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盐行江海之间

盐之成，火盘出玉屑；盐之储，雪岭立平野；盐之运，白鲸过江河；盐之商，富奢骄王侯。

《两淮盐法志·开江图》

食盐专营，形成了政策性的产业集聚与产业格局，盐业及其关联产业成为强势产业，人、财、物的虹吸效应，深刻而持久地改变了社会。滨海滩涂，原为不毛之地，官府划界盐场，通过招募流亡、抽丁服役、组织移民、发配罪囚等充当盐民，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盐场之兴，是早期的沿海开发，一个个盐灶村落、盐场小镇就这样环列海疆。因盐兴城、因盐繁华，扬淮盐泰成为东南之盛。

一粒雪花盐，当它含蕴于海，运转无穷，当它结晶成盐，行走四方。它的折光里，映射出盐民、盐商、盐官、盐役等万千世相。几千年食盐专营制，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各环节的渠道越来越宽阔，管理体系越来越细密，盐商群体也应运而生呼风唤雨，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千山万水盐道难

传说，在尧的时候就有了官道，叫康衢。舜禹出巡，是亦有道。周建周道，秦有驰道。这些都是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而建的。人民往来，贸易交流，更多是靠自己的双脚开辟道路。著名的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就是这样的跨区域、跨国民间贸易道路，而比这二者更古老的，是盐道。

川滇古盐道

围绕着河东盐池和巴东盐泉，有多条古老的盐道。自古贵州、陕西、湖广（湘鄂旧称湖广省，亦称湖广）不产盐或缺盐，为了运盐，就有了秦巴古盐道、川黔乌江盐油古道、太行古盐道、川鄂古盐道等，当地人都说这些古道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伯乐相千里马的故事，就发生在太行古盐道最险峻的虞坂。《战国策》中记载了“骥遇伯乐”的故事，说世人不识千里马，让它拉着装满盐的车爬太行山。它的膝盖折断了，皮肤溃烂，口沫溅地，汗水满身，被鞭打着登到山腰，再也上不去了。正巧伯乐路过，一见就从马车上跳下来，抱住千里马痛哭，又脱下自己衣服给它披上。千里马低下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昂起头，高声嘶鸣，金石相撞霹雳雷震般的啸啸马鸣直上云天，它知道自己遇上了知己。此后，峻坂盐车、汗血盐车、骥服盐车就成了典故，比喻贤才困厄不遇。古代诗文里，盐车之典常伴着贤才屈沉的郁悒悲叹，如李白《天马歌》“盐车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陆龟蒙《记事》“骏骨正牵盐，玄文终覆酱”。这个故事也是史书对盐道的最早记载。太行古盐道是河东盐输出的重要通道。古盐道是挑夫们用肩和草鞋、用血汗和生命开辟的，山间小道、石垒道、栈道、槽道、栈桥、渡口等蜿蜒成路，一包盐二百斤，重得压死人，下雪天冻死人，三伏天晒死人，悬崖边一脚踩空掉下山谷摔死人，山匪抢财要杀人。单是自贡，“盐担子”（挑盐的）常年不下两万人，冒着风霜雨雪，穿行在川、黔、滇的悬崖峭壁。盐是咸的，浸透了盐民与运夫的汗与血。

虞坂

秦巴古盐道人工槽道

运盐船队

海盐的运输主要是水路。水运有海、河两途，河运为重。为了运输通畅，历代帝王都下令开凿或是疏浚运河，吴王有邗沟，隋炀帝有大运河。江淮间有数条盐河，都是历朝为运盐而挖浚，比如串场河，连接两淮众盐场于一河，盐运便捷。日本遣唐使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时“盐官船运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圆仁渡海入唐即从今盐城市阜宁县北沙上岸。杜甫有诗句“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夔州歌》），唐笔记小说《河东记》说扬州坝堰“舳舻万艘，溢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都可佐证唐时水路盐运和粮运一样兴盛。明清时，淮盐外运之河道更是四通八达。清代淮南盐远销湖广，转运大半个中国，其水程先汇之东台，再经盐河运至泰州、扬州，最后运抵仪征十二圩总栈，再沿长江运往扬子四岸（湘、鄂、皖、赣）。水路有水路之险，明代诗人边贡《运夫谣》写船户之悲：“运船户，来何暮，江上悍风多，春涛不可渡。运船户，来何暮，里河有阐外有滩，断篙折缆愁转般，夜防虫鼠日防漏，粮册分明算升斗。官家但恨仓廪贫，不知淮南人食人。官家但知征戍苦，力尽谁怜运船户。”清代文学家汪中的《哀盐船文》，记载了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仪征一次盐船火灾，“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清代盐船最大的火灾发生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武昌，大火从凌晨三时烧到上午九时，盐船烧毁四百多条，其他商船六百余条，死者数千，盐商损本五百多万两银子，消息传到扬州，盐商们“魂魄俱丧，同声一哭”（光绪《两淮盐法志》）。

