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综艺：回归价值创新路径

——以《一本好书》为例

孟繁静 郝一林

摘要：大型场景式读书节目《一本好书》作为电视界的现象级节目，对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起到了先锋引领作用，并成为集德智美三重社会意义于一体的节目范本。本文以《一本好书》为研究对象，尝试从节目的仪式化重构、内容和样态的审美转向、价值观塑造以及传播效果检视等几个方面，分析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所具有的特征，以期为我国综艺节目向文化领域纵深发展和内容、形式的创新提供借鉴。

关键词：文化类综艺；仪式化重构；审美转向；价值重塑

《一本好书》是由实力文化和腾讯视频联合出品的场景式读书节目，第一季自2018年10月起在腾讯视频和江苏卫视陆续播出后，获得业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豆瓣更是给出了9.3的超高评分。

《一本好书》选取了《月亮与六便士》《人类简史》《万历十五年》等兼具思想性和文学性的11部经典文学作品，以场景式读书的节目模式，通过11种量身定制的舞美效果还原书中的经典场景，同时辅以学者专家对作品的解读和品评，引领受众以观看的方式品读文学经典。

第一，在节目的形态上，首创场景式读书形态，将阅读行为场景化、可视化、戏剧化和影像化。近两年来，《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读书类节目在我国频出，口碑、流量均得到良好反馈的同时，还引领了我国的文化热潮。与以往该类型节目不同的是，《一本好书》创新性地对书籍进行场景可视化创作，通过戏剧、影视的艺术形式高度还原书中的场景，革新了节目展现文学作品的方式，使观众从单一的听故事转变为进行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信息接收，极大地丰富了题材的艺术性，增强了节目的可看性。另外，节目中还设立第二现场，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专家对当期展现的文学作品进行品读，辅助观众理解作品内涵，进而增强节目的文化属性。

同时，《一本好书》在探索话剧、影视和综艺的边界，在融合三种艺术形式方面做出了创新尝试。节目采用环形舞台以确保增强题材的包容性、提高转场效率，为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和展现打下了良好的硬件基础。从节目呈现方式来看，将每一部文学作品的内容通过话剧的形式进行展现，但在此基础上，为了使话剧形式进行影视化呈现以符合观众的收视习惯，演员的舞台调度、机位的布置和配合都需要按照综艺节目的制作思维进行改良和调控。《一本好书》的良好口碑彰显了观众对这类节目模式的肯定，该种节目模式在未来如何推进、演化等也是创作团队需要思索的问题。

第二，在节目的叙事上，以点带面呈现内容，激发观众的视听阅读兴趣。《一本好书》打破以往“讲故事”的固有思路，避免了面面俱到的叙事手法。节目并未停留在对作品内容的改编或将内容全部呈现给观众的阶段，而是选取重点片段进行展现，以激发观众对原作的兴趣，再主动回归原作进行细读。同时，在第二现场的学者专家品评中，节目摒弃了以往文化类节目中带有极强专业性的、关于作品文学价值的探讨，而是将重点放在对作品内容的关注上，比如分析书中人物的心理状态等，这种方式不仅能辅助观众更好地理解作品，而且更容易使观众产生共鸣，从而激发观众的收看兴趣。

第三，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符合大众的审美取向，契合节目创作理念。作为一档文化类综艺节目，《一本好书》既要保证书籍的文学价值，做到文化引领，同时还要兼顾舞台呈现效果以及观众的接受程度。该节目的宣传标语是“一本好书，一生之书”，因此，节目组挑选的《月亮与六便士》《万历十五年》等都是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得到读者与社会普遍认可、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作品，同时还便于将场景可视化。在文学价值、艺术效果与受众接受三者兼顾的理念观照下，节目才能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契合“推荐好书”的节目创作初衷。

第四，在演员的选择上，多用具备高专业素养和丰富舞台表演经验的话剧演员或老戏骨。对话剧艺术而言，演员对于人物角色的塑造是影响观众进行艺术欣赏的关键所在，《一本好书》以话剧的形式对文学作品进行展现，演员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节目的效果。同时，在综艺节目的创作框架下，节目对演员的走位、调度进行了全新的规划。而受到节目时长的限制，演员又需要打破话剧舞台上的表演理念，迎合综艺节目的创作要求。因此，《一本好书》邀请了王劲松、赵立新、黄维德等专业素养高且有话剧功底的演员，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完成内容的展现和人物的塑造，同时把握张弛有度的演绎和适当有效的情感爆发，确保了节目录制的顺畅性，以及节目效果的可看性和艺术性。

