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一本全国性杂志《矿山和矿产》（Mines and Mineral）刊出了矿山检查员托马斯·K.亚当斯（Thomas K.Adams）的一次报告。他在6月被派往西宾夕法尼亚中央煤田。他在报告中指出煤矿事故在上升，同时审视了州采矿法规实施中业已存在的一些问题。他也暗示在煤矿和政府层面上都面临着向法律妥协的压力。亚当斯的评论给了我们一个观察世纪之交健康和安全立法政治学的视角，也为本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头：
这些惨痛的矿难频频使我们震惊，上百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后果极其可怕。实际上，公众的美好情感也被这频繁发生的矿难震碎，近乎麻木，而那些无论如何都应为这些悲痛事件负责的人却把良知抛之脑后。在这些矿难中，和以往一样，我们会收获一大堆道歉，也会看到一堆全副武装的救援者，就像无数条老蝗虫一样在事故现场蠕动，为我们带来了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这些人最擅长的就是找到各种说辞，为那些理应对事故负责的人开脱责任。他们将会告诉你在对自然矿藏的开采中有很多难解之谜，聪明如所罗门者也难以洞察其中的奥妙，这些煤矿爆炸是不可避免的，是与采煤业共生的天然伴生物。当然这是一派胡言，但依然到处有人被骗。这些可怕矿难中的人有多痛，这些家庭同时就有多痛。然而这些事故所带来的可怕社会影响很快就悄无声息了，这时我们只会数一下这个事故死了多少人，那个事故亡了多少人，看看这接二连三的事故究竟是何原因，并以此来逃避公众的注意或怜悯。（Adams，1900，53）
亚当斯在这段话中的评论可谓是一语中的。首先，在这个世纪之交，公众无疑对矿难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矿难数量有了很大增长（见表5），这种增长不去注意也难。但不幸的是，与接下来的十年相较，19世纪90年代的矿难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难以与之比肩。
亚当斯话语中的第二个要点是：尽管矿难带来的死难受到了公众注意，但它只是煤矿总死亡数的一小部分。例如，1899年，有65名矿工死于5起矿难，但那一年矿工的死亡总数达到了1217人。矿难仅仅是观察煤炭行业死亡率增加的其中一个维度。在1910年国会听证会上的数据明确记录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煤矿死亡率的急剧增长过程。在19世纪最后4年，煤矿的平均年死亡人数是1071人，仅有6.6%与矿难有关；而20世纪的前8年，年平均死亡人数是2048人，有17.1%的死亡与煤矿重大事故相关。
表6是美国与比利时、英国以及德国的矿工千人死亡率对比。显然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美国煤炭业的死亡率一直要高于这些欧洲国家（除去19世纪后期的德国）。第二，在所调查的这个时间段，虽然其他三个欧洲国家的死亡率一直在下降，但美国的死亡率却有显著增加。例如，德国的千人死亡率从1898年的2.86%下降到1908年的1.71%，而美国同时期的千人死亡率则从2.59%上升到3.64%。换一种表述：德国每少死一个矿工，美国就会多“杀死”一个矿工。
人们不禁要问，同样是产煤国家，为什么欧洲的国家能够一边降低矿工死亡率，一边提升煤炭产量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工业需求，而美国的矿工死亡率却居高不下？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这种情况：工会成立过早和国家煤矿安全立法过早。为了诠释这一点，让我们简要地看一下英国的情况。(www.xing528.com)
表5 美国重大矿难和重要立法（1878—1977）
续表
数据来源：美国内务部、矿务局以及矿业执法安全管理局官方数据。
a 1910联邦矿业安全法
b 1941联邦矿业安全法
c 1947联邦矿业安全法典
d 1952联邦煤矿安全法
e 1966联邦煤矿安全法修正案
f 1969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
g 1977联邦煤矿安全法修正案
表6 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死亡率对比（1896—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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