盐运车旗标

陆路难，水路难，盐道之难更难在重重关卡重重官。为防私盐，历朝历代对海盐运输的放销、发运至岸实行全过程检验稽核，尤为注重运程中的检查，不断增密证照、关卡、程序、度量，务使其繁密而条贯。一般商运从盐场买盐到开江发运的流程，是放销、计量、包装、验放、开运。而据《淮鹾备要》介绍，清代则有纳纸硃、滚总、开征、请单、捆重、过坝、塔报结报、放引、过桥、呈纲造马、所掣、解捆、纳加斤、临江大掣等14道手续，商人所须办理的手续有“八开”之目：开征、开请、开重、开坝、开桥、开所、开捆、开江。其间，光称量至少得有四次，即捆重（盐场称重发盐）、过坝（泰坝设监掣所专司称重核验）、开捆（江运前盐包由大换小再次称量）、开江（盐包装入江船最后抽检重量）。中国海盐博物馆展陈文物中有衡器（称重器）多件，有石权、铜权、场斗、铁权、磁权等，其中大丰小海场石权，鼓状，白石，已呈玉色，为掣验盐斤的专用衡器，器物顶部有“麻绳曹平四两”“校准磅砠一百四十七磅、司马砠一百零五斤”等字样，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样繁密的检查，加重的是贿赂浮费，不谈官，就谈吏，运司衙门仅书吏就多达十九房，商人请引办运，光文书就得核验十一次，次次都得打点。

小海场石权

管理越简单越高效，越繁琐越低效。管理制度僵化的表现，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看它是不是越来越繁琐、寻租空间扩大。当它越来越繁杂，问题却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那就说明这种制度从一开始就有致命缺陷，积重难返。千检万防，私盐泛滥，这种盐政制度该被推翻了。

潮打盐仓千岭雪

世人皆知杭州有西溪湿地，少有人知道江苏盐城也有个小镇叫西溪。杭州西溪宋代才设镇，盐城西溪汉代即已设镇。这个西溪在古代名头更大，范仲淹给它站台吆喝，题诗“莫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他说当朝宰相吕夷简、晏殊都曾在西溪为官。加上他自己，西溪走出去北宋三相。吕夷简、晏殊、范仲淹先后在西溪做的什么官？盐仓监。

西溪胜境牌楼

西溪海口古栈道遗址

西溪既有盐场，又有盐仓。宋代盐仓隶属于盐监，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以后，有些盐监先后废置，海盐收聚专卖由盐仓监署理，如西溪仓、如皋仓。以本来是辅助环节的仓储为盐业盐政中心，这在整个古代盐政中虽是孤例，倒是凸显了仓储在古代盐业中的重要性。盐业专卖从春秋时期齐国始，略无遗漏的收盐制度也就同步开始了，齐国始行“征而积之”，汉代“凡盐之入，置仓以受之”，粒粒归仓当然是官府从源头上防范私盐的最好举措。盐民煎盐尽归官仓，盐的存储也就成了盐政大事。盐这种特殊产品，遇湿则融，又易污染，因而历朝历代对盐仓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和要求。其存储类型，主要有收纳和中转两类，收纳类又有官盐仓、便仓、商垣等。

官盐仓就是官府出资建立的存储盐的仓库，在各个时代各地的称谓也各不相同，还有称为廒、坨、廪等等。盐仓在历史上还立过奇功。太平军起义不久攻占永安城，被清兵围困六个多月，城中各种物资消耗殆尽，为了获取盐，太平军在城内官盐仓掘地三尺，把墙土地泥收聚起来用水煮，然后再滤去土，以此获取一点盐分，就这样熬到突围。这是特例，却正说明盐仓有储备食盐的功能。为平抑盐价，唐时仿汉代谷米常平仓制，在非产盐区建盐仓储盐，商绝盐贵时，官府用平价出售，来稳定盐价，称为“常平盐”。仓库的用途就这样拓宽了，不但可以收聚、可以保质，而且可以储备，可以调节流通。

