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鸿翔：专制各国女服设计大师

金鸿翔，1894年生。1907年到上海城内学习裁缝技艺，1914年前往哈尔滨跟随东北师傅学习大衣的设计与制作。后又赴俄罗斯的海参崴学习俄式服装的制作技术，海外的学习使其眼界大开，设计思维与制作工艺均在此时得到全面提升。1915年返沪，在悦兴祥西服店制作西服。1917年，在友人资助下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863号开设了一家西式服装店，取名“鸿翔”，意为“鸿运高照，飞翔全球”。1928年，扩大门面，改名鸿翔时装公司。后又在南京路（今南京东路）586号开设分店，并不断发展，经营壮大。20世纪30年代起至上海解放约30年内，金鸿翔长期任上海时装业同业公会理事长；1949年上海解放后，金鸿翔坚持留了下来，并留下“共产党来了，衣裳总是要穿的[252]”这句话，且在企业公私合营后任上海市服装鞋帽公司顾问。

金鸿翔创办了上海开埠以后由国人创办的第一家女子西式时装商店——“鸿翔”时装店；并独出心裁的将西式立体裁剪法运用于中式女装中，提升了中式女装的合体性，做到贴体不走样，拥有“天衣无缝”的美誉；他致力于服装人才的培养，从鸿翔走出来的徒弟又都投入到女装行业中，并纷纷设立时装店，使服装市场开始了全新的“鸿翔时代”。

（一）女装界“金字招牌”——“鸿翔”的标杆意义

金鸿翔一手创立的“鸿翔”时装店是大家公认的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西式女子时装店，是当年上海滩女装界的“金字招牌”，它建立起了近代中国女子时装业的若干个“标杆”。

1.第一家西式女子时装店

在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之前，我们中国人的穿衣问题主要靠老祖宗来解决。“黄帝始去皮服布”，意味着摆脱了原始愚昧而进入到文明阶段，这个“布”就是“上衣下裳”，这个“上衣下裳”我们一穿就是五千年。期间虽然小改小革不断，但总的形制一直作为“华夷之辨”的威仪而不可动摇，我们有一个特立独行于世界民族服装之林的体系——也可以叫作有“个性”。而在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穿衣服的凭据一下子变成了依赖于外洋——要“与各国人民一样，俾免歧视[253]”，更是以着西洋服装为尚，从有“个性”变成了讲“共性”。

在此种“共性”的服饰潮流中，金鸿翔敏锐且精确地将“鸿翔”的服饰定位为“专制各国女服”。主张“根据世界之潮流，参合卫生审美之要旨[254]”的设计理念，设计、制作并销售“英、美、法、德、意等国服装，及我国最高尚之时装”②，准确的定位成就了其第一家西式女子时装店的地位。“鸿翔”更为迎合顾客的西式时尚需求进行了更多的探索，不仅高价订阅了《美开乐》等外国时装杂志，好让顾客能从中挑选中意的款式，更是干脆“洋”到聘请汉希倍克、律兰这样的外籍设计师[255]，有段时间“鸿翔”的包扣工用的都是犹太籍工人——金鸿翔岂不就是东方的辛德勒（Schindler）？甚至太平洋战争期间外国时装杂志进不了上海，“鸿翔”的师傅只能自己摸索着设计，等战后收到杂志一看，嘿！就是这个样！说明已经“西”到骨髓里去了。

2.“前店后场”的经营模式

“前店”是门面店堂，是营业场所；“后场”是制造车间，是加工场所，这是一种销售与生产紧密相连的经营模式，与欧洲高级定制的做法十分相似。此种经营模式极大地简化了交易的中间环节，对于设备与成本要求低，却要求量体裁衣、工序烦琐的作坊式服装定制产业，具有较大优势。金鸿翔实在是个目光如炬的商人，洞悉此种经营模式于“鸿翔”之适用，能将其高超的缝纫技术、创新的设计手法与崭新的经营理念三位合一，优势尽显。

