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的崛起：从教育到爱国行动

随着女性的觉醒，作为推动近代妇女解放及新思潮传播的主要媒介，《妇女杂志》《玲珑》《女子月刊》《女学报》《女子世界》《女界钟》《妇女共鸣》等一系列直接围绕女性，以提高女性生活水平、争取女性权利、普及女性知识、解放女性等为宗旨的女性报刊有了大量知音。诚如《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发刊词中所言：“顾东西女界教育而外，可以发明新理，提倡精神，联络感情者，惟恃乎杂志[101]”，这些杂志涵盖了女性的教育、职业、家庭生活、娱乐活动等各个方面。并有各种直接针对女性服装的评论、时装画、服装资讯及各种身着时代新装的新女性形象，既启蒙了新思想，拓展了女性的视野，也指明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内容及落脚点，即“吾诸姑姊妹，苟欲争人格，争平等，争自由，除由教育，经济，社会各方面努力外，服装之改良，亦当务之急也[102]”，正所谓“女子说衣服是权利[103]”，服装自此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中国民族救亡的革命运动中，好男儿拿枪拿炮去战斗，好女子拿衣服一样可以闹革命。“你们快制你们最新而最美丽的新装，以造成美化的上海，美化的中华，你们是美术家，你们是革命家，你们是美术的革命家[104]”。美术的革命家就是意识形态的革命家，它是近代社会总体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及以后一段时间流行的“文明新装”，就是美术革命的产物。表面上，它去掉了围系式的拖沓的马面裙，它以“不施纹绣”作为新的审美标准。而这一切所隐含的实质是，女孩不用习女红而是可以上学了，女人的衣服也去掉了作为附庸和花瓶的印迹，妇女们从普普通通、不被重视的“瓦”变成了备受称赞的“琉璃瓦[105]”，并开始独立地迈向文明社会。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好女子亲自投身于民族救亡的爱国行动中。她们有的投笔从戎，比如作家丁玲；她们有的参加“红十字队”，比如影星梁赛珍。更多的妇女是在后方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她们发起了一次次“前敌将士为抗战流血，后方民众为慰劳尽力”的寒衣运动（图6-6），她们要求自己要完成五百万件寒衣的大目标[106]，并要求自己先在近期完成三百万件的小目标[107]。为此她们“飕飕地剪，密密地缝，赠给前方勇士，筑成新的长城[108]”，她们这“一层白棉”就是“一层爱国情绪”，她们“铺成的战士衣裳，无异百炼的钢铁”[109]。这样的衣裳穿在战士们的身上，我们的战士就一定会赢得最终的胜利。于是当时全国处处可见“同学们抬着一捆捆新制的灰布棉背心[110]”送往集中地点、再准备送往前线的情景。这是常规后勤补给之外的有力补充，它充分体现了民众尤其是妇女的爱国主义情操，也体现了近代妇女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与高度。另外，随着新文化运动后女权主义思潮及服装新思潮的高涨，“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但这个“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的做法，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而是出于女性对男性自古以来一截穿衣的服装形象的刻意模仿，想要借此打破自身“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性符号，“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111]，这种以男性为模范、“男女同服”的平等观念及实践谱写了改良旗袍、新式制服等服装新风貌盛兴的前奏。总之，近代中国女性在新思潮的推动下纷纷“出走”，她们接受教育、参与实业、涉足新的领域，并积极投身于社会问题乃至民族救亡问题的讨论与实践，肩负起时代任务与社会责任。

图6-6　寒衣运动中的新女性《中华》1937年第58期

首先，新式教育为近代女性的进步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教育运动，良为妇女运动之先锋[112]”，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私立燕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等院校纷纷为近代女性敞开了大门，此外还有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学院、上海圣玛利亚女中、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女子大学等大量女子院校专门创办。1921年，全国女子职业学校亦有27所[113]。近代女性从此走进学校，并在新式教育的引导下形成了平等、自由、独立等新思想，获得了自主“睁眼看世界”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了成为新女性、塑造新风貌的思想基础（图6-7）。

图6-7　大学毕业的新女性《中华》1932年第12期

其次，“妇女解放当然以经济独立为第一义[114]”，就业使近代女性拥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拥有了坚定新思想、展现新风貌的物质基础。“不能把妇女经济问题解决，其他什么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等，皆是空谈了……经济既能独立虽不说社交公开，自会社交公开，虽不说婚姻自由，自然会婚姻自由[115]”。在鼓励女性独立、解放的社会风气下，拥有新思想、新知识与新技能的近代女性得以走出深闺，走上电话接线员、打字员、电台播音员、教师、警察、店员、飞行员、运动员、女工等各种岗位，形成其告别家庭寄生、真正走向独立的支点。“若女子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则不论中国专制家庭的势焰如何盛大，就可以立刻破裂而成平等[116]”（详见附录四 近代城乡女子职业概览）。(www.xing528.com)