第五，在节目的传播上，契合了新媒体的传播理念。《一本好书》每期都会推出三个版本——完整版、特约版、品书版。完整版的时长为90分钟左右，内容完整丰富，保留了节目的信息量和艺术性。特约版的时长为20分钟左右，主要以导演的视角，通过实时拍摄的画面和导演本人的阐述，让观众了解节目背后的故事，与完整版形成了一前一后的内容呼应。品书版的时长在30分钟左右，以第二现场的内容为主，辅以第一现场的场景画面，更多地展现专家学者对于书本身的品评。特约版、品书版契合当下短视频的发展趋势，并非依靠后期制作对完整版视频进行简单粗暴的剪辑以缩短节目时长，而是立足于不同的侧重点，既表现出节目不同的特点属性，又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节目诉求。三个版本互为表里、内外呼应，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促进了节目更为有效的传播。同时，节目的官方微博宣推也结合了新媒体语态，比如贴合同时热播的《如懿传》热度，把第二期节目中《万历十五年》中的皇帝和《如懿传》中的皇帝放在一张图中，配以幽默风趣的文字，既迎合了受众，又宣传了节目。

我国内地综艺节目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借鉴了三种模式，分别是港台综艺模式、欧美综艺模式和日韩综艺模式，这三个阶段较为突出的共性是版权购入成本较高、大牌明星压阵、气氛热烈紧张、情节起伏跌宕，因此文化类节目开启的第四个阶段便被称为综艺界的一股“清流”。《一本好书》《朗读者》《见字如面》等深受好评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不仅承担起了原创的时代重任，也在较为丰富的层次上满足了不同群体的文化娱乐需求。

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凯瑞在1975年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他把人类的传播活动看作是一种文化仪式，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信息被传递，符号和意义被建构，人们也因此有了维系社会现实的共同价值观和信仰。^[1]《一本好书》用影像化的手段对文本符号进行选择和拼贴，使其去语境化、去历史化，赋予其新的意义和价值导向，唤醒了人们对于文字的记忆和读书的渴望，这与其对文化记忆的符号化重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本好书》建构了仪式化的传播空间。它创新性地对书籍进行场景化、可视化创作，360度的舞台设计提高了转场效率，同时通过对画面、灯光、声音等视听元素的灵活调动，让观众置身其中，全身心感受文学语言的舞台演绎张力，获得独一无二的沉浸式观赏体验。如第一期由赵立新、黄维德等实力派演员演绎的百年经典小说《月亮和六便士》，由赵立新饰演的毛姆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通过大量独白，串起由黄维德扮演的斯特里从一个生活在上流社会的证券经纪人到一个穷困潦倒的画家的一生。环形舞台（见图1）对奢华酒会、破旧小酒馆、布兰奇家进行了全景呈现，表现出上流社会与潦倒生活的强烈反差，通过故事的矛盾冲突让观众更加切实地体会“现实与理想”的抉择。

图1 《月亮和六便士》布景

又如《万历十五年》一期中，将书中的部分内容场景化，通过清冷冰凉的定陵、大气磅礴的朝堂、莺莺燕燕的后宫等场景的舞台搭建（见图2），营造了逼真的历史情景，在庄重气氛的渲染下，让观众有了身临其境的体验，在这样充满仪式感的空间中，观众的情绪极容易被感染，不容易走神，他们因此加深了对节目传播内容的高度认同。

图2 《万历十五年》布景

除了舞台设计的仪式感，语言符号和视觉符号对文本内容的影视化重构，让书本文字经过二度创作后承载了更多现实意义，适应了当下的传播需要。斯图尔特·霍尔认为，“表征是通过语言产生意义”。《一本好书》通过大量独白或讲述，呈现书中的情节内容。如《万历十五年》中王劲松扮演的老年万历，通过上帝视角的讲述串联起几个部分的故事，道出帝王背后的辛酸苦楚，从而激发观众的思考；王自健以一贯幽默诙谐的脱口秀的方式推荐《未来简史》，开场的“你将搭上通往未来的末班车”，很快把人们拉近主题，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新兴科技等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的全新议题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语言一直是贯穿《一本好书》的重要表意符号，演员和专家学者是语言表达文本内容的主体，他们在节目中以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演绎、解读一本好书，重构集体的文化记忆。

