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雨虹 付晓光
摘要:当下,信息技术及社交媒体的发展不断促进网络视频传播的发展,由网络视频传播引起的网络热点事件频发。本文基于微信订阅号“知著网”在2018年对社会网络舆情的记录,从中选择十个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网络视频事件进行分析,范围覆盖综艺节目、网络电视剧、微视频、突发事件等焦点议题。通过这些典型案例,本文试图剖析多元社会图景与当代网络传播规律。
纵观2018年的网络热点视频事件,网络视频依然是社会公众对权威及个体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途径,公众在因网络视频曝光而引发的重大舆论事件发生后进行话题讨论,呼唤社会公德与社会正义。另外,性别议题正逐渐成为诸多网络视频事件的核心议题,女性的自我赋权、突破二元对立思维惯式的性别理念等议题,贯穿于各高热度的网综、网剧及网络短视频中。分析2018年的网络视频事件,我们还可以发现愈加精致化的网络视频对受众的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迹象,各类去包装化的、返璞归真的短视频越来越受到公众喜爱,这类视频多呈现市井及乡镇居民的生活点滴,在“土味”文化的真实直白与通俗间取得巧妙平衡。2018年可谓是网络偶像团体综艺“元年”,这一年,《偶像练习生》与《创造101》两档男团、女团“养成系”综艺赚足眼球与话题,而《创造101》掀起的话题讨论更是脱离节目本身,触及了价值理念层面。
媒介啮合与裂变式传播依然是网络视频事件发酵的主要途径。随着信源多样、分享自由的“媒介啮合”环境的发展,网友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将来自不同信源的信息重组、加工,使之产生新的意义,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相关话题的网络传播。融媒体跨屏交互的裂变式传播正在成为视频生产方加大传播力度的主要方式。从电视等传统媒介“铺散”到移动端,互联网借助传统平台进行内容深耕,传统媒介也利用互联网即时互动的属性进行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综《创造101》在2018年4月21日开播,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以惊人的话题制造能力占据了各大热搜榜单。从节目播出后的各方面反馈来看,该节目呈现出极强的话题衍生能力,从3unshine、朱天天到王菊、杨超越,各个争议人物的存在早已脱离她们自身演变成了辩论母题,让持不同立场的人纷纷发表观点加入讨论。《创造101》被称为“中国首部女团青春成长节目”,腾讯引进韩国《Produce101》版权,汇集国内外各大经纪公司的101名女练习生,通过激烈的排位竞争,最终根据女团创始人(观众)的投票,选出11名女练习生,打造属于中国的“顶尖女团”。节目在上线的第一天,点击量便突破2亿,碾压同时段综艺节目,占据综艺榜TOP1,而这个热度随着节目的后续播出持续上涨,在总决赛当天到达顶点——根据腾讯的官方数据,一共有6300万人观看了节目总决赛直播。“成为女团成员的资格”“有颜值无能力”“重新定义中国女团”——在节目播出的两个月内,网友一路就这类议题展开话题讨论。
首先,每一个《创造101》选手的粉丝群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趣缘群体。趣缘群体是指因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等趣缘关系而凝结起来的群体。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社会产生结构性变迁,人们传统的聚合形态和联结方式被改变,传统社区的失落造成个体的离散和孤独,而因为共同的兴趣和文化偏好聚集在一起的网络趣缘群体,开始替代传统社区发挥情感联结功能。[1]网络趣缘群体没有传统社群那种秩序井然的边界,而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与流动性,能使个体趣味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与自我呈现。