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发展的差异与服装文化的分化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336]”，城市自古以来就是时尚的中心，但同时与乡村一样，不分彼此地遵守着服装礼教，传承着传统服装观念。但到近代，城乡之间的发展产生较大差距，服装新观念的传播及服装新风貌的形成也在城乡之间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分化。

（一）“骤变”的城市

首先，作为外货的入口，城市率先接触并接纳了“舶来品”与新观念。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加上原本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一并开始实行自由对外贸易政策，此后又有南京、重庆、温州、苏州、杭州、汉口等沿江沿海城市相继开放。外国的棉、毛、丝等各类服装面料，衣帽、鞋靴等服装成品，缝衣针、缝纫机等服装工具纷纷由此登陆近代中国，“衣帽各件如帽、袜、小衣、绒线、织品、绒呢、皮靴、皮鞋”等进口均很多[337]。当时的海关资料显示，棉布、棉花、毛呢制品长期是上海、汉口等地进口的大宗洋货，其进口总价值常常超过烟草、米等其他大宗进口物品[338]。这些进口货物率先入驻进口城市的洋行、工厂、商店，为城市中服装商圈的形成及新观念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洋商来往底口岸，逐渐成为‘时式’底中心[339]”。新式服装与新的观念以城市优先的“潜规则”传入国人的大脑，接着“一切最新时的式样”及其所承载的新观念再以不同的速度“由大都会出发，供给各地”[340]。

其次，作为工商业的中心，城市兴起了大规模完全不同于官府手工业作坊的现代服装产业。它们由流行引导，而不是受等级限制；它们批量生产，面向大众且大众能自由选购而不是由官府统一制作、发放。至此，为礼教服务的官府制造业由盛而衰，为人民服务的近代时装业、西装业、衬衫业在城市中全面兴起，成为改变人们服装风貌及服装观念的基础。“抗战以前，各大城市都有着大规模的商业，供给时髦的服装④”，而到1944年，仅就上海新成区下辖路段，依然汇聚着将近两百家时装店，它们主要出品各类女子时装，兼童装、内衣、运动装、皮装等新式服装[341]。此外，据南京特别市衣庄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记载，1943年南京市的服装商家已达到81[342]家。据汉口市服装工业同业公会会员1947年4月份商业登记月报表记载，1947年汉口西服时装业的商店更是多达210家[343]。移步到当时上海的南京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橱窗里“艺术化”的丝袜和在人体模型上“美煞人”的腿部曲线；可以看到当时内地“难以见到”的“西洋美女的石膏模型穿上绸缎做衣料广告”；可以看到“在冬天将临的时候，各商店里就应着时节，橱窗里陈列起许多冬季的衣料和服装”[344]。于是，有上海女子“常常来往于几个‘采办欧美货品’的大公司”且其中“许许多多打扮得简直同外国贵妇人一般无二”[345]；有“女人拉着她们的丈夫，男人挽着他们的爱人，并着肩到南京路上来，在玻璃橱窗前徘徊着，见到喜欢的，就进去买了两件”[346]。城市中林立的服装店及出售服装的百货公司以其丰富的橱窗及柜台式的商品陈列展示着各式新装，并显示出了时尚商圈的传播力量，它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使行人驻足而观，以引起其购买之念[347]”，引导人们接受新思想并刺激人们将新思想转化为行动。