新思想的熏陶加之独立的经济基础，使近代女性广泛涉足新的领域，开启了新的生活方式。因为有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坚定信仰，因为穿衣、吃饭、娱乐花的都是她们自己的钱，所以她们不会也不用像古代女性一样依附于男性与家庭，所以她们更敢穿敢吃敢玩。她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新装及引人注目的“奇装异服”，出入舞会、沙龙、商场等公共场合，去看电影、喝咖啡、骑马、打网球、游泳……参与各种古代社会所不齿的社交活动。也许在现代人看来，这些都不算“敢”，有本事咋不上天呢？事实上，近代新女性就“敢上九天揽月”，当时的飞行社训练班中就有女学员，并且有李霞卿等“女飞行家”[117]（图6-8）。同时，她们还“敢下五洋捉鳖”，近代参加游泳比赛的女性屡见不鲜，杨秀琼就是当时著名的女游泳运动员（图6-9）。

图6-8　女飞行家李霞卿《中华》1939年第80期

图6-9　女游泳运动员杨秀琼《女神》1935年第6期

此外，“女工”成为近代女性的一大职业，近代“棉纺业，烟草业，缫丝业，针织业，棉织业，染织业，丝织业，制验业，毛纺业[118]”中都有大量女性的身影。虽然她们的收入不高，但这些收入却是源自于她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她们摆脱家庭寄生、走向独立的物质基础。近代女性还纷纷担任起服装评论者、服装设计师、服装企业家等工作，成为了推动近代服装变革的“革命家”，对新女性群体及服装新风貌的广泛形成产生示范与引导作用。1928年，《北洋画报》上关于“小衫制应否保存”的问题，便是源于“一位新头脑的女士的作品”，其后发表的系列“小衫沿革图”，亦是该女士与其“女友丽君”所作，同时该画报的编者还就此倡导女界“对于这个问题，多多注意，尤望随时发表她们的意见”[119]，鼓励广大女性为塑造新女性形象与服装新风貌发声。女装问题终究是女性自己的事儿，怎样穿、穿什么还是女性最有发言权，她们的言论也往往较切合女性的真实需要、较有说服力。1934年，《女子月刊》上关于女性解放与女性服饰关系的讨论——“女性的爱美，是不是妇运前途的阻力”的话题也是由“南昌女读者[120]”提出，吴心炎女士[121]、璧如女士[122]、黎来女士[123]等均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唐瑛、胡蝶等名媛明星还以新装、新风貌频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她们引起的名人效应是不可估量的，“差不多新式时装，都是电影明星翻出来的。就发髻及旗袍而论，在今春已呈弩末之势，而一经黎明晖采取，即又复辟起来[124]”。张爱玲的“奇装炫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吃螃蟹”的禁忌，使人们“张爱玲似地打扮起来”，并“把稍微突出一点的服式，都管它叫‘张爱玲式’”[125]。还有张菁英的服装设计作品、冯秋萍的编织教学等，均在一定程度上指引着广大近代女性重塑自我、创造服装新风貌。另外，1924年，近代著名女企业家及女权主义者董竹君创办了福祥女子织袜厂，为贫苦女性提供就业及经济独立的机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励更多的女性走进新社会、成为新女性[126]。

与此同时，女性过去常驻的领域中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使命让新女性逐渐卸下了织布制衣、下厨做饭等“天职”，虽然纺织与缝纫的实践逐渐减少、技能逐渐退化，但只要新女性们乐意，她们就可以很快从专业书籍中学到这些技能，就像《玲珑》杂志中描绘的“摩登媳妇[127]”一样，不会做菜可以看菜谱，不会纺织缝纫也可以看相应的教程。当然，纺织与服装的工业化也已经注定，女性再也没有回到过去的必要。随着纺织缝纫等工作大范围转移至近现代化的工厂、商店，女人们在服装领域所要做的工作大大减轻，要费心思的不再是在礼教的规范中完成制衣工作，而是去“研究服装的式样，怎样美观、怎样漂亮[128]”，让家人及自己穿的美、穿的时尚，紧随近代服装新思潮的新女性脑袋里以人为本的时代审美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礼教，成了新风貌的风向标。于是，作为妻子及母亲的近代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男性及儿童服装新风貌的掌控者，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群的《玲珑》杂志中的《男子时髦服装的常识》[129]《儿童的衣服》[130]等文论，显然都不是要直接给男性或儿童的指点，而是要让新女性学习之后，去打扮她们的男人和孩子。正如《妇人画报》中专门针对男性服装的《献给太太们》一文中所言，“做太太的不应只知道自己的装饰，而忽略于丈夫的衣服的排场的[131]”。此外，还有人直接把男性穿西服的动机归咎于“风俗所趋，佳人所好[132]”，可见在近代这个崭新的时代，男性也开始为“悦己者容”了，且这个“悦己者”则指向社会地位日趋显著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