《熬波图·团内便仓》

官仓是收取正额盐课之盐的仓库。而便仓则是为收买灶户余盐设立的仓库，灶户交纳完官府规定的正课盐，余下来的盐叫余盐。便仓职能一是收贮米谷，二是收放灶户余盐，三是偿付灶户余盐工本米。便仓形制与官盐仓相同。《镜花缘》中演绎武则天故事，说武则天赏雪饮酒，醉令百花盛开，唯牡丹不从，武则天大怒，令人掘其根烧其枝，牡丹竟得不死，流落洛阳与盐城，今盐城有一镇出枯枝牡丹，这个镇的名字就叫便仓。

便仓枯枝牡丹

商垣是清代储存盐的商栈。清代的盐商分场商和运商，场商在指定的盐场收购所产的盐，运商则从场商手中凭盐引买盐，再销往指定地区。场商就必须在盐场所在地建立堆放食盐的货栈。

滩头盐廪，与滩晒法同步出现。晚清民初，泥池晒盐普及。由于滩晒的场地规模大，产量大，在泥池滩设计时就增加了滩头廪基的安排，以满足海盐储存和驳运的需要。如八卦滩在每份滩的中心，即结晶池的中央设立廪基，原盐扒出后既可就近堆廪，又可通过滩中的胖头河将盐驳运出滩。后来兴起的对口滩，为就近扒盐堆廪、装船驳运，在结晶池旁、运盐河边设计廪基。

盐田盐廪

除了收纳类的盐仓，在运盐过程中为方便储存还设立转般（般即搬）仓，这就是中转类的盐仓，一般建在交通枢纽和或者销售中心。江淮一带有著名的真州转般仓，真州即今天的仪征市。历史上真州是江淮河运的要道，隋唐时期就是盐运、漕运的中转之地，宋孝宗时该地盐仓库房多达三百余间，真州因此成为繁华富庶之地，俗语有“船到仪征小，人到扬州老”之句。宋代诗人刘宰有诗慨叹真州“沙头缥缈千家市，舻尾连翩万斛舟”（《送邵监酒》），真州“转运半天下”的兴盛，离不开转般仓的贡献。

鱼盐之中起巨子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许多中国人，都会记得《孟子》的这几句话，也就会记得孟子在这几句前文列举的六位困境中崛起的名人，“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这六位还都跟盐有关系。

运城虞舜抚琴歌《南风》塑像

虞舜，《礼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是第一首歌颂盐业生产的诗，“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相传即为虞舜所作。盐给了舜雄厚的财富，稳定了他的统治。

傅说像

傅说，奴隶，洪水冲断运盐古道，被征筑路。修路时，傅说发明了“版筑”（夹版中填入泥土，用杵夯实的建筑土墙的方法），轰动朝野，天下知名。太子武丁布衣出游，也来找他叙谈，武丁即位后，即从奴隶中找出傅说，任其为宰相。传说傅说还用盐和梅调和鼎鼐做羹，鲜美和正，盐梅与调鼎也成了典故，常比喻国家的栋梁之材，唐太宗的诗《执契静三边》中有“元首伫盐梅，股肱惟辅弼”之句，唐玄宗的诗《端午》中有“盐梅已佐鼎，曲蘖且传觞”之句，都以盐梅比贤臣，表达自己纳贤招才之意。傅说起于修筑盐道。(www.xing528.com)

管夷吾，即管仲，在齐国为宰相时，始行官山海，是我国盐业专卖的第一人，后世尊为盐宗。

百里奚，虞国大夫，国亡后为晋人奴，秦穆公征召商人去卫国载盐，商人用五张黑羊皮买下他，让他赶盐车。盐车满载回秦，秦穆公来看盐，见拉车的牛都很疲弱，唯百里奚所驭之牛很肥壮，一番交谈，发现百里奚的才华，授以国政。百里奚起于盐车之驭。