“鸿翔”在“前店”接待顾客，通过喝咖啡、看杂志、聊天来了解客人的审美趣味，谈笑之间将款式、尺码、价格等一切搞定。这些店员也是个个目光如炬，能“正确估计来者（啥等样人）相应敷衍，揣摩心理”，还将客户总结出“实惠、豪爽、高贵、骄傲、浪漫与一般”等类型，有针对性地进行介绍、接货、退换等工作[256]。而后“后场”再把“前店”接下来的“生活”以严谨的态度、高超的技艺进行手工作坊式的精细加工，包括做样、试穿、修改等一整套顾客都会嫌麻烦而师傅们仍然乐此不疲的环节。

3.“心裁别具”的营销手段

民国前的中国服装无须广告——家庭“女红”反正是自己做自己穿，而那些“东织室”“西织室”做出来的衣服实际上是发给官员穿的。而在近代上海繁荣的女子时装业中，“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结束了。金鸿翔本人就说过：“要使鸿翔这块招牌响亮，除了货真价实外，还要靠做广告去宣传”。接着他调动了报纸广告、明星效应、服装展演与橱窗展示等种种营销手段，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普及性最广也是影响力最大的方式便是报纸广告。“鸿翔”在《申报》《礼拜六》《玲珑》《美术杂志》《骆驼画报》与《新新画报》等各大报纸杂志上投放各类广告（图3-18），除“鸿翔公司女子服装专门商店，静安寺路八六三号”此种文字介绍类的广告外，还包含大量“新装说明”类广告，如《骆驼画报》1928年时就多次刊载了《鸿翔公司之万能衣》，详细介绍了其“适合于妇女采作衬衣之用”的功能，以及“能使妇女之胸部臀部，过于硕大者，略有所约，而不致作奇大之耸突，以致有碍观瞻，使臃肿者亦有婀娜之致”的优点（图3-19）。

图3-18　鸿翔公司广告《新新画报》1939年第7期

图3-19　“鸿翔”之“万能衣”《骆驼画报》1928年第1期

民国时期正处于电影产业的高峰期，电影以及电影孕育出的明星都极大地刺激和带动了服装的消费。金鸿翔深知此道，一方面他承接各种时装片的服装设计与制作，不仅大幅度增长了营业额，“鸿翔”时装于银幕中的亮相也起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如由卜万苍执导，“小鸟”陈燕燕主演的著名的时装片《标准夫人》，就斥万元巨资来打造新式的“服色装束”，以展现“标准夫人”的华贵形象[257]。此于鸿翔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不但万元巨资进了金鸿翔的口袋，《标准夫人》的成功更为“鸿翔”带来了更多的美誉。另一方面他广泛结交影星名媛，胡蝶、阮玲玉、徐琴芳、徐来、顾兰君与黎莉莉等都成为“非鸿翔之衣不御”的忠实客户。擒贼先擒王，金鸿翔傍上了当时红遍半边天的电影皇后胡蝶，使其成为“鸿翔”的活招牌，并有“非鸿翔固不足以成胡蝶之美，非胡蝶亦无以见鸿翔设计之工[258]”的佳话。胡蝶对鸿翔更是信赖有加，“平日服装，均由鸿翔公司设计裁制②”，并常于公开场合主动为其宣传，如在中央大剧院之赈灾会中，胡蝶为了感谢“鸿翔”对其服装的赞助，联合搭档在表演中植入广告：在演出正值高潮时，要其搭档故意问她“你这衣服的样子多么好看呀，是在哪家做的？”胡蝶便看似随意地回答：“我这衣服，是静安寺路鸿翔公司做的，价钱又巧，货色又好，真是中国服装公司里的首屈一指了[259]”。且其加冕“电影皇后”时所着礼服也是鸿翔出品，其婚礼上所穿的绣有百只蝴蝶的中西合璧式晚礼服还是鸿翔所制。胡蝶身穿“鸿翔”晚礼服的形象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了（图3-20）。阮玲玉也大为信赖鸿翔，其服装也均为鸿翔所制，“宽窄长短，恰到好处，而阮之体态美，乃表显于银幕，为万众影迷所赞赏”，鸿翔之于阮玲玉，更是熟知到“不必问及尺寸，可以思量而得”[260]的地步。

