人对于技艺与思想、文化之间传承关系的一种论述。《易经》中记载: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古人认为“道器合一”，指出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器物的形成仰赖于人工技艺，因此“技以载道”是“道器合一”思想的具体显现。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对于“道”与“器”的轻重关系有其复杂性。春秋战国时期，造物思想和技艺空前发展，带来社会物质水平的提升，引发贵族阶层对于精美器物的贪恋和生活的奢靡，因此，诸子百家对于成就精美器物的“技”大多持一种抑制的态度，这一态度可视作基于维护社会统治的稳定而对腐朽风气的批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重道轻器的思想流传甚广; 而在民间，器物的精神性始终没有大过器物的实用性，器物所承载的“道”远没有“技”所带来的器物的品质来得更为重要。“技以载道”所体现的是，不可言说的“道”左右着可感知的“技”，思想理论指导着造物的工艺和技巧; 另一方面，“技”的高超以及由“技”所成就的器物蕴含着“道”，工艺技巧和精美的器物传承着思想观念和文化内涵。

“文质彬彬”体现出古人对于事物要求表里如一的思想观念。“文”同“纹”，即纹理，进而引申为表象、外表; “质”即质地，引申为里，内心; 彬彬谓之配合适宜。《论语·雍也》中指出: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内心胜过外表则显得粗野，外表胜过内心则流于浮华，只有内心和外表相适宜，才能成为君子。“文质彬彬”是古人基于认识事物的经验的总结，事物的外在和内在特征构成了事物的整体形态，因此古人认为无论是成为“君子”还是成就“器物”，都应该做到外表与内在的和谐统一，这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文质彬彬”在造物思想中体现为，要求器物的形式与内容、装饰与功能协调统一。

我国古代的设计思想内容丰富而又高度概括，提炼出造物过程中最精髓的影响因素，从宏观上界定了人、自然、材料、技艺、器物、思想之间的关系，并指引人们怀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认定和修炼自身心志、去创造和使用器物，使得器物有利于人; 尊重自然、效法自然、巧妙合理的运用自然界的材料; 注重时空、材料、工艺的因素，因材施工、因地制宜; 强调技巧与思想的相互促进与传承、器物形式与功能的协调与统一。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跨越了历史的横亘，对当今设计仍具有非凡的指导意义，更可进一步提炼出对于产品创新过程中设计目标风险的应对思路和方法 (表4-1)。中国古人的造物思想缔造了丰厚历史遗存和高尚的物质文明，同时也是厚重的中华思想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表4-1 设计目标风险应对思路简表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