再者，作为租界的据点，城市在华洋杂居的状态中形成了新的社会风尚。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公布，英、法、美等国相继在上海开辟了后来演变为租界的外国人居留地[348]。如果说早期租界严格执行的华洋分居模式在城市中创造的只是国人想象中的新世界，那1853年“小刀会”起义事件后所开启的租界华洋杂居模式[349]，则打开了人们进入新世界的现实窗口。在租界及围绕租界形成的中外文化交汇的社会氛围中，城市环境与居民生活以一种相对自然、轻松的方式相互融合、彼此接纳，包括服装、服饰、发型等在内的新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很快深入人心，“上海华洋杂处，女子习染欧风，不特衣服改良，髻亦惟推陈出新，云鬓低垂，秀发卷曲，其中颇多美观者[350]”。上海之后，厦门、广州、汉口、天津等城市也纷纷设立租界，形成相对开放的“城中城”及融汇中西的城市文化。其中汇集了大量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洋行以及出售各种服装用品的百货公司与服装店，包括经销舶来品的洋货店、西服店、钟表店等。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大型百货商场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均建于上海租界内[351]。此外，华洋杂处的城市中还有舞厅、咖啡厅等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所，与此相适应的是“红的燕尾服”“飘动的裙角，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352]等时髦事物，它们与电灯、煤气等新型照明方式，汽车、火车等新型交通方式，电话、电报等新型通讯方式共同树立起城市摩登的时代形象，进而传播并构建起于人简捷、实用、美观为上的生活及服装新观念。

另外，当时的城市也是传媒的源头。在那个时代，报刊无疑是近代传播范围最广、传播速度较快的传播媒介，它们为近代服装新思潮的传播打开了一扇扇思想的窗口。据当时内政部统计，1931～1936年间，全国有报社1503所，通讯社788所，杂志社1875所，“内以沪京为最多，平市次之”[353]。1936～1947年间，全国有报社1284家，通讯社566家，杂志社1448家，依然是以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州、中国香港等城市分布为多[354]。其中，长期处于报刊活跃中心的则是魔都上海，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阵地《新青年》和《申报》《时报》《字林西报》等包含大量服装评论的综合报刊，以及《良友》《妇人画报》和《玲珑》等准时尚杂志均创刊于上海。这些“大都市里的时髦杂志”，源源不断地从以城市为主的发行地中诞生并尽可能地传送到千家万户，它们“不断地给予人们以兴趣变化的刺激”[355]，不断地向人们传播着时尚资讯与新观念，不断地加速着人们在面对包括服饰在内的新文化时所呈现的“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356]”的思想进程。

（二）“渐变”的乡村(www.xing528.com)

相对于“骤变”的城市而言，服装风貌及观念在近代乡村则是“渐变”或“不变”的。

首先，乡村传统的经济方式与生活方式满足并限制着人们的需求。人们始终习惯于“由棉子到棉花，棉纱，棉布做了衣，穿上身，都是自己直接制造，不必借助外力[357]”的小生产劳动模式，并受限于由此形成的“一切衣食住行，只求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其他一切便属铺张浪费[358]”的思维。“古来妇女，大多自能纺纱、织布，至今乡间僻壤，尚有所见[359]”，近代城市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并未在广大农村地区普及，很多地方依然保持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穿的吃的都是自家的农产物，土布[360]”，人们依然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从上海往北京经过无锡常州等处，沿途见人们忙迫的在田间操作，其中多数是女子，头上裹着白的或蓝的布巾，穿着宽大的衣服[361]”，延续着千百年来自身供求平衡的稳定状态，故外来服装来了也是多余以及“无用”。就是上海的浦西与浦东，仅隔着一条黄浦江就能看到“变”与“不变”的巨大差异，“一个是实足道地的摩登女郎，一个是古老朴素的乡下土老儿[362]”。浦西是灯火辉煌、夜夜笙歌的十里洋场，有着各种展示新式服装的橱窗和穿着新式服装、追随国际潮流的摩登男女（图4-11）。而浦东则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状态，女人们在农闲的时候做着“织布、摇袜、糊自来火盒……”等副业，“无论衣呀、食呀，她们都是抱着菜饭香、布衣暖的宗旨……一件布衣，可以穿三年四年[363]”。

