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之名曰大[67]”，“道”是事物运行所遵循的规律、法则、秩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68]”，“器”是相对于抽象的“道”而言的具体器物、技艺。“道”与“器”分别代表了事物形成与存在的内在规律与外在形式两方面，两者本应相辅相成，但实际上，在古代中国“道”与“器”却是以贵贱不等的姿态相互隔离，并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中国之制器也，儒者习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69]”，所谓“君子不器[70]”，“器”者技艺再高超也只是卑微的匠人。对于中国古代服装而言，其成形的“大道”是“礼”，其造型是以“礼”为最高法则，宽袍大袖及其纷繁复杂的等级象征元素是其作为“器”存在的外在形式，且古代服装不是单纯的“器”，而是“礼器”，故服装不可以“异”、不可以“奇”，只可以服从于至高无上的“礼”。对于“礼”这个“大道”的过分重视，使服装作为“器”的实用、审美等性质被普遍忽视，人们以“服”从于“礼”为服装的标准，而不以大部分“人”自身的真实需要为标准，无意于探寻服装的实用、审美等广大民众真正的需要问题的解决，无意于服装的创新及服装技艺的突破。虽然早在五千年前我国就有丝织品问世，西汉已经有了较好的棉织品，葛、麻、毛的纺织品出现也很早，汉代我国主要的纺织机械也都已齐备，手摇纺纱机、织机都比较先进，但后来却很少有进一步的发展[71]，关于服装技艺、结构、物理性能等的进一步研究并没有因此产生。
到了近代，“服”从于“礼”的服装之“道”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人”为中心、以发展为宗旨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服装也因此从为“礼”服务之“器”回归到为“人”服务之“器”的位置，在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潮熏陶下，人们逐渐意识到“新者皆奇皆异；非奇非异，无以见其新[72]”，并将前所未有的精力投入到服装器物的层面上，一改“重道轻器”的风气。这种改变不仅仅是近代德先生、赛先生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我国内部文化思想发展的结果。(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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