像《创造101》这类“养成系”综艺,通过受众对个别选手的专一喜好而将受众分群,群体内部因为这种共有喜好而在节目播出的两个月内拥有极强的凝聚力,而受众个人也通过对个别偶像、粉丝群体的选择彰显了自己的个性与价值观念。像王菊这类非主流选手的粉丝群则代表了亚文化趣缘群体。学者蔡骐指出,由传播学中的伯明翰学派主导的亚文化研究包含了趣缘文化的概念。亚文化群体是指因为共有的、不属于主流的兴趣、习性,而处于社会文化边缘的人群。王菊现象的本质是崇尚张扬个性、浮夸审美、搞笑反讽的亚文化群体对严肃主流文化的冲击。将这样一场冲击放到女团选秀的语境下,则可以被理解为支持多元审美的人群对于女团定义下清纯、苗条、美貌、谦逊的女生才可被纳入“A班”的抗议。
其次,当下我们正处于“媒介啮合”环境。其意思是:我们拥有多端信源,拥有多样的信息发布、交流平台,我们可以将来自不同信源的信息,根据自己的理解重组、加工,使之产生新的意义,然后分享交流。[2]随着信源多样、分享自由的“媒介啮合”环境的发展,网友们从各种素材中挖掘趣味点、争议点的能力越来越强。公众人物不经意间的个性流露、自我表达,在过去很难掀起大范围的舆论水花,因为大家没有平台去放大、分享这些细节,最多窃窃私语一下。然而当下,网友们可以将公众人物呈现的细节锁定截屏,甚至做成表情包、GIF、小视频等,使其广泛传播并生成独立于原始素材意义的讨论空间。网友们对趣味点的挖掘欲望,对“端正”素材进行趣味性重塑的倾向,使自身具备趣味或者“笑点”的公众人物——比如王菊、杨超越——特别容易掀起话题,成为“网红”。
最后,在资本逻辑下,网友们也应当警惕“我相信的都是别人刻意让我相信的”。《创造101》的选手之所以能掀起热烈的讨论,除了她们本身具备一定的特质以外,也与节目组对“故事型选手”青睐有加、用各种“剧本”放大或编排练习生的人物特性以炒高节目热度有关。《创造101》总制片人马延琨曾提到,节目在筹备过程中对101位选手中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深入了解,以挖掘她们身上可以在后期引发观众共情的点。在此前提下,节目中很多人呈现出的状态其实只是节目组想让观众看到的。通过有选择性的镜头剪辑和剧本暗示,这些女生在节目中的表现成了社会中不同价值观对抗的导火索,比如支持杨超越的人认为她代表了“社会贫富分层后,输在起跑线上的人”,而反对杨超越的人则认为她是“占用优势资源却没有实力支撑的人”。然而,被煽动情绪的观众拼命维护的早已不是王菊或杨超越本人,而是他们自己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社会需要公正公开的观念讨论,但我们也应当对促使我们讨论的资本逻辑保持审视态度。
2018年8月21日,在从山东济南开往北京的G334次列车上,乘客孙某霸占了一位女乘客的座位,在列车长与他沟通的过程中,孙某脱口而出 “站不起来”“你帮我呗”“找个轮椅呗”。这一幕被列车上的其他乘客拍摄了下来。记录了孙某言行的视频一经曝光,便引发了强烈关注,孙某在视频中的无赖“表演”激怒了众多网友。虽然孙某于8月22日发布了道歉视频,但这并没有阻止网友对他的层层“人肉”搜索,除了基本身份信息被网友曝光,关于孙某的更多“黑料”也被网友扒出:其在霸座事件后与人炫耀自己的行为;其曾伪造房东委托书,把租来的房子转手租给多名租客;其署名论文也被知乎网友扒出并怀疑为抄袭。“高铁霸座男”“霸座”等关键词再次成为微博热词,网友们围绕“霸座”展开各种有关私利与功德、个人与所在单位的讨论。
关于孙某霸座事件,网友们首先关注的是列车执法人员在现场的执法是否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相关表述,旅客的基本权利有“依据车票票面记载的内容乘车”,也就是说,被占座的女乘客有权要求孙某让出座位,但其也规定:对于在列车内扰乱公共秩序的人,可以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比如责令其下车等。然而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在列车长、乘警与孙某沟通无效后,孙某在女乘客的座位上坐了一路,而女乘客“在商务车厢坐到了终点”。列车执法人员对孙某的“放过”激发了公众心中长期积压的对弹性执法的不满。采取弹性执法的执法者,并没有贯彻相应的法律、法规,而是在与执法对象讨价还价后,根据具体情势,采取办法缓和紧张矛盾。[3]在孙某霸座事件中,执法人员或许出于“不想把事情闹大”的心态,没有对孙某采取强制措施,而是让其在女乘客的位置上坐到终点。然而,弹性执法毕竟背离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应有法治状态。也正因为当时当场的执法失力,孙某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愤愤不平的现场围观者选择曝光孙某言行,求助于广大网民,希望大家用“人肉搜索”与言语斥责来为孙某补上一份“恶报”。
