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节用与服装节俭原则

“世之显学，儒、墨也[18]”，在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古代思想的主流之前，墨家曾是能与之鼎足而立的一大流派。据《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19]”，但因受不了礼的烦扰，以及在“服丧”等问题上与儒家的分歧而自立门户，形成了以“节用”“兼爱”等为思想核心的墨学。

既然曾经“受孔子之术”，那么墨子也要讲仁：“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虚亏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20]”，但显然他的仁与儒家的仁不完全一致。他撇开了儒家高扬的礼乐仁义，直接强调黎民百姓的衣食问题，他最大的关注点是“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21]”，也就是咱们黎民百姓的民生问题。既然最大的关注点是民生问题，那么必然就会对礼制产生怀疑。因为要遵从礼制，就得“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22]”，就得“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因为这样才能使一部分人显著区别于另一部分人。而为达到这个目的，将“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23]”，墨子于心不忍。故墨子倡导“节用”，以免给衣食尚未丰足的百姓带去更多的压迫和痛苦。墨子认为不仅不要横征暴敛，而且要“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⑥”，这样才能实现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24]”的无阶级、无等差的“兼爱”理想，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

接着，墨子进一步探讨了建设这种和谐社会的途径。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不是靠“夫其可以为命哉”，而是靠“故以为其力也”[25]。即食饱衣暖等物质并非靠“命”，而是要靠“力”，即生产劳动。这样的话，治理国家的重点到底是围绕礼制，还是围绕生产，抑或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另外在去“礼”之后，墨子的提议是“尚贤”，表面的意思是任人唯贤，其实是在向当时世袭的血统论提出挑战。而挑战贵族的世袭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挑战礼制。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为治国之道增加了一些有价值的选项。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些社会上层的思想家们没有直接的劳动生产经验，难以有“重力”“非命”的深切体验；他们拥有较多的财富和较高的生活享受，也就很难真正严格地注意节俭[26]，开源节流。所谓“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27]”，墨子自己看到了这一点，也希望其他思想家能够看到，避免上层阶级的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抹杀或浪费生产“力”，避免上层阶级的思想家们把衣服当成“荣耳目而观愚民[28]”的礼器。

既然在墨子看来，礼制并非唯一的重要的政治理想，那么用以显示礼制的服装就可以简化一些，或者说服装设计的动机也可以变化一些。那些装饰繁复的宽袍大袖“非为身体，皆为观好⑤”，并不适于人的日常活动，就可以精简一些，就可以“衣服带履便于身⑤”一些，这里的“便于身”强调的就是服装于人的实用性和舒适性。“冬以圉寒，夏以圉暑[29]”，墨子认为御寒挡暑是服装的终极目的，“圣王”教授妇人纺织之道就是因为上古时期用兽皮、草绳、树叶所制的服装太过粗糙、“不中人之情”，所以服装设计的原则应该是合于“人情”，使服装“轻且暖”“轻且清”⑤，即冬天的服装要轻软和保暖，夏天的服装要轻巧和凉爽，合理地满足人身的需要。这正是墨子的服装节用之道。当然，“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30]”，墨子并非不明白“美”“丽”“乐”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只是在当时社会物质水平普遍低下的条件下，墨子更关心的是服装的实用功能。而且墨子看问题的方法也是十分辩证的——只要大家暖了，就应该追求“丽”。“丽”是好东西不是坏东西，我们今天就在追求它。

总之，墨子的衣服只是一个“适身体和肌肤[31]”的用具，与儒家把服装作为礼制的道具的做法差之千里，也与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32]”的观点直接对立。墨子的话也是有人乐意听的，比如赵武灵王，其胡服骑射的依据就是：“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33]”。(https://www.xing528.com)

秦汉以来，墨家的思想体系和学派逐渐消失无闻，并且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独立学术、思潮或派别，但是墨子的思想并未在中国的历史上真正消失，近代亦然。1905年，《民报》第1期就撇开孔子老庄，把墨子捧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并刊登了臆想的墨子画像。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也呼喊“杨学（指杨朱为己）遂亡中国，今欲救亡，厥惟学墨”。[34]