孙叔敖，《史记·循吏列传》中排在第一，三起三落无喜愠，辅佐楚庄王成霸业，是古今官员的榜样。但司马迁对孙叔敖担任楚国令尹之前的经历几无记载。孟子说他“举于海”，在海边以什么为生？东海只有鱼盐之利，一般认为孙叔敖在海滨也是贩盐。《史记》明代监本（国子监校印出书，官刻）在《货殖列传》“蘖麹盐豉千瓵”句下，注引“孙叔敖云：瓵，瓦器，受斗六升合为瓵”，可见孙叔敖治国细谨、事无巨细，对装盐的器具计量都统一标准，这跟他贩盐出身也有关系。《韩非子》说孙叔敖贵为令尹却“粝饭菜羹，枯鱼之膳”，自奉如此俭约，可不是装的，优孟摇头而歌的故事，起因就是他死后儿子穷到砍柴为生，其廉洁无可置疑，而其习食枯鱼（咸鱼干）也应是海边贩卖鱼盐生活所养成。

盐城水街盐宗祠胶鬲塑像

胶鬲，古今第一盐商。《封神演义》叙写商周鼎革，编入胶鬲故事。纣王妃苏妲己筑巨池聚毒蛇为虿盆，欲投宫女喂食为戏。上大夫胶鬲不忍，面谏廷争。纣王大怒，令将胶鬲投进虿盆，胶鬲大骂纣王暴虐昏庸，跳摘星楼而死。这与史书记载出入甚大，《国语》直说商朝灭亡是因为妲己和胶鬲，一是红颜祸国，一是重臣叛国。《国语·晋语》记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意思是殷辛也就是商纣王征讨有苏氏，有苏氏战败，进贡美女妲己，纣王对苏妲己荣宠万千，商朝就因为妲己和胶鬲灭亡了。《吕氏春秋》中两次提及胶鬲与周武王订盟判商，其《诚廉》篇说“王使叔旦就胶鬲于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周武王派自己的弟弟姬旦找到胶鬲，与之血盟，承诺灭商后给胶鬲加官进爵。《贵因》篇记载武王发兵，纣王派胶鬲来打探，武王让胶鬲返报纣王，定甲子日到商都朝歌城下决战，道中大雨，士卒苦雨不前，武王强令行军。武王说，如果我们甲子日不到，纣王就会因为胶鬲无信而杀了他。周军急行，甲子日赶到朝歌之郊，商军已列阵以待，但商军大叛，这就是胶鬲、微子等叛臣的功劳了。胶鬲这个改变历史的人物，其初即贩卖鱼盐，是周文王发现其为人才，推荐给纣王。山西夏邑最早建盐宗庙，后江苏扬州、泰州、盐城都建盐宗庙，现唯扬州仍存。盐宗庙里供奉三位盐宗，一位是海盐生产的创始人夙沙氏，一位是食盐专营的创始人管仲，还有一位就是作为盐商之祖被供奉的胶鬲。

扬州盐宗庙神像，从左至右为管仲、夙沙、胶鬲

猗顿学商于范蠡

孟子所举生于忧患的六位巨子，都跟盐业有关，这也说明夏商时代盐业的发达超出想象，不但影响经济与民生，而且与政治交织，成为国中大事，吸聚并输送人才。盐商之记载，不绝于史。《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战国时的七位大商人白圭、猗顿、郭纵、乌倮氏、寡妇清之先世、卓氏、孔氏，除了白圭与乌倮氏，其他人都因经营盐铁而巨富。

《盐铁论》说：“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一个商人，可与天地江海相提并论，这商人生意要做到多大，要有多富？《孔丛子》说猗顿本姓王，是鲁国的贫寒儒生，白手起家，因在猗地致富而被后人称为猗顿。最早猗顿“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种地养蚕都不行，他没有气馁，又去跟大富翁陶朱公即范蠡讨教生意经，范蠡指点他蓄养牛羊，先养母畜生仔积累资本。猗顿畜牧起家后，又开发经销河东盐，顿成巨富，《史记·货殖列传》说“猗顿用盬盐起”，“与王者埒富”。

春秋战国为中国社会之大变局，在孔孟开辟士仕之途外，胶鬲猗顿这些人货殖而富，也开辟了一条商贾之途。士农工商四民中，士与商地位日渐超拔，不与农工等列。士是官的后备队，商则因富而倾国。正是自胶鬲猗顿起，众商之商，一个越来越壮大的商贾团体——盐商走出历史的地平线。