在孙某霸座事件中还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网友们出于愤怒扒出孙某所在的单位,并要求其单位对孙某的行为负责。中科院与社科院接连被网友“找上门”,但都纷纷撇清与孙某的关系。对于网友们要求孙某所在单位回应的行为,有人提出了质疑:个人行为为什么要单位回应?2018年1月,在从合肥开往广州的列车上,一名女子以其老公还没有上车为由,阻拦高铁发车。现场视频被曝光后,该名女子遭“人肉”,其所在小学对其做出停职处罚。对此,有人大呼痛快,但也有人质疑单位越界行使权力。前央视记者李小萌也在微博发文,质疑这种单位惩罚为不按法律办事的“泛惩罚”。曾经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资源的稀缺和计划的分配体制,个人对财产的占有极为有限,个人的选择权受到极大的制约,社会个体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家庭、单位、村社集体和国家,单位与个人在方方面面联系紧密。[4]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社会个体可按意愿自由寻求、改变就职单位,对于大多数单位而言,员工与自身的关系仅仅是劳动者与报酬给予者的关系。在当下,单位究竟有无权力因为单位业务之外的事件对个人施加惩罚?这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所面对的,夹在过往经验与市场化新经验之间的矛盾议题。
2018年8月27日晚,江苏昆山,一辆宝马车欲抢自行车道行驶,压实线逼停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双方陷入争执。接着,一名花臂男从宝马车中窜出,殴打骑车男,骑车男回避,花臂男回到车里拿出砍刀,对骑车男连挥几刀,途中砍刀掉落。骑车男趁机拾刀,砍向花臂男并追砍,最终花臂男死亡。记录了全过程的监控视频曝光于网络后,舆论哗然。紧接着,花臂男被网友扒出案底——其曾多次因抢劫、盗窃、敲诈等罪获刑,刑期累计达九年半;2013年1月,花臂男因琐事用折叠刀与他人互殴,致被害人左侧胸腔积液;2013年6月,花臂男无故殴打他人,造成被害人粉碎性骨折——公众的情感就此更加偏向骑车男。网友大多认为骑车男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其不应该为花臂男的死负法律责任。此事发酵后,公众在网络上就我国的正当防卫法律规定及其适用展开激烈讨论,多名法律界专业人士也站出来参与辩论。9月1日,昆山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在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后,判定骑车男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依法撤销该案件。
社会舆论是对社会心态的反映,公众对骑车男的同情源于对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不解,更源于对嚣张“黑势力”的仇恨。中国社会尚处于法治发展阶段,公众不够懂法,法律规定、法律适用也不够稳定完善。对于“正当防卫”,公众首先是困惑的——不懂法律是怎样规定的、不懂怎样还击恶人才算正当,而正当防卫制度在我国的法律适用又非常保守。随着花臂男身份的曝光,公众对恃强凌弱“黑势力”的厌恶,使其对骑车男的同情变得更加笃定。虚拟世界的舆论力量,常常扮演着改变现实身份不平等的角色,其与现实世界的身份力量形成倒置关系。[5]舆论认为“黑老大”花臂男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认为“老实人”骑车男是“替天行道”——这就是在用舆论逆转二者现实身份的强弱关系。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防卫的法律后果感到困惑、担忧,更常常屈服于“黑势力”的淫威。这种现实世界的困惑、担忧、屈服,反弹而成虚拟世界的舆论之勇。