另外，服饰、灯光、音乐等非语言符号的综合运用充分发挥了电视媒介的优势，适配了不同场景中的情感表达，大量的视觉符号让书本中的人物形象、故事场景、年代历史都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如科幻小说《三体》的视觉化改编通过3D效果实现时空转换，配合高新技术的舞台道具装置、环绕立体声的声场以及颇有造型感的演员服饰，将文字以更高维的艺术张力呈现出来，而震撼的现场感恰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一本好书》正是将文化符号化和重新解构的过程，原本的文字内容被编码为语言、声音、影像等符号后进行文化传播，填补了抽象文字背后的意义空白，使文字生动化和具象化，激发了观众阅读原著的兴趣。

近年来，《见字如面》《朗读者》《一本好书》等电视文化类节目如一股清流在泛娱乐化的时代强势崛起，不俗的收视成绩是人们日益高涨的精神需求的表现，同时观众的审美养成也是文化类节目发展的逻辑起点，因此，《一本好书》口碑爆棚也在意料之中。

22年前开播的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可谓电视娱乐化的鼻祖。之后，选秀类、真人秀等类型繁多的综艺节目充斥荧屏，甚至引发了人们对电视娱乐节目有无存在必要的探讨。

其实“娱乐”本身无可厚非，作为中性词并不具有贬义色彩，而综艺节目这一形态的产生也源于人们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但在学理层面，娱乐是有层次和品位划分的，并非所有的娱乐都可以上升到一种审美高度，故而电视综艺节目也有“高级趣味”和“低级娱乐”之分。美学大师李泽厚将美感分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三个层次。纯粹的快餐式娱乐节目只是满足了人们的感官需求，而审美的、引起反思的文化类节目则为人们带来内核层面的精神愉悦。

在物质生活还未充盈、传统媒体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年代，普通老百姓确实需要电视台提供一些可供娱乐消遣的节目。当低俗化、低品位、低层次的娱乐之风席卷屏幕，甚至渗透到某些严肃的新闻类节目中时，电视节目被打上了“弱智”的标签。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近两年文化类节目的不断开掘，受众的文化意识形态和高级审美情趣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养成。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感官刺激，更渴求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获得严肃崇高的精神慰藉。

大型场景式读书节目《一本好书》采撷11本好书的精华，由实力派演员进行情景再现，由专家学者进行精彩点评。无论是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开掘，还是精神价值的满足，在媒介的传播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其节目的叙事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观念的表意过程，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正是因为电视节目具有这样的功能，所以电视节目更应该在“唯娱乐化”的新媒体领域做好榜样，引领综艺节目向更高质量、更具内涵、更高级的形式转型。

《一本好书》之所以成为现象级节目，绝不仅仅是因为其高品质、有内涵的节目内容，还与它不断创新的节目形态密不可分。从历时性来看，文化类节目并非是这两年才有的形态，央视早年就做过这样的尝试，如《文化视点》《读书时间》等文化类栏目以及后期为大众所熟知的《百家讲坛》节目，较强的知识性与高水准的专家讲述使这类节目保持着较高的文化品位。但遗憾的是，节目创作的初衷与呈现出的效果相去甚远，低迷不振的收视情况一度让电视人怀疑受众对此类节目的接受度。可喜的是，《百家讲坛》节目组意识到了文化类节目需要适当褪去严肃的外衣，学者应该走下神坛到百姓中去，文化品格的塑造需要亲和力的“加持”。这也是传播理念从以传者为中心到以受众为中心的有益尝试。

近两年的文化节目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传播模式的同时，吸纳其他综艺节目的成功经验，对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做了创新探索。如《经典咏流传》将“音乐与诗词”嫁接，《朗读者》采用“名人朗读与访谈”的传播模式，《见字如面》以“书信”为载体，《国家宝藏》开创了“纪录式”综艺形态。这些节目在流行与经典的碰撞中既挥洒着阳春白雪的精英气质，又透露着大众文化的审美情趣，都获得了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

