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政府对工会的态度开始反生转变，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一转变：在1912年选举中劳工支持了民主党以及1914年一战的爆发。这时期最重要的立法是1914年克莱顿（Clayton）法案，该法案想减少联邦法院对劳工争议的介入。同时期的一位法案发起人写道：
尽管克莱顿法案没有体现出劳工游说联盟所要求的全部而彻底的改变，但当时它仍被宣称满足了劳工要求。克莱顿法案一开始就说，“劳工是人而不是货物，也不是商品”，并且明确指出劳工组织不应当被视为反托拉斯法中所说的用来限制贸易的非法联合或阴谋组织。（Perlman，1922，226—227）
有人可能以为克莱顿法案的通过将意味着工会权力新时代的开始，但并非如此。随之而来的战争负担和经济萧条等限制使工会从来没有完全行使过它们的权力。战争实际上经常创造出有待工会去克服的新障碍。根据战争前期所签订的契约工资得以增长，但迅速上涨的生活成本（这也抵消了工资上涨的收益）和非工会企业所实行的奖金制度又招致了劳工的不满。因为煤炭市场的动荡不止，而国家又需要可靠的燃料来源，这样联邦政府根据列维法案（Lever Act）开始管控煤炭价格。大约同一时间，美国燃料管理局把劳资双方召集到一起，试图营造出一个更好的业内关系环境。这些讨论中最著名的成果就是1917年华盛顿协议。
华盛顿协议实际上是一个三方契约，涉及UMWA、中央区域经营者以及美国燃料管理局（中央区域涉入的重要性在于其他煤田协议也要接受该协议条件的约束）。契约给涨了工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其意在减少劳工骚乱的惩罚条款。华盛顿协议要求经营者去惩罚任何导致煤矿停止的个人；各区罚金各有不同。如果经营者不能把罚金收上来，他们将遭受到政府的处罚。这也可能被认为是政府想明确界定工人斗争范围的首批行动之一。
人们并不欢迎对惩罚条款所做出的让步，但在战争期间人们一般还能够接受。真正的问题在1918年停战协议之后才浮现出来。在战争结束时政府解散了燃料管理局，但煤炭经营者认为华盛顿协议仍有效，并继续惩罚那些罢工者。工会被迫挑战这个观点，为此发动了多次罢工。代理主席约翰·L.刘易斯（他在1919年夏天接替了生病的弗兰克·海斯）在UMWA大会上要求华盛顿协议最迟在1919年11月1日终止。经营者认为华盛顿协议应当生效至1920年3月21日。工会在1919年11月1日开始举行全国大罢工。全国大罢工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政府又回到过去的做法，通过法院和指令进行介入，要求公共终止罢工。全国及地区工会领导人同意取消罢工。然而矿工无视工会领导（可能这正是刘易斯所期待和希望的）的命令，继续罢工到下个月，直到工会接受威尔逊总统当局所提供的条件。政府当局承诺工资立即增长14%，同时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监察该问题。委员会最终拒绝了工会关于每周34小时工作制（其意在减少煤田日益增长的失业人数）和工资增长60%的提议，但该委员会同意把工资增长27%。惩处条款在新协议里保留了下来，它作为所有煤炭协议的一个标准条款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被废除。(www.xing528.com)
无论1919年事件的后果如何，约翰·L.刘易斯都作为一个UMWA统治者的形象而走上台面，同时他这种保守性经济导向的领导风格也支配着工会走向。柯蒂斯·萨尔茨（Curtis Seltzer）解释道：
经济工联主义不喜欢冒险，更喜欢获得即时的收益。这种观念在UMWA盛行数年，因为它能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当抵制罢工时，像约翰·米切尔和约翰·L.刘易斯这样的经济关联主义者作为罢工领导者就能够确立声望；当抵制国有化时，刘易斯就过来鼓吹联邦应当强力监管市场，以稳定竞争、保护劳工。相当粗糙的煤炭管理也使得这些保守的工联主义者能赢得普通会员的信任。（1985，32）
依赖于这种中庸之道，刘易斯设法打败了那些激进分子，包括民主社会主义者约翰·布罗菲（John Brothy），他在1926年同刘易斯竞争过UMWA主席，试图挑战刘易斯对工会的控制权。这种集权主义信条伴随刘易斯一生的职业生涯。然而我们要关注的是，刘易斯的观点如何影响了健康和安全立法及相关劳动法案的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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