昆山反杀案是于欢案后又一次舆论请求司法给出“正义审判”的案件。于欢案二审宣判之后,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一级大法官沈德咏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们应当如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该文认为法官在判断正当防卫时,要“将司法的专业判断与民众的朴素情感结合起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保裁判结果最大限度地接近社会预期”[6]。学者孙锐则认为,法官应当作为一个具有良知与理性的、身处社会之中的“人”来做出裁判,其可以在裁判过程中自主考量社会舆论。[7]每一例涉及舆论的司法案件都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一次思考法律制度、法律适用的改善方向的机会。舆论不能仅仅影响个案,而是应当促进司法系统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从而建立一种对舆论案件与非舆论案件采取相同判决标准的司法的普适。
若论2018年最为火爆的电视剧,非网剧《延禧攻略》莫属。该剧全年播放总量破百亿;连续40天位居全网剧集单集播放量第一;2018年12月15日,该剧登上谷歌全球电视节目热搜榜第一名;电视剧版权卖到90个国家;2019年1月9日,该剧又获得中国香港TVB年度收视冠军。自《延禧攻略》开播以来,随着其剧集的更新,相关话题一直“霸占”微博热搜榜单,网友们投入极大的热情创作剧中各主角表情包,“大猪蹄子”“白月光姐姐”“魏姐”……网友们给剧中角色拟定了各式花名并在微博等社交平台欢乐互动。作为一部清宫剧,《延禧攻略》讲述了少女魏璎珞从宫女“奋斗”至皇贵妃的传奇人生,原本司空见惯的宫斗戏码因为该剧女主角一反常态的强者姿态以及“一集搞定三件事”的紧凑节奏而让观众耳目一新。
《延禧攻略》的价值观是符合女权思想涌流的当代网络社会的。在《延禧攻略》之前的大女主剧中,女性往往通过“利用”自身的性别特征来“利用”男性,最终借助男性的帮助,在男权制度下赢得一席之地。但是在这部剧中,女性的身体不再是父权的附属品。女性主人公不再仅仅是“被看”的角色,而是承担起主动“观看”、主动“挑战”的身份。[8]剧中也有风月,但是魏璎珞最初接近富察傅恒,也只为调查姐姐的死因,相比之前宫廷剧中的女主们,魏璎珞没有小女儿的惺惺作态,而是“即使被人羞辱,也能唾面自干”。
另外,《延禧攻略》是一部“即时满足”的剧集。20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所谓“延迟满足”,就是指人们为了更大的满足而克制眼前的欲望。“延迟满足”需要人们有耐心,然而《延禧攻略》深谙现代人耐心匮乏的情况,于是一直随着剧集的推进“即时满足”观众的“爽感”需求。这部剧没有漫长的情节铺垫,没有让观众在忍耐、等待后再看到主人公“开花结果”,而是让主角每集都取得一次胜利,让观众在每集都能拥有一次快感。《延禧攻略》不负责承载文化与审美上的价值,它的目的是功能性的,它让在生活中、职场里面对各种压力的都市人在虚幻世界找到反击的酣畅。人们将自身代入魏璎珞,一次次“打怪升级”。
2018年9月初,央视文化教育类节目《开学第一课》因为对节目嘉宾的选择触发了一场全网关于性别意识的大辩论。2018年的《开学第一课》因为邀请了一批受到00后喜爱的偶像男明星作为嘉宾,让不少家长在节目播出后发表担忧:擦着厚粉、涂着红唇的偶像男明星过于“娘娘腔”,这样的娱乐明星出现在教育节目上会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之后,网友们及各家媒体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就“女性化的男性有没有错”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正反双方激烈交锋。在话题发酵过程中,网综《偶像练习生》的一则视频片段被广泛传播,该片段中,参赛男选手们在某一女性化扮相的男选手表演结束后,齐声高呼“好美哦”。持有“反娘炮”观点的“辩友”们将此作为论据,谴责当代青少年丧失了阳刚之气。而这一有关“娘炮”的辩论随着两大官媒的入场被推入高潮。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不认同‘娘炮’等带有贬损意味的说法,但呼唤在青少年中有着广泛影响的明星们展示更加健康、阳光的审美。”[9]新华网于同一天发表观点:“当下流行的‘娘炮风’,是一种刻意强化并扭曲呈现的‘人设’,这种病态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10]