而《一本好书》更是打破了多种艺术形式的边界，跨形态地将舞台剧、脱口秀、影像图文、品读鉴赏等手段有机融合、串联，将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冲突、人物情感、优美语言呈现出来，颠覆了以往读书类节目刻板的灌输模式，极大地丰富了综艺节目对于读书模式的表现维度，多方位、多角度地激发观众的兴奋点，在仪式感的建构过程中演绎新的叙事逻辑和文化诉求，成为新时期审美语境在文化类节目中的最好注脚。

《一本好书》最值得称赞的就是创作者真诚的态度。在创新读书节目的表现维度时，《一本好书》的创作者能够将文字背后的意义诉求与多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在戏剧表达方式中嵌入文化内核，娓娓道来11本书中的故事。而此类纯文化内容如何与综艺表现手法相结合，便是其能否成为现象级节目的关键。

从电视节目发展的规律来看，文化回归是一种必然趋势，电视节目的文化价值重塑是电视内容进行市场化转型的需要。2018年是中国电视发展的第一个甲子之年，电视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始终与时代发展共振。通过近30年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不难看出大批唯收视率马首是瞻的低俗娱乐节目开始向具有深度审美的文化类综艺节目转型，而从十九大的战略思想来看，文化担当正是这个时代赋予电视节目的使命。

所谓价值引领，不是简单粗暴地推翻旧有观念，而是通过节目质量的提升与受众审美产生差距，从而影响受众原有的接受经验，不仅能使受众“在感觉的领域内具化为一种对审美感觉的刺激，也能在伦理学领域内具化为一种对于道德反应的号召”。^[2]

《一本好书》历时两年打磨而成，诞生不易，坚守更难，特别是在市场的交换价值依然是衡量节目价值唯一标准的当下。随着IP综艺节目历经版权迷信化、明星高片酬、竞争同质化、内容广告化，做节目依托“粉丝经济”和“IP产业链开发”的市场逻辑饱受诟病，节目研发似乎也陷入僵局。然而，就是在“市场至上”“娱乐至死”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一本好书》强势逆袭，一登陆江苏卫视和腾讯视频，就以豆瓣9.3分的超高评分证明了读书节目在受众中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从而获得较高的价值认同。

尤其是在书的选择上，第一季节目中的11本书，都是近半个世纪对人类文明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并在当下以至未来仍有启迪智慧、感悟人生、洞察社会的功用的经典之作。从《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少年霍顿身上，我们看到了浮躁世界中真实、纯粹与善良等珍贵品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阿里萨对爱情的坚守，是对当下“速食爱情”“价值观量化”的婚恋观最好的批驳；《查令十字街84号》被誉为“爱书人的圣经”，纽约女作家海莲与书商弗兰克的结局令人唏嘘，但因书结缘的人间情谊却恒久留存。 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是作者思想的聚合，无论是以史为镜的《万历十五年》，还是感知未来的《三体》，都在字里行间的演绎中含有“劝善之意”。《一本好书》的每一期节目其实就是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向善向美，在倡导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在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着电视节目的价值引领作用。

传播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传播过程中受众是主体，电视节目向受众传递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和认知价值不仅取决于节目本身的客体性质，还取决于受众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只有受众将节目中所传递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等某一文化系统内化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将其作为行为规范的准则，才能将节目传递的文化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实现文化认同。

不可否认，日韩欧美凭借其强大的综艺文化软实力，携带本国的价值观席卷全球，一波波的文化潮流产生了不容小觑的经济和文化效益，但也导致我国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渗透和瓦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创作者要切切实实地研发一些承载着较高文化品位的节目。

11本经典名著本身就凝聚着高深的思想和智慧，《一本好书》节目亦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特别是通过电视的手法将舞台剧与专家品读以融媒体的形式呈现出来，让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接受过程更加立体饱满，让文学在演绎中重焕新生。影视化的改编与文本解读的契合是节目的灵魂所在。为了保证节目质量和传播效果，《一本好书》节目组邀请了赵立新、王劲松、潘虹、徐帆、王洛勇、黄维德等老戏骨担纲主演，舞台之外的第二现场由朱大可、梁文道、蒋方舟、史航、吴伯凡等作家学者对书籍进行品读，于“润物细无声”中提升受众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境界，从而转化为受众内在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认同。

