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知足与消费观：追求实用、独特而非奢华

老子认为礼制下的名分不可强求。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45]”，即名利与生命哪个重要？这其中的得失哪个更要命？今天我们都明白生命更重要，但当时却不见得。不然的话子路怎么就为了正衣冠而牺牲了呢？[46]何况连物质上的“身”都没了，精神上的“名”又依附在哪里呢？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必把名分看得过重，也不必把显示贵贱名分的衣服看得过重。老子又认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47]”，一屋子金银财宝，我们并不能与之“长相守”，人在世界上的阳寿就是相对固定的那么长，无法守护这些在物质上难以泯灭的金与玉。所以不必把财富看得过重，也不必把显示贫富差距的衣服看得过重。这也可以不看重，那也可以不看重，那活着还有什么追求么？老子说了：“知足之足，常足矣[48]”，这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知足常乐啊。

那么如何做到知足常乐呢？老子提出了他的消费观：“不贵难得之货[49]”，别去追求高档奢侈品！没啥意思。不仅没意思，而且为了制作这些奢侈品，还要付出很多人力、物力，那就更没意思了。因为要消耗自然资源，因为要动用民众劳力，所以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老子在这一点上与墨子的看法是一致的）。而礼制则刻意用包括服装在内的种种奢华器物去显示甚至去拉大社会等级差，这显然就不够慎重。更何况“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50]”，高高在上的一切都离不开芸芸众生的支撑，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其实在老子看来，这些外观的显派都是虚的，都是可有可无的。实实在在的内容在于人的主观感受，即“甘其食，美其服[51]”，意思是吃得虽差而感到甘甜，穿得虽差但觉得好看。这是一种“子非鱼，安知鱼之乐[52]”式的内心体验，也就是说，自己觉得好才是好，而不是礼制觉得好才是好。

老子在本质上是一名哲学家。他的消费观与服装观最终都将升华到哲学的高度。这就是他的“是以圣人被褐怀玉[53]”。褐是“毛布也”，是“麤布也”[54]，即以兽毛或粗麻制作的短衣，《孟子·滕文公上》有：“许子衣褐[55]”，《荀子·大略》又有：“衣则竖褐不完[56]”，都不是什么好衣服。甚至由这种衣服还可以引申出贫贱者之意，《后汉书·赵典传》李贤注：“褐，织毛布之衣，贫者所服”。但是这一切都不要紧，因为咱们怀里有玉——显然这个玉也不是真的玉，而是指玉一般高洁的思想境界。有了这样的思想境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57]”，这样的人就无所谓包装了。所以在老子看来，贵族不贵族不在于穿了什么，不在于用什么礼器，不在于合什么礼制，而在于其内心世界是否高贵。这样的境界才是他的理想境界，这正是老子“无为”的思想核心的集中反映。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高深，但是却不容易明白，或者明白了假装不明白，或者明白了却做不到。所以《史记》有“而士不得短褐[58]”，还是不希望有身份的人士穿粗布衣服。(www.xing528.com)

“美丽服装，不是在质料的昂贵，而是在剪裁的合体[59]”，近代中国人继承了老子简朴的消费观。服装的经济价值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价值，因为服装这“身外之物”并不能代表人的价值，而且“价钱贵的东西，未必一定很好[60]”“价格昂贵的货品，未必比价格低贱的货品实用、美观[61]”。故金钱并非是衡量价值的客观标准，有时候人只是受虚荣心或“有色眼镜”的蒙蔽，才会不知足，才会扭曲主观感受，才会对不同标签、同样品质的东西产生错误判断，甚至对客观上更好的东西嗤之以鼻，而对相对而言较差的东西趋之如鹜。所以合理的选择是：“吾人服装，贵乎实用，但能蔽体御寒，又何必多耗金钱于无用之地[62]”。当然服装的实用价值始终不可忽视，因为这是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生存”是“生活”的前提，是人的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不要专事讲究形式的美，应该力求灵魂的美，人格的美[63]”，正如老子的“被褐怀玉[64]”，近代中国人也倡导内在的美和主观上的自得其乐，“一件布衣，一双布鞋，只要式样合乎时代，就是朴实无华，也不能消灭我们的健美[65]”，能消灭我们的健美、泯灭我们的人格、剥夺我们快乐的往往是对物质世界的无尽屈从和对精神世界的置之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