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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童心:人类天性的觉醒与自由态度

时间:2023-06-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以明代李贽为代表的思想觉醒为打破这种程式化的礼制与服装的礼制埋下了伏笔。其实在李贽之前,“天理”“人欲”的争论就已经开始,并由此形成了以陆九渊和王阳明为代表的陆王心学和以王艮、王襞为代表的激进派心学,这是人与“礼”对抗的开始,是觉醒的前奏。李贽认为真正的人是有“童心”的人,“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00]”“童心”代表了人未被礼教驯化的自由天性。

李贽的童心:人类天性的觉醒与自由态度

宋明理学将孔夫子的思想彻底异化为“存天理,灭人欲”的非“人”之学,“礼”被定义为人的本性,而人本来的个性被扼杀,服装被加上更严酷的礼制枷锁,直到清朝统治的三百年依然是程式化的“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90]”。而以明代李贽为代表的思想觉醒为打破这种程式化的礼制与服装的礼制埋下了伏笔。

其实在李贽之前,“天理”“人欲”的争论就已经开始,并由此形成了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陆王心学和以王艮、王襞为代表的激进派心学,这是人与“礼”对抗的开始,是觉醒的前奏。陆九渊的“心即理也”和王阳明的“致良知”实质上还是忠孝礼义的天理之心,但至少填平了天理和人欲的鸿沟,把“治心”变成“致心”,所谓“率性之谓道”一定程度上激励人的自我意识,使压抑千百年的人心得到一定的舒展[91]。到了王艮这里,“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92]”“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93]”“心”之外有了“身”,首先要“安身”,然后才能“内不失己,外不失人[94]”,完整的、真实的“人”开始被发现并得到尊重,人的现实生活也开始从以“礼”为上的社会风气中显现出来,正所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95]”。王艮提出了“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96]”的观点,表明他对服装的认识又回归到了孟子的“仁”和墨子的“节用”上,物质生活水平上的官民之差与等级压迫受到了批判。王艮之子王襞紧随其父之后说:“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97]”,将人的精神需求和生理需求统一为“道”,并且在闲云野鹤的状态中,使服装回到了于仁义道德无用、于身心自然发展实用的位置。

接着,师承王襞的李贽来了,他说,“人所同者谓礼,我所独者谓己”,李贽尊崇的“己”就是有自由意志的自己,有别于在“礼”中失去自我的“人”,“真己无己,有己即克”[98],本着明确的“非礼”态度,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99]”的真命题,将服装的中心从“礼”完全转移到了身心具备的、真正的“人”上。李贽认为真正的人是有“童心”的人,“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00]”“童心”代表了人未被礼教驯化的自由天性。身怀“童心”的李贽批判了身着“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的“纲常之冠”和“人伦之衣”的“仲尼之徒”[101],主张应在“穿衣吃饭”的真正“人伦”上下功夫,而不应“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102]”,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对儒家服装思想文化的直接批判,由此真实的在思想上将对服装的关注从政治礼教转向了现实生活,也正式打开了中国近代服装人文精神的一个源头。这个源头有别于西风东渐而来的、兴起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精神。从影响来看,后者才是“主”源头,不过,前者在地位上虽是“次”的,但其在思想本质上却是相当正统的、本土的人文精神。两个源头的活水缓缓输入近代,逐渐洗去了“礼”的铅华,给中国人一条通往现代服装世界的康庄大道。

李贽说,“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服装是人们现实生存的基础,是“切切于人”的“伦物”,只有对此“加明察”,才可以“达本而识真源”[103]。后来的宋应星将李贽的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天工开物》便是其实践的产物。这部“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详细地叙述了各类农作物的培育和手工制品的形成,针对“天孙机抒,传巧人间。从本质而见花,因绣濯而得锦。乃杼柚遍天下,而得见花机之巧者,能几人哉?‘治乱’‘经纶’字义,学者童而习之,而终身不见其形象[104]”的情况,宋应星编成“乃服”一章,围绕服装介绍了丝、棉等纺织原料的制备过程与相关设备,以及“龙袍”“布衣”“夏服”“裘”等各种类别的服装纺织原料与纺织方法。虽然宋应星并未否定贵贱有别的主流服装观念,但其立足于服装纺织技术的实践无疑传播了服装科学思想,为此后对服装性能、服装技术等理论的认识与研究带去了一些曙光。(www.xing528.com)

这些立足于服装实用性和服装本身的物质特性的理论和实践,在自古只重“克己复礼”的服装之道上凿开了一个缺口,也为后世类似新观念的构建和文化的进步奠定了传统根基。新文化运动直接倡导的启迪民智之法也就是研究“社会人生最切要的问题”,所谓最切要的问题,“一定是与许多人有密切关系的”[105],这其中当然包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穿衣吃饭的“人伦物理”“若事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106]”,近代的思想先驱正是延续了李贽对“人”的准确认知,从衣食住行这样的切身问题出发,引起全民的注意与反思,进而逐渐搭建起“人伦物理”的新系统,构建起新文化。

于是,在近代对服装问题的探讨中,有了“女子穿衣不是为衣服的繁华,而是在使衣服与她的身体合成一气表现出来”的“美的服装的标准”[107];有了“人家流行长,你便短,人家花园锦簇,你来一个朴素[108]”的服装个性追求;有了“(要做时髦女子)倘无自由——即自己有支配的权利,也是不行[109]”的服装自由呼声;有了“妇女的服装,随时演变着[110]”的流行风潮和“服装与头发的流行是一种自然的势,是一种活的力[111]”的流行观念;有了“头脸部只要清洁,不用脂粉烫发;身上穿的式样不妨裁制入时,适合身体;衣料是要便宜和朴素[112]”等以“人”为中心的服装思想的百家争鸣

同时,还有“食不分精粗要视营养,衣亦不分贵贱而要求适体,营养和适体即是合理的要求,亦是科学化的另一种解释[113]”的科学精神;有运用燃烧实验、水洗实验等对棉、麻、丝、毛等织物的原料组成、色牢度等进行分析的科学方法[114];有对服装原料、服装文化、服装造型等相关理论的系统分析与价值的新认知;还有改良旗袍、中山装等“新装”,以及时装画、准服装期刊等以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为导向的服装新载体的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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