所谓行为共振，就是文化类节目传播的价值观为受众所接受、认可，从而自觉形成行为习惯。《一本好书》一经开播便引发了读书热潮，不仅激发了人们放下手机回归书本、徜徉于文学海洋的欲望，更唤醒了人们“多读书、读好书”的意识，激活了大众通过阅读丰富精神生活、提升自身修养的文化诉求。《一本好书》第一季播出后，很多观众不满足于节目对原著的片段化呈现，纷纷买来原著细细咀嚼，这也实现了节目“抛砖引玉”的初衷。

在当下这一快节奏、碎片化、信息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用户习惯用手机等移动终端来接收信息，能静下心来享受阅读带来的仪式感的成为少数。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6本，人均每天读书20.38分钟，56%的受访者年阅读总量超10本。^[3]从纵向来看，我国民众阅读总量稳步增长，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以色列人均一年的阅读量超60本，俄罗斯和美国均超50本，日本也在40本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一本好书》通过跨界阅读的文化输出体验获得了广泛好评，但如果仅凭综艺节目使大众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恐怕力有不逮。

媒介融合，从简单相“加”到深度相“融”，最终合二为一，是媒体发展的路径和方向。视频网站为了增强用户黏性，积极购入热播综艺节目的网络独家播放版权，网站与电视平台相互借力，实现裂变传播，这也成为提高节目品牌影响力的惯常做法，在这部分不赘述。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尽管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鲜活、激烈的时代变革正在通过新旧媒介的迭代表现出来，但我们也依然应该保持足够的审慎和克制。

因为，就算是在今天，被精英圈层推崇的典籍名著、诗书礼乐等文化内容也很难因为媒介杠杆的倾斜而变得通俗。仅凭借几档现象级的文化类节目可能无法触及来自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城农村、未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稳定收入的青年群体，而这个庞大的青年群体恰是网大、网剧、网综等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和消费主体。 以“倍速文化”等为代表的青年文化现象正是这一群体深度焦虑感的表征。近三年突然热播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放大了文化节目的“趣味性”、降低了准入门槛，使青年群体表现出了对“文化”的巨大热情。但综艺节目带来的“文化热”能持续多久？青年群体的巨大热情又能够维持多久？被誉为“清流”的文化类节目是否是生命力更长、效益产出周期更持续的崭新原创模式？我们是否高估了文化类节目的社会意义？这些关键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评估。

不可否认，这一阶段对于当代原创节目的探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凭借互联网登上历史舞台的新青年群体，将是一个可以持续观察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有效抓手。我国综艺节目何时会被冠上“中国原创”的字眼？这将影响中国综艺节目的未来，成为回看、审视这个时代节目发展的根本性历史参数。(www.xing528.com)

《一本好书》以创新的节目形态、富有文化品格的节目内容与符合大众审美取向的节目定位，消解了泛娱乐化背景下综艺节目过于娱乐的症结，践行着综艺节目对文化价值回归的努力与探索，更是对“中国原创节目”的开掘。《一本好书》通过对11本经典好书的舞台化演绎，展现出当代大众对文化的感知与体验的同时，也提醒着我们应该时刻保持对行业的审慎和批判态度，让节目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大众、社会和国家。

从这档节目的呈现方式与归类上讲，我们把它定为综艺推广读书节目，因为它实际上包含了舞台戏剧、片段讲述、影像图文插播等多种手段，它是一个特别的、综合的演绎方式。

采访对象：腾讯视频版权综艺总监 李扬

采访时间：2018年12月5日

问：做这档节目的初衷或者说动机是什么？

答：腾讯视频一直致力于打造正能量、高品质、创新性、年轻化的精品内容，不断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精神和文化需求。《见字如面》自播出之后，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在行业内也是屡获嘉奖，而且我们发现喜爱这类文化节目的用户观众群体主要集中在29岁以下的年轻高知人群（29岁以下年轻观众比例高达77%，本科以上学历观众占53%）。所以，用户对文化类节目的认可给了我们非常充足的深耕此类节目的信心；同时，行业内缺乏这样一档有影响力的读书推广节目，这也是促使我们一定要率先尝试这类内容的动因。