这场辩论之所以会发生,其根源在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使女性对男性的传统审美松动了,而这种审美的松动,激发了持有传统性别二元对立思维的人的困惑、反对。央视作为主流媒体平台,在大部分观众眼中扮演着传递“什么是值得宣扬的”的权威角色,于是公众认为女性化男明星出现在央视,特别是出现在《开学第一课》这样的节目中,具有负面引导作用。在大众对性别的传统印象中,性别是定型甚至二元对立的,男性就应该是男性的样子,女性就应该是女性的样子。在传统社会,区隔明显的男女性别表征的实质,其实是男女区隔显著的社会分工:男性负责从外提供家庭经济来源,女性负责从内承担家庭照养责任。然而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城市居民中,男女社会分工的模糊化,让男女在外在性别表征上开始打破二元对立。男性外表的“干净”“柔和”开始成为女性眼中的加分特质,而女性外表的“干练”“英气”也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现代社会的男女平权使得性别表征越来越成为一种个人喜好、个人选择。然而中国社会毕竟处于转型期,围绕诸如性别等议题的价值观念在城市与乡镇之间、在不同线级的城市之间、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年代居民之间,都存在较大差异,于是才有了2018年这场网络辩论。
另一方面,在这场辩论中谴责“娘炮”的公众,实质上也是反感造星工业对偶像明星的过度包装。对各大娱乐公司而言,每一个偶像的外在形象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从他们的妆容到言行举止,娱乐工业竭尽所能地让其能够满足粉丝的幻想。然而有人觉得这样的包装过于“梦幻”,会让别人觉得这是一种夸张的矫饰。网友对《偶像练习生》中妆容精致的男选手们的批评,除了谴责其过于女性化外,也有对其过分包装外表、言行举止过分矫饰的反感,这种抵触心理被裹挟在对性别议题的讨论中,与其一同使话题发酵。
2018年9月初,B站视频博主“华农兄弟”因为其拍摄的竹鼠“吃播”视频在网络上收获关注。“华农兄弟”二人来自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初中学历,主业是养殖竹鼠。爆红于网络的二人创作的短视频内容非常简单:“华农兄弟”在自家养殖场内挑选用来食用的竹鼠,而其挑选的理由千奇百怪——“食量太大养不起了”“它得忧郁症了”“太漂亮了”,等等。视频爆红后,“吃竹鼠的一百种理由”登上微博话题榜单,“漂亮警告”成为新兴网络用语。
“吃播”作为一种网络视频形式已经不再新颖了,但视频的朴素质地却让“华农兄弟”的“吃播”带给网友不一样的观感。他们的拍摄手法是朴素的,一人出镜,一人掌机,镜头的使用简单直接,剪辑略显粗糙,画面颜色也看不出后期加工的痕迹。他们的叙事内容是朴素的,杀竹鼠、杀鱼等血腥镜头全都被隐去了,没有恶搞的戏剧化表演,只有生动有趣的乡村生活场景。他们的情感表达也是朴素的,纵然有一百个理由去吃这吃那,但“华农兄弟”遇到太小的螃蟹、大了肚子的鱼都不会捕来食用……“华农兄弟”用这种拍摄手法、叙事内容、情感表达上的朴素,为处于高压力、快节奏都市生活中的网友们勾勒出一幅与自然和谐共融的乡村生活实景,这幅景象与都市生活中工业化的精致形成了强烈反差,无形中成为网友们忙碌生活的情绪补偿。
“华农兄弟”的走红也与互联网的碎片化传播紧密相关。第一,广为流传的笑点源自碎片的累积——“华农兄弟”的每个视频只是“吃竹鼠的一种理由”,网友将多个视频的碎片通过剪辑叠加成“一百种理由”,喜剧效果在不断的重复中得以加倍。第二,弹幕中的评论碎片赋予了视频新的意义。网友在弹幕中的互动是一种对视频内容的解构与再生产,极大地增强了视频的娱乐性。网友的精彩弹幕甚至成为视频内容本身,弹幕之间的碎片化交流增强了观看者之间的互动及其各自的代入感,每个观看者都能通过弹幕得到及时、爆笑的信息反馈。
