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辉煌与一百多年的屈辱,让中国人对于科学技术抱有复杂而微妙的心态——一方面对它的威力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又对被“敌对势力”掌握的科学技术忧心忡忡。
二三十年前,中国人对待转基因的态度大致还是两种心态兼而有之——那时候,许多人对转基因抱以巨大的期望,而中国的科学家们在这个领域也的确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后一种心态逐渐在公众心中占据了上风。有人说,在现在的中国,转基因把人们分成了“挺转”和“反转”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而实际上,“挺转”的人数或许只是“反转”人数的零头。
我经常应媒体或者网友的要求对转基因问题发表看法,也写过几万字的转基因科普文章,自我感觉自己大概算得上是一个关注转基因问题的“活跃分子”。不过我其实并不赞同把人们划分成“挺转”和“反转”两个群体。在我看来,“挺”和“反”都暗示了根据立场说话的特质——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某种立场,就会陷入“选择性失明”的泥潭。作为科普作者,我对自己的定位是“行业观察员”,而不是“行业辩护士”。观察员的工作是把这个行业的信息如实地传达给读者——不夸大,不缩小,也不回避。虽然传达的过程中也会向读者表达自己的看法,但这种看法是基于客观事实的逻辑分析,而不是为了维护立场的牵强附会。“行业辩护士”则不同,其使命类似法庭上的律师,“为而且只为他的当事人服务”。
所以在我看来,只有那些传销般的“转基因辩护士”才可以称得上“挺转”人士,只有那些不惜造谣、传谣来吓唬公众的人才称得上“反转”人士。其他大多数的人,只是“支持”或者“不支持”转基因而已。
这不是文字游戏。“支持”与“挺”的区别在于:“支持”是有条件的,如果转基因产品没有符合既定的法规要求,或者从业人员违反了规范,那么就不会支持;“挺”则是无原则地、不惜扭曲真相地辩护,比如不敢直面转基因产品的局限,不惜“违法倒逼监管”,等等。而“不支持”与“反”的区别是:“不支持”只是因为转基因产品没有解决“我”的疑虑,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反”则是不顾事实、不顾逻辑,不惜造谣恐吓地抹黑反对。
在现实生活中,我几乎没有碰到过真正的“挺转”人士和“反转”人士。许多人只是“支持”,而被“反转”人士骂成了“挺转”人士;也有更多的人只是“不支持”,被“挺转”人士骂成了“反转”人士。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对待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否,不能不说是一种的悲哀。
把自己定位于“行业观察员”的更少的那一部分人,则成为“反转”人士和“挺转”人士共同攻击的目标。在“反转”人士看来,这些人说了很多转基因的好话,对这项技术充满了信心,无疑是“祸国殃民的恶魔”;在“挺转”人士看来,这些人不说转基因千好万好,还批评转基因行业的违规行为,比“反转”人士还要坏。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正是这种“反转”人士骂、“挺转”人士也骂的代表。(www.xing528.com)
虽然经常就转基因问题发声,但我对于转基因的网上争吵几乎没有兴趣。在我看来,大多数人都有正常的判断能力,对转基因的误解和偏见,并不是因为“愚昧”“无知”或者“利益驱动”,而只是因为接收的信息不全,且其接收的信息中有大量的虚假信息。指责他们,丝毫无助于他们改变态度——唯有尊重他们的判断能力,让他们相信你的诚实,水滴石穿地为他们提供真实的信息,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偏见。
在现实生活中讲解转基因,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两件事:一次是我遇见多年未见的朋友,在他情绪激昂地说了一通转基因的“坏处”之后,我说:“如果转基因真的是你以为的这样,我也像你一样反对。”因为彼此互相信任,我给他介绍转基因的相关知识时,他不时地用“哦,原来是这样”这样的话语回应我。另一次是在北大校友的一个内部论坛介绍转基因相关知识,一位听众说:“成天听说转基因这样那样,不太了解,所以今天来听你介绍。”
那位北大校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开放的心态——既然缺乏了解,那么就先去了解。许多人习惯于在足够了解之前,先选定立场,先表达态度。一旦他们选择了立场,往往就失去了客观了解的心态。面对不同的意见,面对不利的信息,不是反思对方是否有理,而是立刻进入“防御”“攻击”状态——争论变成争吵,再升级到人品指责、动机揣测、阴谋论,最后恨不得消灭对方。
有一本系统地科普转基因的书,书名是《转基因:给世界一种选择》。这个标题与我对转基因的态度非常一致。转基因是科学给世界的一个选择,而不是必然。人们是否接受它,取决于它为人们带来什么好处,能否打消人们的各种顾虑——这种顾虑不一定是理性的,但不理性的顾虑同样决定着人们的消费选择,而消费选择的权利需要受到尊重。
我想对那些想了解转基因的客观事实的读者说一句:不管是支持还是不支持,事实与逻辑,比态度与立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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