图4-11　上海的“十里洋场”　《上海图书馆馆藏历史原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其次，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自治系统稳固地支撑着乡村中自成一体的文化堡垒。一方面，在包括文化自治的宗族自治下，衣、食、住、行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家族的事，第一个穿新装的人，不仅得看长辈的脸色，还得冒有辱家风的罪名。“在乡下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364]”，乡村相对狭隘，缺少包容性，这便使得新思潮的进入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封建道德是宗族自治的核心思想，它根深蒂固，是乡村抵御新思潮的武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些旧礼教的绳索如今还是紧紧地缚住了她们（乡村的妇女）的手足[365]”。在封建文化的堡垒中，“新的智识是不会侵入她们（乡村女性）的脑筋[366]”“一般村姑乡妪，虽在衣食不足的荒地上生活，然或尚不至远乎古训[367]”，乡村中牢固的氏族、血缘关系和维系这种关系的固有思想体系，都使其人在面对新思想、新事物时呈现出较为本能的抵御或是抵御不了的迷茫。因此近代乡村与服装新思潮之间的距离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距离。所以，毗邻上海仅几十公里的苏州农村，蓝印花布、毛蓝布的接衫一直不为西风的吹拂所动，与已经装有拉链、省道甚至垫肩的改良旗袍就在不同但相近的空间相对峙。

再者，传媒介入的障碍。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限制，近代的城市与乡村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存在的鸿沟还难以借助交通、通信工具等方式填平。实际上，即使是大城市与小城市，小城市与小城镇之间，新思潮的传播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地域差异。“上海是最时髦衣裳的发源地了，我们有时回到家乡，或者旅行到内地，看见内地妇女穿的衣裳，总带些上海的气息，有人谓之为海派，不过有许多学的很像，有许多竟不像，有许多在上海人眼光中看起来，已经过去了，但是在内地很为流行[368]”，虽然处处都“以沪上为楷模[369]”，同样是以流行观念为指导而穿衣，但城乡之间对服装形式美的理解与把握总存在着时间差。另一方面，近代报刊多以城市为主要发行地与销售点，作为传播服装新思潮的主要媒介，它们面向的受众多是有一定知识的文化人。1935～1936年的调查显示，就是上海这样发达的大都市，不识字的人还有将近77%之多（16岁以上），由此大可想象落后的乡村的教育水平[370]。这就使得乡村成为报刊和近代服装新思潮到不了或是不愿到的远方。缺少新式服装、新思想及传播它们的媒介的进入，也就缺少刺激新观念树立的因子，正所谓眼不见为净，近代城市已经进入缤纷混沌的新纪元，而同一时期的乡村往往还是一成不变的净土。

于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的青年，就有了“一面是蓄发，缠足，短袄，长裙；一面是烫发，西服，男装长裤”的强烈差异，“因为一是在交通闭塞的陕西，一是在通商大埠厦门”[371]。城市中，可以看到女学生“蓬松的发，高跟的鞋，紧紧的衫儿短仅及腰，宽宽的裙儿长可达踝，纤细的很！飘逸的很！婀娜的很！”；可以看到女尼“脸上抹香粉，身上穿丝织品的尼衣，脚登丝袜革履”[372]；可以看到穿着各式新装的摩登男女。而乡村中，服装文化依然忠实原貌，从服装的品种来看，袄、袍、马甲、马面裙、云肩、凤尾裙（裙带）依然是主体，少女为情郎绣的信物也依然是扇套、暖耳与荷包，只不过增加了一个与时俱进的眼镜盒。从服装的造型来看，依然是平面造型的连袖直身，也依然是大襟或对襟，袖口也依然是“阑干”与“找袖”。从服装的面料来看，依然是绫罗绸缎，图案也依然是宝相花、暗八仙与凤穿牡丹。正如许地山所言，“上海女人烫发着高跟鞋，河北三河底太太们还在戴三四百年前底冠子，缠了一双四寸半底三角粽式金莲。北平女人着贴身长旗袍底时候，甘肃地方还有三十年前上海时兴底二重镶底袖子[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