“华农兄弟”的视频也可以被视为土味文化的自我更新。近年来,网络中的“土味情话”“土味拉票”“土味表情包”层出不穷——土味文化已走出快手,成为网络空间中一种新的亚文化。面对土味文化,有人喜欢它未经雕饰的真实直白,也有人以俯视视角嘲笑它的荒谬粗糙。随着土味文化进入主流文化的视域,人们不禁开始思考亚文化群体应当如何在高雅和低俗间权衡,找到正确的自我表达的途径。[11]“华农兄弟”则提供了一个范例,其视频虽然脱胎于乡野村镇,却洗去了低俗猎奇的作秀,呈现出幽默诙谐的田园牧歌图景。
2018年10月末,微博博主@徒有琴翻唱自音乐剧《芝加哥》的短视频“渣男图鉴”一经上传,转发量就迅速超过10万,视频单日播放量超400万。视频用重复多次、渲染魔幻的歌词表现了六名遭受“渣男”迫害的女性的“复仇”故事。“渣男图鉴”发生的背景与原作《芝加哥》相同,讲述的都是监狱中六名女囚犯的自白。
因为初版视频中的一句“滴滴”唱词,11月1日,滴滴举报该作品侵犯其商标权,原博主的相关视频遂被删除,11月2日,原博主上传了改编的“哔哔版”作品,实现了二次聚焦。在许多人眼里,滴滴的举报使人联想到此前的女乘客被害事件,它恰恰给这首现实意味浓重的作品增添了一层讽刺色彩。有人把这场对“渣男图鉴”的转发盛况称为“女权主义者的集体高潮”,但也有人认为该作品在现实语境下“失之轻佻”。(www.xing528.com)
“现实语境”是无边的磁场,它时刻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暴力、反抗、愤懑和无奈则是其中的巨大磁石,它们共同带来了种种情绪的碰撞。“渣男图鉴”正是“现实语境”磁场的产物,它所放大的是复杂现实中颇能触动人的神经的“被逼无奈,以暴制暴”逻辑,而艺术高于生活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借极端的例子促使人审视现实。“渣男图鉴”选取的是“家庭暴力”和“男女平等”话题,视频中的女性重复着不计后果的报复。这则视频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原因之一是视频的现实导向,另外就是网友对民间法的拥护心理。在法律调节没有成功到达的现实暴力领域,实施以暴制暴的民间法成为一种补偿性的对恶的打击手段。这种行为无关真正的法律条文,更多地关乎公民个体心中的“天道轮回”。
“渣男图鉴”唱词中种种极端的复仇场景在庸常生活的衬托下显得十分尖锐,批评该视频的声音说:“视频的效果有一种城里单身白富美消费底层已婚带娃女性苦难当正义谈资的轻佻感。”这种批评声音不能被无视。既然艺术形式能够成为理解现实的渠道,那么我们就更应当关注所采用的形式在现实中产生的影响力。一味地抨击发挥的只是艺术作品的工具性,杀戮也并非原作品想传达的根本的思想内涵。当“渣男图鉴”所呈现的被逼无奈的“极端”在网友的呼声中变得“崇高”时,我们就需要回到原点去审视视频的创作初衷,审视作品的表现形式究竟是很好地服务了主题还是背离了初衷。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艺术的演绎是可以为突出现实服务的。艺术作品蕴含的张力、表现力可以刺激观众的感官,从而使观众贴近作品创作意图。“渣男图鉴”也好,《芝加哥》也好,它们极端的叙事是女性呼声的载体,并借助音乐剧营造出“有迹可循”的荒诞与魔幻。“渣男图鉴”不是还原现实的记录,而是折射生活的哈哈镜——扭曲、魔幻,但仍具有“照映”现实的功能。
2018年2月16日,文化类综艺节目《经典咏流传》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节目邀请了数十位“经典传唱人”,用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重新演唱经典诗词。在第一期节目中,乡村教师梁俊带着学生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和诗以歌,演绎了清代袁枚的《苔》。节目播出后,梁俊演唱《苔》的视频片段成为网络爆点。梁老师在两年的支教生涯中,为学生们带去了100多首诗词,其中50首被他谱成曲。梁老师的故事与歌曲《苔》一起,通过电视与网络端相结合的裂变式传播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在《经典咏流传》中,表演告一段落后,梁俊带着学生们离开了舞台,但这并不是落幕。