问：预想过节目播出后的收视效果吗？和现在的一样吗？

答：播出后的收视数据跟之前平台预判的差距不大，但是用户的喜爱程度是超出预期的，豆瓣评分高达9.3分，用户在弹幕中积极评论、提出建议、分享推荐、主动传播的热情是超出预期的。

问：为何这档节目历时两年才推出？节目孕育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答：节目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境。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做一个推广全球流行的经典好书的节目，最大的困境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更大众化的推广方式。因为此前的读书节目的推广方式大多是专家式的、学术式的、评价式的，与大众距离比较远，而我们一直希望用书本自身的内容魅力来做这样的推广。

一开始我们曾想过把一本书读给大家听，但又觉得只是念书的话，形式过于单一，而且选择从哪儿念起也是一个问题。比如小说都有上下文，只念一段，谁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只剩下一些语文教学价值，说这段文字特别优美云云。我们觉得这个与推广读书没太大关系，所以研发在这里进入了死胡同。但是把内容读出来这件事一直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后来我们就先做了《见字如面》，因为每封信没那么长，可单独成篇，它自己就是一场人生的话剧，有跟人交往的故事，也有各种内心活动，所以我们就觉得信可以读。然后我们就去读信。

《见字如面》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收获，就是坚信了大众对内容价值的强烈需求。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解决读书推广的问题。哪种方式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后来想到就是把一个书尽可能地戏剧化、影像化、图文化，就是用一些大家更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感知它的内容，用这种方式推广一本书。于是我们下决心要把一本好书演给大家看。这是视频节目天然的长处，但我们要做的不是影视剧改编，我们不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一部具有独立价值的戏剧，我们只希望让大家换一种方式看到原著，我们只希望激发大家读原著的兴趣而不是代替大家读书，所以每本书都只限定演绎其中的一部分，并在节目进行中反复提示：只要你现在已经有了阅读原著的兴趣，就应该马上离开节目去看书。因为无论我们怎么演绎，都无法全面表现书中的精彩。

问：《一本好书》与目前市场上其他读书类型的节目相比，有何创新和不同？

答：从嘉宾的品读上来讲，以前的大都是专业读者的解读。比如说起《万历十五年》，就要说黄仁宇如何开拓了历史著述体例的先河，就要说他的大历史观。比如说起《红楼梦》，就要说人物描写手法如何高妙。王熙凤怎么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些跟大众阅读的动机和兴趣一点关系都没有。

从这档节目的呈现方式与归类上讲，我们把它定为综艺推广读书节目，因为它实际上包含了舞台戏剧、片段讲述、影像图文插播等多种手段，它是一个特别的、综合的演绎方式。在整个节目的研发创制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想这好像是个舞台剧，又不是舞台剧，好像是个影视剧又不是影视剧，好像是个演讲节目，但又不是演讲节目，好像是个朗读节目，但也不是朗读节目。我们尽可能地把生动展示一本书的内容的所有手段综合在一起使用。

问：节目中呈现的11本名著的筛选标准是什么？

答：好书的标准可能有很多，我们为选择的书确定了一些标准，比如它应该是各种权威书单上公推的经典，是适合大众阅读并且在今天仍有洞察社会人生、激活智慧思考的名著。当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时，你是谁并不重要，甚至综艺创新、节目热播也都不重要了，能为一本好书导流，能和更多的人一起读书，这种感觉就好像梦想真的实现了一样，妙不可言。

问：节目对于11本原著的改编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答：以往的名著改编会强调“改”，以便让电影、电视剧本身更好看，甚至产生独立价值。我们的改编，强调忠于原著，让大家看到原书。改编首先是对原著的阐释。很多编剧对此并不适应，不能准确体现原著思想，对曲解原著的“跑偏”不敏感。最后我们只好自己动手。可能仍有很多问题，但努力的方向非常明确。

我们要做的不是影视剧改编，我们并不是在进行具有独立价值的戏剧创作，也不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一部具有独立价值的戏剧，我们只是要把原著用最有效率的方法转换成视频节目，希望让大家换一种方式看到原著。我们要使用大量的串讲交代书中的上下文，演绎的只是片段，而且不断进行着时间和空间的跳跃。

