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启示下的晚清思想变革与社会进步

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后，“国人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73]，到了宋明时期仍是倡导“天理存，则人欲亡[74]”，强调“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75]”的“格物致知”论等客观唯心主义观念的“理学”，一脉相承地保持着汉儒以“礼”为行为规范、无视客观事物本质的思想风貌，“道学至此，几乎纯成一种烂熟的格套了[76]”。王阳明在这种主流观念的指引下去“格”竹子[77]，结果不仅没有“格”出个所以然，还因此病了一场，不过他也因此动摇了对程朱理学的信仰[78]，并在此后开辟了“心即理也[79]”的“致良知”论等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由此“一扫二百余年蹈常袭故的积习，而另换一种清新自然的空气[80]”，并掀起了中国早期思想启蒙的思潮，“为清初学者将传统的‘格物致知’说改造为科学的知性精神提供了必要的前提[81]”，也为“重道轻器”观念的改变提供了指引。师从王阳明的王艮继承并发展了“心学”，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82]”的观念，将衣食住行等日用之事提升到了“道”的位置，这是对“礼”之“道”的否定及对“人”之“道”的肯定，对日用之事及日用之物的肯定。李贽承前启后，批判了古代学者“在伦物上辨伦物”的做法，提出要认识“穿衣吃饭”的本质，“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所谓“明于庶物，察于人伦”[83]，完全抛开了“道”及“重道轻器”的观念，直接强调了“伦物”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还有徐光启提出，“诸君子讲学论道，所求者，亡非福国庇民……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兹事体不细已[84]”，倡导重视形而下的“器”及研究“器”的实学。在这些一致重“器”的思想观念下，“自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这一百年来，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技成果异彩纷呈，是中国古代所有科学技术的总结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85]”，有关服装、纺织等领域的研究与认识正是在这个时期，于传统的“道”之外，以“器”的身份当了回角儿，成为了《天工开物》《农政全书》《闲情偶寄》“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86]”的著作的一部分。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的这些重“器”乃至轻“道”的思想理论与实践展现了我国内部思想发展与进步的轨迹，这条轨迹在完全改朝换代之后隐匿了两百年，又在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显现出来，成为德先生、赛先生的直接“内应”。

随着国门的打开，晚清知识分子便开始在中西及新旧文化的比较之中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并开始从其信仰的“重道轻器”的观念中觉醒，为包括服装变革在内的社会变革及相应思潮的诞生拉开了“序幕”。魏源率先提出“师夷技长”，倡导学习西方军械的重“器”思想。紧接着李鸿章倡导，对“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鹄，则业可成，艺可精[87]”，强调匠人的待遇及其身份地位的提升对激励“器”的进步的重要性。薛福成提出，“古者圣人操制作之权，以御天下，包牺、神农、黄帝、尧、舜、禹、周公，皆神明于工政者也。故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欲劝百工，必先破去千年以来科学之学之畦畛，朝野上下皆渐渐化其贱工贵士之心[88]”，将制作器物的工匠奉为圣人，倡导重视包括服装工匠在内的“百工”，反映出了“重器”“重艺”的思想。王韬则提出，中西双方“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89]”，并明确针对“织衽”一项提出，“织衽必以机器为先，事半而功倍，巧捷异常，而其利无穷[90]”。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局、甘肃兰州织呢局等近代民用纺织服装工业便在这些观念中诞生，随之而诞生的还有“道”中实用、理性、创新等科学思想的萌发。

尽管在晚清时期已经出现“重器”“重艺”的观念，但以“礼”为中心的传统之“道”的首要地位并未改变——“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91]”。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重道轻器”的思想却悄然发生了改变。在维护“道”的崇高地位的前提下，“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种改变使得“西化”在晚清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也显得理直气壮、顺“礼”成章。晚清知识分子营造的重“器”的氛围，一直弥漫至整个近代，“……七八十年来文化演变的趋势，可以说全是朝着‘西化’这方向走……衣食住行音乐人生六大要求，有几件不染上了西方的色彩，洋服、洋楼、大菜、汽车、飞机、西医、西药、电影、电灯、电话、无线电、留声机、冰淇淋，那一件不是西方文化的产品？你也可以说这些不过是物的文明，精神的文明可以离开物质而存在吗？[92]”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事实上自古沿袭了千年的“道”从晚清重“器”及“中体西用”的风气中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可以说，在取代以“礼”为中心的古代服装之“道”的近代服装之“道”中，服装科学思想是先于服装人文思想而入驻近代服装之“道”的，在原本以“礼”为至高原则的传统服装之“道”中，晚清的重“器”观已使西学东渐而来的包括服装在内的各种“器”所内含的利于人、合于人的科学、实用思想开始萌发。(www.xing528.com)

从早期服装业变化的角度看，纺织机械及纺织原料的引进，使人们逐渐感受到了现代化的魅力，“洋纱缕细且长，织成布幅广阔，较之土布，一匹可抵数匹之用。纺纱、染纱、轧花、提花，悉用机器，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工省价廉，销售甚广[93]”，与物美价廉的洋布的亲密接触使人们不可避免地对“器”及其相关技术的价值与重要性的认知发生变化，“苟一物利用，必思考而成之，不令弃掷，苟一器适用，必思则效，旋且运化生新，而利便又远过之[94]”，以经济、实用、高效、便利为追求的成“器”之“道”由此开始萌发。从后来服装造型变化的角度说，近代中国服装从宽窄可调的“围系型”发展到严格以人的体型为基础的“合拢型”，这不仅需要缝制、裁剪等技艺的提升，同时还需要摆脱经验论的科学缜密的新思维，修身合体的改良旗袍、连衣裙、大衣等新式服装中的省道、装袖等细节的实现均需以精确的数据和高超的技艺为保证。且看专门制作新式服装的红帮裁缝，他们在制衣的“量”“裁”“试”“缝”等关键环节上无不精益求精。裁剪师在操作过程中，不但严格按照订单上的尺寸和要求办事，而且要对顾客的体型和身材非常熟悉。在裁剪前，对面、辅料一定要进行缩水处理，以保证做出来的衣服能久经洗涤而不走样。在服装者试样时，还分为“毛壳”和“光壳”等多次试样与修改，以使服装修身适体[95]，再也不是“差不多就好[96]”。总之，服装之“器”的进步及其地位的提升，即促进了近代中国服装业的发展及近代中国服装结构的完善，也促进了近代服装之“道”中的科学思想的萌发，以及后来赛先生与德先生的并置地位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