图3-20　胡蝶穿着“鸿翔”晚礼服《美术杂志》1934第2期

金鸿翔还利用时装表演来进行新装宣传，1930年百乐门举行的被称为“有意义的时装大会”的时装表演宴舞大会，邀请了胡蝶、徐琴芳、徐来与顾兰君等当红明星助阵，充当时装模特。这种以展演的方式发布新装的行为相当于如今之时装发布会，且当年“鸿翔”时装大会的热度不亚于当今四大时装周的香奈儿、迪奥等大牌秀场。1928年的卡尔登时装竞赛会，则是“鸿翔”从“云裳”手中争取过来的，最初冠名的其实是云裳公司，后由于它当时的经营状况不景气而变卦，“鸿翔”便争取了过来，“在这商战竞争时代，鸿翔的眼光很远大，当时便答应了。讲定出广告一百块，送新装十套[261]”。竞赛会的成效也证明了金鸿翔的眼光，“鸿翔新装公司，在时装会里大出风头，凡是到卡尔登观过时装竞赛会的人们，差不多大家知道鸿翔公司是上海唯一的新装公司了①”；1931年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国货时装大会，“鸿翔”更是承接制作包括晨服、常服、茶舞服、晚礼服与婚礼服在内的所有服装，用赞助国货运动的方式宣传其品牌形象[262]；1946年为苏北旱灾筹款的“香海蜜丝（上海小姐）”选美大赛，其服装也由“鸿翔”出资“冠名赞助”，以支持慈善事业的行动来提升其品牌形象。

“鸿翔”更将宣传的眼光放到了西方，由于“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263]”，所以西式就是时髦的代名词，意味着得到西方的肯定自然便能得到国人的青睐。金鸿翔先将目光投到了英国女王身上，在女王大婚之时，做了一件中式绣花丝绸礼服赠予女王，得到了白金汉宫寄来的女王亲笔签名的答谢信，他将这封信展示于橱窗中，成为最有分量的广告之一。[264]“鸿翔”又积极参加了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以六套精致华丽的旗袍荣获博览会银质奖，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世博会大奖的服装类产品商标。

4.“提倡国货”的伟大观念

鸿翔公司的经营方向是“各国女服”，是纯粹的“制造洋服的商店[265]”。于是有人提出了质疑：“贵公司裁制新装，好像是在替外国人推销洋货，在我国经济恐慌中，未免太不挽回利权了[266]。”殊不知金鸿翔乃是“一个包含满腔热血的爱国的模范公民，而鸿翔公司竟是一个推销国货的大机关呢！⑤”

“鸿翔”对于面料一项“除特殊的衣料是采用洋货外，其余凡是中国厂商所有的名贵丝毛织品，而竟完全是采用纯粹的国货，所以原料国货竟占十分之七八。⑥”他不仅在本国尽力推销国货，更是依靠其名副其实的“东亚第一制服家”头衔，将国货远销海外，“侨户外绅，日用服装，皆由鸿翔公司承制为多，而金山、吕宋、孟买、香港……新加坡等埠服装贩户，年向鸿翔公司定制大批衣服[267]”，金鸿翔在制作这些“出口”的服装时，也总是“采取国货为原料”，“因此他的挽回利权，真是站在实际而着手了[268]。”

时装作为妇女消费的大宗，其选用材质的国货与否极大地影响着妇女国货年的成功，“先决于妇女国货年的，那就是妇女的服装[269]”。而始终站在女子时装第一线的鸿翔公司，更是义不容辞地“负起了妇女国货的先决条件的使命②”，此种责任感不仅在于其提倡国货的伟大观念，更体现于“竭力地推销国产衣服上的使料②”的实际行动。作为同业之标杆，妇女之独爱，“鸿翔”的这一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开展，“使得这沉浸而迷醉于洋货的妇女们，对国货衣料发生良好的印象而共同的提倡②”。

