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与科学精神的启迪及妇女解放运动的引导与实践中,近代女性纷纷加入了新女性的群体,并在精神面貌与外在容貌两方面展现出日趋一致的时代新风貌,由此收获了妇女独立的宝贵结果。
一方面,近代女性一改封建社会低眉顺眼的奴隶个性,树立起追求自我的独立精神。唐先生家“三个不同时代的妇女”就各自坚持着各自的思想立场,老一辈固守礼教,小一辈则尽显摩登,互不相让,“不是这个在教训那个,便是那个在讥刺这个”,而原本是一家之主的唐先生所能做的也只是叹息[133]。而像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这样,在对自我的认知中大胆与封建家庭决裂的近代女性亦不在少数,她们都是现实版的娜拉,展现出新女性独立、自由的精神面貌。在国破家亡的社会背景下,还有一大批新女性加入了抗战救国的队伍中,她们积极响应“寒衣运动”的号召,募捐并购置布料及棉花,制成棉衣,为前线的将士服务[134],突出地展现了近代女性的精神新面貌。1937年淞沪会战时,夜间泅渡苏州河,献国旗于谢晋元团的也是年仅17岁的少女杨惠敏。“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廷花”已经成为历史,新女性也以男性一般坚强的意志与独立的精神担负起了匹夫之责、扛起了保家卫国的社会责任。(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女子的服装,第一要打破做男人玩物的恶习惯,务求朴素美观,适合卫生,顺其天然的美才好[135]”,在新的精神面貌下,近代女性开始由内而外的蜕变。新女性拥有服装及社交的自由,也拥有相对理性的判断与评估能力,她们知道该如何面对来之不易的自由,知道应该根据家庭或社会的规范还是自身的需要与追求穿衣服。当然,对于新女性而言,选择服装的依据往往是后者,即自身的需要与追求——首先,“爱美是人类的本能,女子更甚,所以女子的服装,自然须顾到审美方面③”,其次,“自己解放自己,不可不就现在的装饰根本上改造一下[136]”。这样的结果就是,虽然此时全国人民的服装都在变,但女装却比男装变得多、变得深、变得快——“男子底服装大体说来不如女子底变得那么快。中国底女装在近二十年来变得更快,这是指示近年女子底生活底变动[137]”,服装成为了近代新女性释放天性、体现存在感、争取权利最直接、最普遍的方式,女装成为了变幻莫测的“时装”“时尚”这个词汇自此更多的是指向女性。近代女性纷纷脱下了弓鞋,丢掉了裹脚布,丢掉了小马甲,换上舒适的新式绣花布鞋或鞋跟有高有低、鞋型多变的西式女鞋,换上了凸显女性体征的西式乳罩。在天足运动、天乳运动的呼声中,新女性突破了旧的人格与人体美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服装观念,由此她们喜欢上了长度日渐缩短以展现女性四肢之美的短裙、短袖、短裤,也喜欢上了围度日渐缩小以展现人体曲线美的改良旗袍、修身大衣与连衣裙。西式礼服、运动服、泳衣等服装服饰亦因适应了新女性的精神追求与生活方式而被广为采用,还有玻璃丝袜、手提包、贝雷帽及烫发、短发等,亦是近代新女性的标配。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女性对生理卫生问题开始有了科学的认识及相对卫生的处理方式,用清洁的纱布和柔软的脱脂棉等做成的“月经带”取代了过去所用的粗糙草纸与不洁的破布,成为了新女性“手提包中的秘密[138]”,这是女性对自身生理存在的合理认识的反映,同时也使得女性的内裤得到了改良,女性穿合体的新式裤子的概率和频率也进而大大增加,由此加速了新女性形象的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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