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音乐艺术和时装艺术的发展受不同社会、民族、文化、经济、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就其整个发展史与现实状貌而言,音乐和时装无不体现着在时代精神共振下二者内在理论、脉络和深层缘由等层面存在诸多相关特征,如追求人性的解放、生活的智慧、文化的力量,当然还有更高境界的自我身心表达等。事实上,这些相关特征存在的背后,便是它们自身蕴含并不断丰富和强化的功能上的彰显,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给我们诸多社会功能上的共性特点。
(一)审美要求
审美需要,其价值在于音乐和时装给人类带来内心的领悟、满足和快乐。而审美经验的获得是其终极目的。
文艺复兴,是对中古历史的复苏,更是人们自我意识的认同回归。其萌芽于古典,特别是对意大利的雕塑和建筑的兴趣,其崇尚艺术原则的比例和对称,正如罗马建筑师马可·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的身体描述成为自然界中比例最完美的典范,致使服装的裁剪开始试图遵循人体的比例,整体观照人体的流线和特征状貌,如“环状衣领”和“开缝服饰”等特征的表达。
音乐也是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艺术与其说是希腊古典风格的再生,毋宁说是新风格的创立。从显贵气派转向大众化;从宗教感情转向崇尚理性和追求人性的发展,强调直接可感的人的心境和感情的表达,与具有神秘、抽象、禁锢感情等因素的中世纪艺术风尚相对立。
如果我们从风格走向上看,文艺复兴时期更加注重音乐戏剧结构的多样性表达。例如,中世纪的单乐章弥撒曲到五乐章套曲结构的正规弥撒,尽管各乐章多半贯穿取自格里高利圣咏的“固定歌调”,但由于固定歌调、单调的“固定节奏”和其他中世纪经文歌的固定性结构模式,其本身宗教礼治给声部表现的多样流动局限到了“单一乏味”的境地,而对于高音声部旋律的生动和节奏的流动性,特别赋予人声表现的线条个性以及在戏剧性结构对称性表达的基础上凸现易变性原则上所形成的四声部新教圣咏,其社会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宗教音乐的表达内涵。
上述仅是审美经验获得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所在。而对于审美需要而言,其经验中还应包括情感的参与,因为这是音乐和时装审美经验的永恒存在;智力活动的投入,台下的观众对音乐和时装的观赏和聆听对象的意识是清晰明了的,思维活动自然积极活跃,能够把自己对审美客体的表演所引起的反应与先前的某些经验紧密联系起来;注意的焦点,目的是从直觉本能出发去敏锐把握音乐与时装在风格上的一致,融合一体一并呈现,音乐映衬下其服装所要表达的内涵和精神自然扑面而来;审美经验的品质,主要是由审美活动中的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决定的,审美客体需要具备足以引起主体反应的各种品质,审美主体也必须对客体具备敏锐的感知并“沉浸”于其中。总之,音乐和时装审美经验的获得更多需要建立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其结果直接指向丰富和充满意义的生活。不过,审美经验的个体差异是音乐和时装审美需要满足的重要方面,对其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个体所受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行为表现和人文素养的质量,当然还有所处文化环境的积极影响。(www.xing528.com)
(二)符号象征
音乐体现了音响的文化意义,时装体现了服饰的文化意义,二者的符号象征体现在人类经验发生联系的深层符号意义之中。例如,20 世纪50 年代,美国诞生了摇滚乐,“猫王”艾尔维斯·普雷斯身穿夹克,内着白色T 恤和紧身牛仔裤,手抱吉他,边弹边唱,使身穿紧身皮外套和紧身九分裤的年轻男子与摇滚一起狂热。女式通常身穿素色或碎花连衣裙,配背心或再加件外套,清爽干练。这种与众不同的时装风格与摇滚乐那种强节奏、重节拍的人声与电子音响符号相匹配,在与生活的叛逆形象和性爱相关的社会经验上形成深层的符号意义紧密关联。
(三)交流
音乐和时装的交流功能与语言不同,它们是特定社会中人们共同理解的一种情绪和态度的传递。在这里,音乐和时装易于被当作社交装饰或配置品,其风格易于形成共同理解的一种情绪和态度,以维系自身的语言表达习惯,并伴随交流内容和方式的不同,不断给予调整。这一功能的体现,仅从西方宫廷上流社会社交中便可一目了然,其音乐和服装所传递出来的无言交流具有强烈的文化力量。
(四)社会角色和规范的要求
在现代社会生活文化中,时装不仅具有社会角色功能,同时也在满足不同社会规范的要求。音乐亦之如此。其不仅符合一定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的需要,同时也被用作指令或警号。当然,二者均具有一定意义上的阶层示意功能,甚至有严格的阶层划分,其更多表现在18 世纪之前的社会、宗教和不同仪式文化中,以树立皇室或社会机构和宗教意识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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