（二）“时代之服装”——“鸿翔”女装

“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又变新花样”，在时尚潮流瞬息万变的上海滩，“鸿翔”能牢牢占据“女服之王”的称号，最要点还是在于以顾客为上帝、以人为中心，达到设计美、品质优与服务佳三点。

1.设计美

金鸿翔非常注重服装设计的美感，除采用购买西方时尚杂志、聘请西方设计师与送其徒弟去西方学习等途径来追求西式时尚外，还不遗余力地追求服装的“个性美”。并公开宣扬“我们不必以为服装是美的装饰，在美的装饰之外，它还是表现个人性格的重要的东西[270]”的理念。并从服装的色彩、面料与款式三方面着手，在追求“美的装饰”的同时，也追求“个性美”。(www.xing528.com)

（1）色彩：提出“择色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应和服者的性格与肤色的深浅，次要的呢，还是得看体格的强弱去分配服装的颜色③”的主张，并实际运用到具体的服装实践中，对不同性格、肤色与体格者配以不同之色彩。如闺秀明星徐琴芳，由于她是“一位富于母性的……不善于出入小规模交际场的娴雅淑惠的闺秀派的夫人”，认为其“不合宜于穿那繁杂花色衣料的服装”，所以在服装的取色方面“务必要求大方华贵”，于是“都用雅致中而又带漂亮的颜色去配制③。”又如标准美人徐来，因其“面部色泽较白，肢体部分较细，所以鸿翔公司就采用金黄色和白银色的服料[271]”，金银是非常挑身材与肤色的颜色，适合于身材瘦小且皮肤白皙之人，“若是被一个肢体粗重而脸色棕黑的女士穿起来，不但是不能逾显其美，或因之而使人作呕呢[272]”。北方女性之典型的朱秋痕女士也赞扬“鸿翔”的服装用色：“配色方面，都在美丽的支配上，人的皮肤的颜色上，体格的高矮肥瘦上，都斟酌妥帖之后再去选配质料的颜色呢[273]（图3-21、图3-22）。”

（2）面料：面料可以传达着装者的个性。诚如徐琴芳女士，“鸿翔”的设计师认为应取其气质高贵，“所以就替她在取料上，专门用那华贵大方的料质”，才足以“表现她的个性和淑雅的风度[274]”。朱秋痕也曾说：“我从前的服装质料，也有几件很满意的，可是经过了鸿翔替我挑选之后，我就觉得那些质料太不合于美的条件了②”，可见“鸿翔”真心是个会挑料子的专家。

（3）款式：相较于色彩与面料而言，它更具有时效性。所以“鸿翔”十分看重其时尚性，每季新装的款式必须依据当季的潮流进行设计。如1947年的春装便是在系统分析袖型、后背与前身等部位的流行趋势后进行设计的。先总结了袖型的改变，“袖子的变化更多了，如球形、伞形、瓜形、灯形，袖头的变化如马蹄式、人字式、皇冠式、扣带式等，袖子肩部的裥，也有外褶、内褶、三褶等，最新奇的披肩袖，是最时髦的妇女们所喜爱的”；再归纳服装后背的流行“大致是二个或三个垂式的波浪，身材高的，可穿有四个或五个波浪的式样”；又分析出前身的式样在这一时期“是被忽略了”，故少有变化；以及大衣长短的标准由“四十寸短为三十二寸”。在一系列的趋势分析后得出“这一季的式样还是趋向于宽袖大衣，宽阔的袖子及有三四个波浪的后背，比上一季还要大[275]”的结论，认定此种款式必定是“爆款”，于是在设计时也有了方向。

2.品质优

服装的品质是直接影响产品销售与企业形象的重要因素，主要是指服装的内在质量与外观形态，如面料和辅料的成分含量、服装的规格尺寸和加工的质量等[276]。

图3-21　“鸿翔”的新装设计之一《社会晚报时装特刊》1930年第1期

图3-22　“鸿翔”的新装设计之二《社会晚报时装特刊》1930年第2期

（1）面料的选用：面料于服装品质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鸿翔”也十分注重其服装面料的品质，并用“定织”的方式保证其所用面料的质量与独创性。所用的各式呢绒绸缎，都是“由各厂所定织，为市上所未轻见……各种国产丝毛织品，花色五千余种，或一种一样，或认花定织，鲜艳新颖，名贵非凡，为其他各家所不及[277]”。