观众通过微信“摇一摇”即可实时分享节目,从大屏抵达小屏,延续他们未讲完的故事。央视综合频道副总监许文广在采访中介绍:“节目在传播形式上打造出‘1+4’融媒体跨屏交互的创新模式。”就是说,每一首歌曲都有四种不同的新媒体形式,以实现优质内容在不同媒介中的裂变式传播。媒介融合、跨媒介传播早就有了,在这儿却又有些特别。一首小诗从古“流传”到今,是纵向传播;从电视媒介“铺散”到移动端,是横向传播。在官方传统媒体演绎与新媒体传播相结合的布局下,互联网借助央视节目进行深耕,央视节目也利用互联网即时互动的属性进行更广泛的传播。电视节目无论是叙事形态,还是传播渠道,都更加适应网络端用户的需求:普通人成为主体,越来越多平凡的小事情、小人物得到传播。
另外,节目中的经典“纷至沓来”,古为今用,满足现代人多层次的精神需求。在传播过程中,观众不再仅分享屏幕中的故事,更感受到了“我们”与“他们”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进而受到鼓舞和引领。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称这种连接为“弱连接关系”,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交错,大众之间仅仅是从外部世界知晓、认识,却并不熟识。但恰恰是这种微不足道的连接,其内聚力会对信息传播、流动机会和社区组织产生深远影响。[12]对这首《苔》而言,它在传播中发展成为一种时代语境下的意象,象征平凡人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互联网语境下,我们可以通过与其他主体、其他事件的互动,对“苔”这个意象进行更多的“赋能”,将其传递的精神力量传承下去。清澈的歌声会停止,可表达的情感会延续,这种价值导向将会对我们的社会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2018年12月5日,@梨北京发布了一条视频,讲述了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一名男子寻找曾经邂逅的令其一见钟情的女孩的故事,并创建了微博话题“书店里的痴情男”。而后的几天,诸多自媒体、新闻媒体对其进行了转载。视频中的孙先生为找到“梦中情人”在书店“蹲点”连等五十天,不去工作,甚至到了向亲戚借钱以维系生活的地步。苦等未果后,孙先生开始张贴寻人启事,其后甚至想出去法院起诉女孩的方法,以逼女孩出现。该男子的故事在网络上大量传播后,引来了网友的集中谴责。“偏执狂”“变态”“性骚扰”……这些形容词多见于事件报道下的评论。最后,在舆论压力下,梨视频旗下各矩阵微博媒体不得不删掉相关视频。
在这一事件的传播过程中,除了主人公,网络短视频媒体也成为网友们谴责的对象。不少网友谴责梨视频、猫扑等账号是在“炒作”,“正中偏执狂下怀”“吃人血馒头”“置当事女生安危于不顾”。在曾经的新闻报道中,通过网络找寻一见钟情者更多是作为正面例子存在的,路透社曾经报道过纽约小哥莫贝里为了寻找地铁上一见钟情的女孩,在网络上发布帖子寻人。他接到了大量线索,最终通过女孩的友人找到了女孩。在类似故事中,作为媒介的节目组或网络,似乎都因成为助人梦想成真的手段而受到公众褒奖。然而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个人隐私的保护等问题开始被更多网民重视。媒体是否有权力呼唤一名素人女子站到公众视野中?曾经不被重视的问题开始让更多人思考。当然,这也与当代女性自我保护意识的提升息息相关。
另外,这件事也让网民对低俗新闻的反感爆发。当下社交平台上不少短视频和消息媒体都越发倾向于抓猎奇、冲突、低俗的新闻以博人眼球,甚至不惜给错误行径的发出者贴上模棱两可但吸睛的标签。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国报业19世纪末的“黄色新闻”模式。当时纽约主要的两家报纸为竞争撕破了脸,竞相登出色情暴力的奇闻来争夺读者资源。这一模式的出现是合理的:它迎合了广大受众的猎奇心理,的确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吸引读者。但很明显,这其实是在新闻道德下限的边缘试探。这样的问题在现代互联网媒体中尤其明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聚焦于数据以衡量一家媒体的价值,为此,媒体可能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提升数值。然而这就造成了媒体界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某些时候,猎奇却无用的新闻可能会比有价值的新闻收获更多关注。杜骏飞教授据此提出了“瓦釜效应”:“在我们今天的大众传媒上,更有意义的新闻角色大多默默无闻,更无意义或更有负面意义的新闻角色则易于煊赫一时。黄钟奈何毁弃,瓦釜居然雷鸣。”[13]