扬州盐商竞豪奢

元代诗人杨维桢有两首写盐商的诗，一首是《卖盐妇》，“卖盐妇，百结青裙走风雨。雨花洒盐盐作卤，背负空筐泪如缕”，描写一位妇女丈夫儿子都被征战亡，改嫁盐商依然艰辛度日。诗中的盐商竟然让自己老婆挎篮叫卖，穿的也是破衣烂衫，这盐商穷得出乎我们的想象。还有一首诗就是大家熟悉的《盐商行》：“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析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这首诗夸说贩盐的暴利胜过做官封侯，在当时做个大盐商成为众多男儿的人生理想。

盐店招牌

古代中国一直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但由于商者输通有无不可或缺，又生财致富，掌握着物资与财富，所以历代统治者执行抑商政策总是有弹性的。即以开始重农抑商法律化的汉代论，《史记》曰“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又规定商人及其子孙“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这是对商人又抑又辱。但汉武帝时，超擢东郭咸阳等大盐商和商贾之子桑弘羊来推行盐铁官营，其所用盐官大都盐商出身。抑商政策在反反复复中越来越松动，晚唐时规定工商业者改业三年之后就可入仕，宋代规定“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商与仕的通道被打开，因而“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所以，宋元以后，商人的地位逐渐提升。在《金瓶梅》以及明代话本小说中，大都是西门庆这样的商人唱主角，正是社会阶层结构中商人地位上升的体现。

就盐商而言，自唐实行榷盐法后，盐商在支撑食盐专卖体制上越来越重要，成为官府进行盐政管理的协助力量。财富与权力倾向盐业，盐商地位越来越高，宋代实行折中法，明代仿宋推行开中法，募招商人输运粮草到边关，这是将官府的职能分与商人，自然也给商人更多权力、利益空间。北宋蔡京执政时，给予盐商“黄旗公据”的特权，朝廷将官方特用的黄旗发给盐商，运盐船将黄旗插在船头就可以优先行驶，官船与其他商船一律让道。明清两代，还设商籍给予盐商子弟科举特权。也正是在明清两朝，人口快速增长，工商城镇进一步繁荣，盐商生存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都已趋好，焉得不兴？处两淮海盐盐场之腹心的扬州，又是扼守运河河运与江运的咽喉，官府把盐业垄断管理机构两淮盐运史和两淮盐运御史都设在此，盐商因而汇聚扬州，形成富商群体。尤其是明代实行纲盐制后，商专买制形成了有别于普通商人的专卖商阶层，造成了盐专卖商对盐业的垄断，大本大利。扬州盐商基本垄断了两淮盐运销的所有环节，官商结合，其声势之煊赫与财富之雄厚一时无二。

扬州盐商“富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有学者统计扬州盐商每年总收入在五百万两，而其时大清一年总收入在四千万两上下。扬州盐商富可敌国，生活豪奢，炫富之举骇人听闻，有从苏州买来不倒翁全部放入河中供人观看，致河流堵塞；有花万金买来金箔体验一掷万金，在塔顶迎风抛洒，金箔灿烂，炫人睛目；有用人参、黄芪、白术、红枣喂养母鸡，每只鸡蛋须银一两，每天必食两只。虽也有喝稀粥就腌野菜者，但都成了奚落对象，比如恶搞周扶九，说他一顿饭只买一个铜板的盐豆做菜，还买来十几家店铺的盐豆一粒一粒数，然后选豆粒最多的人家买。整体看扬州盐商，其习“竟尚奢丽”（《扬州画舫录》），使彼时的扬州成为世界之都，成为古代中国都市文明消费文化的极致。盐商们热衷修园子、比厨子、养戏子，客观上也促进了城市建设与饮食、戏剧等文化艺术的发展，扬州园林、徽州建筑、淮扬菜、扬州八怪、徽剧等都因之而兴。雍正说盐商“骄奢淫逸，积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盛”。乾隆带着皇子们巡游返京，有皇子睡过了，误了早读，乾隆数落他：你想睡懒觉，你怎么投胎到我家啊？你该去做扬州盐商家的公子啊。但也正是这些皇帝助长了扬州盐商的奢华之风，康熙、乾隆各六次南巡，扬州盐商竭尽靡费，“凡有可悦上意者，无不力致之”（汤殿三《国朝遗事纪闻》）。乾隆在瘦西湖游览，就说了一句可惜没有北海的白塔，江春等盐商听后连夜修造，第二天，乾隆就看到高大的白塔矗立在五亭桥不远处。《国朝遗事纪闻》记载乾隆驻跸扬州城北天宁寺，遥见夕阳中有城楼一角，走近却不见，怅然为憾，大盐商们又是一夕建楼，乾隆慨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扬州瘦西湖白塔