问：在场景的呈现方面做了哪些功课？为什么会选择360度的舞台？

答：我们设计了讲述者，并串接表演片段的形式，因此形成了效率较高的内容展示方式，我们叫它大型场景化读书节目，再加上感受性评论段落，这个节目最终形成了跨形态的创新节目，成为影视剧、话剧、说书人、评论者的综合体，可以对原著内容进行最大限度的忠实的趣味体现。

在舞美方面，《一本好书》每期都要面对一本完全不同的经典名著，需要塑造差异极大的戏剧场景。比如《月亮与六便士》是欧洲的，《万历十五年》是中国宫廷的，《三体》是未来太空的，《人类简史》则是演讲的。

我们这次拍摄负担最重的就是舞美、道具和服装造型。现场这几个工种就有上百人的团队，两天拆搭一次，现场瞬间由中国宫廷变成巴黎酒馆。我们拍了阿来老师的《尘埃落定》，用的全套的藏式服化道。房间是，服装是，很多演员也是藏族的。演土司的扎西老师是从青海赶过来的。那些服装，光一套头饰就好几斤。徐帆老师带着这些头饰都没法低头，太沉了。但我们想要让它最大限度地忠于原著。

问：舞台剧的呈现是当场切换一气呵成还是后期剪辑？

答：我们的实际拍摄分两部分，先要像影视剧一样拍分镜，然后是带着观众的合成拍摄，努力向观众呈现一场完整的演出。

我们以分镜拍摄作为节目所需镜头的主体，带观众录制其实只是为了拿到段落之间的调度衔接镜头，这些镜头在播出的节目中使用量不足十分之一。所以，我们每次都不敢奢望艺术家们能给观众带来从头到尾流畅完整的现场演出。但是艺术家和全体演员永远是热情高涨的，每期节目都给观众呈现出了流畅惊艳的完整演出，弄得开播之后的录制，现场总是观众多到坐不下。这都是艺术家们在录制之前花费大量时间辛苦准备的结果。

问：在演员的选择上有哪些标准？

答：首先艺术家们来支持咱们，就已经特别感谢了。选择的标准就是真的是好的演员，真的是好的艺术家，再就是需要适合角色，大家商量着来。

这个跟《见字如面》的原则是一致的。现场的创作实际上是我们作为导演和艺术家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艺术家会带来他对人物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比如赵立新老师，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中国现在优秀的男演员之一，然后他在现场给出的处理方式，首先建立在他的广泛阅读的基础上，他的阅读量特别大。另外一个是他挑书挑得特别厉害，眼光特毒，因为他自己本身还是翻译家，所以他在处理台词的时候，完全化成了他最喜欢的方式。我们当初在改《月亮与六便士》剧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毛姆的角色肯定就是他的。其实在写剧本的时候，对他的表演状态是有过想象的，但是他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惊喜要超乎想象，表现特别漂亮。

问：90分钟的节目有舞台剧表演还有第二现场的专家品读，这种节目形式的设计初衷是什么？

答：引入第二现场嘉宾的品评，初衷是延伸感受，让有趣的书被有趣的人读到，产生有趣的话。这个品评跟以前的读书节目也有点不一样，因为以前更多地强调评价权威专业，而我们现在更多地强调从受众的角度去感受、去延伸、去更丰富地理解，激活受众的独立思考，以此满足受众的阅读需求。

问：在内容泛滥的当下，文化类节目可以说是综艺界的一股清流，多档爆款节目接踵推出，您认为当下评判节目内容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答：节目内容可能不能单纯用好坏来评判，不同类型的节目内容满足不同层面的用户需求。

问：目前国内的综艺节目趋于将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融合呈现，这种节目样态是否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答：用什么样的表现手法还是取决于是否适合节目内容的调性，适合比较重要。

〔孟繁静，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郝一林，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硕士研究生〕

[1] 谌湘闽.詹姆斯·W.凯瑞传播仪式观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3.

[2] 王珊.文化中国 诗意人生——谈《中国诗词大会》传达的文化自信[J].电视研究，2017（9）：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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