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中的仁政及其对服装的影响

孔子而后，儒分为八，此后还有更多的发展和变迁，即通过由孔子所创始的以礼为本质特征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某些因素的侧重，形成不同的儒学流派。作为“亚圣”的孟子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就与孔圣人有所不同，孟子将孔子思想中的“仁”推至极致。孔子的“仁”所涵盖的思想很复杂，它既有强调“克己复礼为仁[3]”、维护礼制的方面，又有突出“泛爱众，而亲仁[4]”这种充满原始人道主义（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爱）色彩的方面。孟子的“仁政”之道则明显突出了后者，具有强调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等人文特质。[5]

实际上，孟子很少有针对服装展开的直接论述，但他在倡导“仁政”之道时曾提出了“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6]”的社会理想，而之所以要让“老者衣帛”，即让老人穿丝棉质料的衣服，一方面仍然有礼制的因素，因为所谓“礼”就是要分出贵贱、君臣与长幼；但并非完全出于“礼”的要求，而是因为“五十非帛不暖[7]”，年老者畏寒，丝棉服装较粗布麻服而言更细密而耐寒，这是对“仁君”的要求，体现了孟子对服装的实用性和对人的现实需要的肯定。可以说，孟子的“仁”在一定程度上是关心广大黎民百姓的“人”，而且这种关心更为深入、更为真实，正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8]”，“民主”在孟子的思想里至关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于“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礼之外的。

孟子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性善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9]”，拥有“不忍人之心”、切实关心百姓生活疾苦是对统治者的必然要求，此外，“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他强调这种“善”的道德的先验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同时又强调通过后天的学习来拓展人性之善，即“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10]”，由此形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著名命题，而这些在孟子本人这里并没有离开人的感性心理，且突出的不是为“性本善”的宗教献身，而是倡导主体对身心发展的自我选择。[11]

千百年后，在“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12]”的《大同书》中，康有为开篇便以“人有不忍之心”为题，表达出对民众之苦的深切同情，其中涉及“妄定宫室、衣服、车马之禁，若贾人不得乘车、衣丝”等“压制之苦”“饥不得食，夜不得息”等“奴婢之苦”，以及对“不得预公事”“不得为学者”“不得自由”等“妇女之苦”的特别关注。这若干种“苦”的核心其实就是“压制之苦”，即礼的等级制所造成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制。官人衣丝无碍，若贾人也衣丝便是僭越。是何道理？告诉你是因为“礼”，而“礼”又是出于“天”。这样就既玄乎又无奈了，因为我们一个常人去跟“天”较什么劲？但作为思想先驱的康有为则不然，他非要像堂吉诃德一般去较劲。他手里的宝剑就是他的“大同”思想，若论根源也有孟子“兼爱”的成分。康有为指出：“太平之世，独立自由，衣服瑰异，无损公益，一切听人之所为”，也就是说对于穿衣服这件事，我们不再听礼之所教，而是听人之所为，而人之所为，不正是由“人之心”所控制的么。而后来的历史进程也表明，康有为等思想先驱用“人之所为”、用“人之心”掀翻了笼罩于百姓头顶达上千年的那一片“天”。(www.xing528.com)

康有为对女性的装饰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在其《大同书》的“去形界保独立”一章中，他强调了对于普遍的“穿耳作孔，以挂垂环”的穿耳行为，欧美“束以紧带，缚以丝绷”的束腰行为，以及中国“七尺之布，三寸之鞋，强为折屈以求纤小”的缠足行为等损害人体的服装行为的“不忍”。在缠足行为上，康有为是“目击其苦，心窃哀之”，故积极投身天足运动，实现“仁”的宗旨。孟子曾说，“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13]”，近代中国的服装新观念正是建立在强调爱护、养护身心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有此仁者之心的思想传统，方有“惟当公会礼服，男女皆从同制，不得异色，以归大同[14]”的服装新思想的出现。这是对服装自由、服装适体等人道主义精神的权衡与把握，这种追求独立、平等的服装思想是近代服装新思潮的产物，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中内含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仁”的苏醒与呐喊。

“仁”的觉醒使中国人在近代首场“变服”活动——天足运动中，很快呈现出较为一致的态度。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缠足行为，强烈抗议缠足这件“残酷不仁的事[15]”，有人质问道：“凡人生子女，没有不爱惜的道理。何以生了女子，就以缠足的苦楚，叫他难受……我不懂做父母的事事痛爱子女，何以于此等事竟忍心虐待？[16]”缠足的不仁不仅在于该行为本身自带的伤害性，还在于施刑者往往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古王之制刑也，为劓、为刵、为刖，将以天僇僇不肖以威天下，仁者犹或讥之，恶其伤天而残人类也”。[17]这种从孔孟时代就播下的“不忍”之心，与近代天足运动、天乳运动等“变服”活动中所倡导的服装不束缚人体正常发育、不妨害人体健全的观念一拍即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此类“变服”活动的展开，并为服装的改良奠定了“善”的基础，使人们在重获服装自由之后和追求服装个性之时，不至于盲目地走向“恨天高”与“紧身胸衣”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