面对服装流行所造成的浪费现象以及民生凋敝的社会现状，近代中国人身上潜藏的墨家的血脉开始贲张。有人说，追求时髦这种“炫耀体面的心理不改，则民生前途，何堪设想？”[35]服装流行是能促进服装发展、展现人的个性的好事，但同时也是一件奢侈的事，为避免盲目追赶流行以致“有碍生计”，倡导“衣服贵乎朴素”的观点自然无可非议[36]。徐鹿坡也提出，“选择衣服的材料，总不外价廉质美，切于实用为主，万不要穿奢华妖艳的服装[37]”。金复庆说，“顶戴袍带的文武大臣”在过去如何威严，如今也只能是留在戏台上。现在的服装应“便于生活、利于动作、趋于简便”，总而言之也就是墨子的“便于身”。在金复庆这里，“便”服的标准是“吸水分”“轻暖软”，这不正是墨子的“轻且暖”“轻且清”①的白话版本么？我们知道，这不是墨子再生，而是传统的隐性基因在一定环境下表现出的性状。实际上，在新的社会及时代环境下，这种表现往往是“发散式”的。

近代教育家邰爽秋就将墨子的服装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穿上一般工人多穿的土布短装，深入群众，倡导并推行“土布运动”，这一方面是因为邰爽秋将“实行社会节约，努力社会生产[38]”视为改善民生的一大措施，“认定每年穿着二十元土布便可以救一个人[39]”，这与墨子的“节用”“重力”的思想完全契合。另一方面，邰爽秋直接从底层劳动者的角度考虑服装问题，试图以“兼爱”之心来打破“官贵民轻”的传统主流服装观念，他说，“我们不主张民众以士大夫的生活作标准，而主张要下去度一般民众生活；不要提高生活欲望，而要已觉悟的份子去到民众中间去救他们于水火。同时降低自己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同到水平线[40]”，邰爽秋可谓是墨家的圣人，恰如墨子所言：“故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41]”。当然，邰爽秋所言是基于抗战时期物资缺乏、全民备战的特殊背景，所以包括服装在内的生活水平需要临时降一降。胜利之后的和平时期，还是会积极倡导民生的，这一点与墨子的想法也是相通的。

毛吟槎也是墨子服装实用主义的继承者与发展者。毛吟槎说，“人民的智识进化、工艺发明，于是服饰就要讲究美丽不像古人的只求蔽体御寒了”，可谓深得墨子之“衣必常暖，然后求丽[42]”的精髓。毛吟槎认为，服装“弄得千奇百怪，这都不是人穿衣服的真意……人穿着服饰终要使人有便利、能操作，不受衣服的束缚，那才算是得着衣服的好处了”“怪”衣服在毛吟槎这里也是没有市场的。顺着这个思路，毛吟槎提出“适便与不便”的服装原则，正如有人引用墨子之语所言：“衣服之制果然第一义为适身体和肌肤[43]”，毛吟槎的“便”自然也离不开服装于人的实用性与舒适性问题。一方面，他从“人民的智识进化、工艺发明”的新时代的时代特征来考虑。轮船、火车、电车、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改变了中华民族这个“居家的民族”，宽袍大袖“常有牵住或是被人踏牢的危险”“在旅行时或是热了，不易脱掉，冷了不易加上，脱了太冷，加了太笨，就要转身不灵”，显然不适合“移动时代”，有碍“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的历史趋向。另一方面，毛吟槎客观地批判了宽袍大袖的“不便操作”和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在服装与名利追求上的肤浅表现。“我国的文人学子向来是不劳动的，稍能通文，就要肩不挑担，手不提篮。一有资产就要婢仆成群，百事不管。看到劳动操作一端，如同是卑鄙的样儿。即是贫苦老公，稍有金钱亦是装作先生的样儿，要穿这宽大的长袍，而且要厌恶劳动的本业[44]”，可见在毛吟槎这里，生产劳动也是极其重要的“本”，以劳动为“本”实际上就是以劳动人民为“本”，而立足于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现状，“非为身体，皆为观好②”的服装是没有用的，所以在毛吟槎看来，“西装的硬领和硬袖，毫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多费金钱和束缚了人”，有用的是“灵巧、美丽、简便”的“便”服。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