江春是扬州大盐商的代表，就是2018年央视热播剧《大清盐商》男主角汪朝宗的原型。他是乾隆朝扬州八大总商之首，“一夜造白塔，六接乾隆帝”，乾隆六下江南，均由江春承办一切供应，其中两次就入住江春的别墅“康山草堂”。江春“以布衣结交天子”，后人称其为“天下最牛徽商”。他担任两淮盐业总商四十年，两淮盐业达到鼎盛，深得乾隆器重。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邀请他参加在乾清宫举行的“千叟宴”，可谓备及恩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江春家养的戏班子“春台班”，与“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一道奉旨入京，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祝寿演出，这就是著名的催生京剧的“四大徽班进京”一事。晚年，江春家财耗空，乾隆借他本钱做生意，两次赏借皇帑五十五万两。江春死后，子嗣生计艰窘，乾隆念旧，令众盐商出银接济他的儿子，自己也赏赐其子白银五万两作资本。一介布衣商贾，得帝王如此荣宠，史为仅见。

油画《徽剧进京》

盐商拉拢盐官，盐官依赖盐商，官商勾结是常态，但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两淮总商甚至凌驾于盐政大员，史载康熙年间巡盐御史张应诏每当总商们进见就说：“太爷们，你饶了我吧。”道光十七年（1837年），上任才一年的两淮盐运使刘万程自杀，道光帝下旨查明死因，但也不了了之。《清朝野史大观》中倒是讲得有头有尾，说刘万程强迫盐商们在正供之外另筹报效款若干，盐商不答应。淮南盐商首总黄至筠“首倡不纳课之议，七总商附和之，议遂定”。盐商抵制鼓噪，“运台始虽主张抑商，至此无如商人何，又恐干吏部议，进退失据，识短情急，遂悬梁自尽死”。其时，扬州盐商已经败落，但依然有如此之势，挟持盐课，胁迫盐政。

清人说，“天下第一等贸易为盐商，故谚云‘一品官，二品商’。商者，谓盐商也”(欧阳昱《见闻琐录》)。扬州盐商，交结权贵，攀附王权，富豪冠甲天下，挥金如土，穷奢极欲，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几百年，酣醉人间繁华不知悲风起。

繁华散尽儒道存

爱此东篱种，移栽列小堂。清能标晚节，开为近重阳。人亦与之淡，秋还著意长。不须勤护惜，原自远风霜。

这是江春的诗，诗名《重阳前四日分赋盆菊》，江春就是上文提到的清代大盐商，“人亦与之淡，秋还著意长”，意境清远而自然，几可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论。江春身为两淮八大总商之首，却总爱与文人雅士结交，总想让人忘却他的商人身份。《重阳前四日分赋盆菊》这首诗就表现了他的儒士情怀。

歙县徽商故里碑

江春是徽商，扬州盐商中有徽商，有西商，西商即山西陕西的商人。淮商多非淮扬人，本籍人只占“二十分之一”（万历《扬州府志》）。扬州盐商中徽商渐渐成为主体，近代诗人、政治家陈去病说过：“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这话不准确，明朝时扬州竹枝词就唱“乡音秦语并歙语”，那时山西、陕西、安徽商人都很多，西商与徽商关系并不和睦，在商籍等问题上屡出纠纷，争斗百年，明清鼎革，时移世易，最终“徽进、陕退、晋转”。徽商给扬州盐商带来了根基，这就是儒商之风。徽州是“程朱阙里”，素有“东南邹鲁”之称。程指宋代大儒程颢、程颐，朱指的是朱熹，阙里代指孔子家乡曲阜。二程与朱熹祖籍都是徽州人。徽州文教昌盛，民风好学尚文。但徽州多山，人多地少，因而徽州人多经商，徽州人自己有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人肯吃苦，重诚信，有“徽骆驼”精神，又重宗亲相互提携，明清时成为全国性的商帮，致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虽身在商贾，但骨子里尊崇文化。戴震就说徽商“虽为商贾，咸近士风”。

