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念下的理性与感性交织

在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意识中，构成现实原则的实质内容与价值尺度不尽相同。因此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文化视角来解析中国民间传统观念的理性和感性因素，以及之间的关系。

从整体来看，西方传统文化认识论的世界是二元对立的，即将世界划分为一个作为“主体”的精神世界和一个作为“客体”的物质世界。在这种二元的认识体系中，存在着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人工与自然等广泛的二元对立。在这种认识论中，人被视作是一个能够思维的“主体”，而包括人在内的现实世界则是基于人这一“主体”通过理性的认识、分析，从而把握的现实存在。因此西方传统的文化认识是基于“理性”而构建的，“理性”也成了衡量一切的、至高的价值尺度。基于这种价值尺度，西方人在认识世界、寻求真理、把握现实的一系列过程中无不显现着自古希腊以来数学和科学传统中重逻辑推理，以实验分析、比较和归纳从而得出结论的所谓科学理性，并逐步成为了统治世界的现实原则。在这一原则中强调经验的有效性和概念的精确性，强调数理化的、可定量的、机械而严谨的思维模式，强调运用科学理性对自然进行探究、征服、利用和占有。由于崇信人的认识能力，独尊理性的价值，导致人与世界的同一性的破坏，使人在“理性”的神圣光环中逐渐丧失了灵性自明，以至于在根本意义上丧失了人自身[1]。

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中的世界是一个有机而统一的整体，因此并不存在西方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客体”，因而也不存在诸如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三才者，天地人”[2]，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中一直将人与天、地等同并列，以三者并列作为探索宇宙、认识世界构成规律的基本框架; 中国人崇信“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万物的沟通融合、和谐相生，崇尚天地自然整体性和世间万物联系性的有机的宇宙观。在这一观念中，人被赋予等同于天、地的化育者，强调人类本性的重要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与体验，如《中庸》中所言: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3]又所谓“天时、地利、人和”[4]，无不是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现实原则来自于人的直觉和自省，并将这种人心的修养看作是把握世界、实现自我的最高形式的“理性”。这种现实原则以人的直觉把握和深切体验为基础、以模糊的综合定性描述为基本形式、以朴素的生命一体化信仰为核心，它重视体验的透彻和概念的宽泛，重视模糊笼统的整体思考和直觉把握的思维方式，重视通过自我的修养来调节心性，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5]。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原则，是理性与感性交织的生命化的原则。(www.xing528.com)

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对于人性的重视以及生命一体化的观念，使得传统观念中多富有仁爱宽厚和人文关怀的气息。对于风险问题的探讨，中国古人也更愿意凸显以“人”的视角去观察人、自然、事物间的关系，资源、势力的变化和流转，进而产生出“福祸相依”的古朴的辩证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