2018年8月末,浙江6台的民生新闻节目《1818黄金眼》曝光了市民小吴被强行消费的事件:店家让小吴体验修眉及提升发际线等免费项目,小吴体验后却被开出一张折后18000元的消费清单。小吴在新闻节目中呈现出的十分委屈但又有些凶神恶煞的表情迅速走红网络,成为网友们的“快乐源泉”,网友们开始动手为小吴制作各式表情包,网友们对小吴的“再创作”进一步提升了节目热度。
《1818黄金眼》是浙江电视媒体首个直播时间长达1小时的新闻节目,开办于2004年1月1日,以“关注民生、服务百姓”为栏目宗旨。《1818黄金眼》的性质是新闻节目,节目开办后为百姓办了不少实事,但因为节目报道了大量幽默、夸张、离奇的市民生活琐事,其影响力在近几年迅速扩散出浙江,覆盖到全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快乐瀑布”。
实际上,《1818黄金眼》从开办之日起就确立了“关注民众身边鸡毛蒜皮的家常小事”的栏目定位,并且成为浙江广电第一个开通24小时新闻热线的电视栏目。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曾提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肯定了日常生活小事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性。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上,人们常常将日常生活看作一种不值一提的、不会对社会运行发展起到大的作用的事物。列斐伏尔则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所有社会上层建筑都是通过琐碎的日常小事得以落实的,在日常小事而非宏大活动、概念中,才真正体现着社会运作的本质,反映着社会发展的现状。从这个角度来说,《1818黄金眼》报道琐碎的、奇葩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实际上也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丰富且完整的真实社会。在消费社会、符号社会,媒介很容易呈现一种经过资本定义的、虚假的社会生活图景,我们通过电影、电视剧、商业广告甚至新闻等媒介产品看到的,是千篇一律的符号化脸孔,是被滤镜修饰后的社会生活。而《1818黄金眼》的报道则让网友窥探到符号社会大逻辑下掩盖的生动的、鲜活的、风格多变的民生百态——这种真实感与贴近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故作姿态的新闻报道、商业广告等冰冷符号话语的抵抗。
虽然《1818黄金眼》因为奇葩新闻屡上热搜,但其热度不减的根本原因还是它作为一档民生新闻节目所秉承的较为专业的新闻调查态度。栏目多次曝光“理发骗局”“电商套路”“代购黑幕”“整容陷阱”“餐饮安全”等商业欺骗案例,用一种最为质朴的方式呈现新闻采访、调查过程。在不少媒体忙着贩卖焦虑时,《1818黄金眼》帮助普通民众解决了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个实际问题,并用魔幻式的耿直和幽默为老百姓制造了不少快乐。
〔魏雨虹,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硕士研究生;付晓光,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知著网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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