小玲珑山馆

小玲珑山馆

扬州盐商之豪奢，世人皆知，时人贬之谓“盐凯子”，《儒林外史》中的称呼是盐呆子，嘲讽他们是有钱不知道怎么花好的冤大头式暴发户，这就遮蔽了他们的文化创造和儒生情怀。以江春为代表的扬州盐商贾而好儒，不失儒士之义，常守儒生情怀。这首先表现在他们有家国大义。扬州盐商是有钱，生活也很奢靡，但他们也是为国捐金最多的一批人。不谈他们作为包商上交的盐课，就谈他们的“报效”金，那就是一笔巨资。凡有军需、赈务、庆典等，扬州盐商都急公报效，多则百万，少也数万。清朝盐商各类报效总数在八千一百余万两。他们还兴办公益，建盐义仓、务本堂、水龙会、收养所、医药局、育婴堂等社会防灾与救助机构。

扬州徽商热衷文化，他们招延文化名流，对待文坛名宿朱彝尊、袁枚、全祖望、钱大昕、戴震、杭世俊、厉鄂等像对待权贵一样。他们刊刻收藏书籍，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人称扬州二马，在扬州建造了一处园林，名为街南书屋，园内有十二景，其一为小玲珑山馆。小玲珑山馆内建有丛书楼，藏书百橱，多达十余万卷，藏书“甲大江南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馆，采访遗书，马氏后人进呈藏书七百七十六种，位居江、浙四大藏书家之首。他们大兴诗文之会，组织各方文人聚会，与文人相唱和，扬州城内几乎天天有琴箫吟哦的文人雅集。他们兴办书院、义学，先后办了安定、敬亭、甘泉等书院，在扬州创立十二门义学。他们还热衷学术研究，江春与扬州二马等在学术著述上都有创造，扬州学派的形成与兴盛也正是有了他们的支持。他们对园林、书法、绘画、戏曲的贡献更是无人不晓。扬州徽商对文化可以说到了崇拜的地步，他们藏书养士，供奉贫穷文人，厉鄂、全祖望等都曾寄住在江春等盐商家。清朝中叶文化学术的繁荣离不开这些盐商，而这些盐商也把文化融进自己的家族传统中，在自己子孙身上完成由贾到儒的转变，走上仕宦之途。

张謇铜像

当然，也正因为盐商们从未把经商视为正途，而是以士仕为正道，从不认同商贾，做了这个职业却没有职业认同，也就没有彻底的商业精神和商业人格，更不可能形成与财富匹配的独立政治力量与作为社会阶层的主体意识，未能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和近代产业。盐商们只是寄生盐业以获利，获利多投资田产房产，对制盐技术和盐业体制的改进几无投入，这也是制盐技术发展停滞和盐政屡屡崩溃的重要原因。晚清张謇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以近代企业形式组织生产，“集股经营，使用机器，雇丁日夜轮煎，而且注重生产的改良，盐场的整顿，工资的提高，成本的降低，消除官僚气息，增强职务观念，已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徐弘《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由于守旧势力反对、非市场化的盐业体制，再加上气候灾害等，张謇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专卖制下的盐商就是包税商，清朝后期社会动乱，官盐积压难销，道光七年（1827年），盐商亏欠盐课一千一百七十五万多两银子，到道光十年（1830年），积欠达六千三百多万。盐商资本日绌，破产弃业者众。陶澍开始盐法改革，废引为票，盐商垄断优势丧失，再加上之前报效朝廷、奢侈开销数额巨大、购买田产、应付官吏卡索等原因资本日蹙，扬州盐商和两淮盐商一起衰落，后太平天国起义军与清兵鏖战于宁扬，兵过劫掠，扬州盐商彻底沉入历史长河。国穷民穷，清王朝走向衰亡。扬州盐商由于依附王权，没有形成独立力量，也没有将资本多投于盐业生产，所以其败也忽。但扬州盐商的儒商品格和遵从文化的自觉，却余风流回响，令人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