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煤炭立法运动可以归因于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同之前所讨论的英国的情况类似。首先，美国煤炭工业享受了一个很长的增长期。1910年煤炭消耗量是1890年的三倍（从1890年的4062万亿BTU[5]到1910年的12714万亿BTU）。烟煤产量自1840年以来，大约每十年就翻一番。到了1910年，煤炭占了美国燃料总消耗的76.8%（Gordon，1978，23）。美国经济依赖于煤炭的稳定供应（见表1）。但工人们并没有从这个大好经济形势中获益。尽管时薪在涨，但某些地区的矿工经常发现自己没有稳定工作可做。
其次，人们对待政府干预和经济规制的态度正在转变：
企业联合、农业合作以及工会实际上形成了私营部门中的若干监管趋势，每一个形态都扎根于过去，但现在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们涉入或直接提出发挥政府规制作用的建议，因为这是市场竞争领域的一个基本原则——相比以往现在更是如此——规制机构不能安睡在私人手中而政府当局置身事外。（Sklar，1988，17）
一些观察家已经用“企业自由主义”运动来表达这种变化，在世纪之交工业资本家掀起一股支持社会福利措施的风潮。很难确定在多大程度上这是资本企图平息社会主义者在工人中不断扩大的影响，但无疑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社会主义劳工改革派无论对矿主还是对那些煤炭业中更保守的工会领导人都形成了一种威胁。
与此同时，那些主张需要更密切劳资关系的组织开始出现，可能最著名的就是全国公民联盟（The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简写为NCF），这个由一群来自劳资双方的领导人所组成的组织成立于1900年。NCF的第一任主席是马克·汉纳（Mark Hanna），一个来自俄亥俄州的矿业巨头。他是这群工业资本家之一，他们相信那些“保守”的工会在美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与塞缪尔·共帕斯和约翰·米切尔的工会哲学非常契合，他们两人也都加入了NCF。这个联盟最重要的作用是劳资双方都把劳工协定当作实现他们各自目标的一个工具。
这种转变可能会被描述成“企业自由主义浮现”，但实质上这种集体谈判协议往往会限制劳工的选择：
NFC聚焦于集体谈判，这好像反映了劳资双方的平等关系，但实际上它更偏重于资方的潜在权力平衡。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聚焦于集体谈判能够将工人的需求缩小到一个可控水平。它所蕴含的潜在含义是以牺牲工人中的社会主义者为代价来满足大多数工人。（Domhoff，1990，73）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劳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但联邦法院仍不时打击工会，使其地位日益边缘化。克里斯托弗·汤姆林斯（Christopher Tomlins）指出，这种反工会的偏见反映了一系列问题：
二十世纪早期的最高法院判决——洛伊诉劳勒案（Loewe v.Lawlor，1908）、阿代尔（Adair）诉合众国案（1908）、共帕斯诉巴克炉灶公司（Buck’s Stove and Range Company）案（1911）、柯皮奇（coppage）诉堪萨斯案（1915）——谴责工会侵犯了企业权利，并且驳回了企图批准工会成为合法谈判谈判机构的法案。（1986，30）(www.xing528.com)
尽管有这种司法偏见，但企业部门一般仍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煤炭经营者对待规制的立场很好地诠释了这一转变。在世纪之交前后，由于对先前规制的强烈反对，他们已经预先阻止了政府干预。现在他们公开承认矿山存在问题，并且倡导进行安全立法。对稳定性劳动力的需要是影响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因素是煤炭经营者认识到，通过规避当前的州安全法案，联邦规制能够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这是因为州法案常常与日益扩大的全国市场相矛盾。（Graebner，1976，170）
以行业的资金实力为后盾且最具影响力的经营者组织是美国矿业大会（AMC），早在1897年他们就制定了煤矿安全的全面计划，为了进行联邦立法和设立一个矿务局，他们到处游说。这些经营者这样做并非为了煤炭安全，他们更关心的是矿务局在矿产资源的勘探和生产等方面能否提供帮助。AMC主席J.H.理查兹（J.H.Richards）在1904年的一段陈述中就表达了经营者的这种行为意涵：
因此我们确信，如果一个矿山和矿业部门能通过科学调查和正式行动为我们的矿业产品拓展市场，如果它能以实际行动对探矿者和矿工播撒有用的科学信息，如果它能提供物美价廉设备，供他们分拣和检测这个广袤采矿区中所发现的矿物，如果通过修改、简化和统一的矿业法律制度和为了矿工、投资者以及公众利益而对煤业公司明智的控制，它能减少采煤业无论作为一个职业还是一项投资所被人诟病的虚假和投机成分……显然对所有人来说，这些成就将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氛围、新的希望。这种氛围和希望不仅存在于矿业世界，它还将影响到商业和工业世界，每一条铁路、每一间办公室、每一个银行、每一个工厂以及每一个农场都会受到激励并从中受益。（Graebner，1976，26）
让我们来回顾下国会授予矿务局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以此来看这些煤炭经营者的游说有多么成功。
20世纪前十年的政治局势一直复杂多变。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他们自己的右翼阵营中属于具有进步倾向的总统，他们的政治议程也反映了他们的这一倾向。例如，在塔夫脱政府期间，通过了众多的改革措施：联邦雇员八小时工作制，建立联邦儿童局，公司净收入的联邦税，所得税修正案以及曼-埃尔金斯法案。最值得关注的是，在塔夫脱在任期间通过了铁路安全法以及第一部煤炭安全法。但在他的任职末期，他自己不得不来对付那些“分离运动”，这是一种乡村视野的、反城市的、更具传统色彩的进步主义运动（Holt，1967）。总而言之，显然这是美国历史中的一个大变革时代，煤矿安全法案也显然是进步时期的一个产物。
然而对联邦安全法案最大的刺激是矿难数量的急剧增加，它使以前这个无人知晓的行业进入了公众视野中。然而对联邦矿山安全法最强烈的刺激是矿难的迅速增加，包括把未公开的行业引入到公众视线中。在1910年第一部联邦矿山安全法诞生之前的五年中，共发生了85起重大矿难，造成2640人死亡，从1905年到1909年，事故死亡人数总共是12664人。卡尔顿·杰克逊（Carlton Jackson）写道：
迄今为止，采煤业最糟糕的年份是1907年。基于种种原因，有超过3000人遇难（8起爆炸事故造成1148名矿工死亡）。单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官方”数据显示有702名矿工死于爆炸，达到了可怕的历史高点：两起发生于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州，阿拉巴马州、新墨西哥地区各一起。“非官方”数据显示至少一半以上死于各种事故，但这个事实却被公司和政府官员所掩盖了。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些爆炸事故，到今天仍然争论不休。1907年12月，在美国煤矿开采历史上是个“可怕的月份”。（1982，3）
1907年12月6日，在西弗吉尼亚州费尔蒙特（Fairmont）莫蒙加煤矿（Monongah Mines）6号矿井和8号煤井发生了全国最严重的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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