（2）加工的质量：鸿翔十分注重服装的加工质量，不惜重金礼聘人才，且自身也进行人才培养，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加工的品质，“所聘技师均为出类至人才，上下七百人，俱洞悉制衣奥诀。即学习之徒，每晚分别教授：裁剪标准表、彩色配置法、人体借衬学及各项裁制之门径②”。新型的“人才观”使得其时装店拥有了多位资深的“金剪刀”，胡蝶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衣服几乎都由上海鸿翔服装店包下来了，那里有几个老师傅，做工很考究，现在恐怕很难找到这样做工考究的老师傅了[278]”。以手工缝制为主的制造工艺也极大地保证了服装的加工质量。“缝”时则又有扳、串、甩、撬、扎、包、钩等独家秘籍。“烫”不仅是为了平直衣料，也是为了造型——经过推、归、拔将衣片烫成吸势或胖势以更合人体。业内称为“三分做七分烫”。

（3）服装的尺寸：“鸿翔”以“量体裁衣”的做法确保了其服装规格尺寸的准确，“鸿翔”的主要制作过程包括量（量尺寸）、裁（裁剪）、试（试样）、缝（缝制）、验（检验）五大环节。其中多个环节都是为了确保服装的合体性，“量”就十分讲究，不仅是通过测量取得准确的尺寸，更注意通过交谈与观察掌握顾客的喜好。这些体形特征与个人偏好，在订单上均通过草图和文字说明有所反应。整个工作都围绕着“人体”来进行：测量时，依据“体形特征”与“穿衣习惯”；裁剪时，“结合顾客的体形特征”；制作与熨烫时要运用“归”与“拔”的工艺；试衣时，“给顾客第二次试样”；检验时，“人体架上分别检验领子是否服帖”。是否围绕人体进行操作，是中装与西装制造工艺的本质区别，这样的工作方式也是中国裁缝的“手艺”的一次根本变革。勤劳聪慧的中国裁缝很快就学会了。其制作工艺在结合西方加工技术和传统制作工艺的不断实践中开始日趋精湛，并享誉海内外[279]。

“鸿翔”还兼制造器具，以全面、科学、多效的手法，最大限度地保证服装的品质。如设有专用于储存皮草等毛料的保存箱；去除新皮与丝织品异味的收气机；以及缝制皮板专用的缝皮机与预防缩水的喷水机等[280]。

3.服务佳

自然经济主导的封建社会，即使是商业贸易的繁荣时期，也是重商品而轻服务的。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也带来了广告宣传、定制服务、个性营销等一系列营销方式，中国的民族品牌开始纷纷效仿，服务质量开始受到广泛重视，企业家们也逐渐意识到物美质优的产品与细致周到的服务必“两条腿”并行，才能使品牌的价值得到最大提升，起到促进销售的目的。“鸿翔”更是先知先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模仿西方定制时装业的服务内容及方式，制定了有详细的以“顾客至上，服务第一”为宗旨的店规，包含售前、售中及售后一条龙服务章程。

首先，为让顾客一进店便能感受到“鸿翔”的周到服务，“鸿翔”的“前店”营造了一个法式的消费环境，“自建洋房，内容装修，完全仿自法国，富丽堂皇，心裁别具①”，以获取顾客感官上的认可；并配备“冷热气，回光镜、音乐室等种种新奇设备①”，让顾客充分享受“鸿翔”带来的舒适与浪漫。

其次，为要让顾客感受到选择购买时的方便，“鸿翔”又根据工作内容的不同划分为“门市部、陈列部、绸缎部、皮货部、礼服出租部、创样室、接应室①”各部门，有条不紊的部门分类方便了顾客的挑选。同时“鸿翔”的服装规格具备了类似于服装号型的概念，利用“日出新衣数百件，大小长短尺寸，均皆配合，此次陈列万余套，各国式样均齐，标号注价，以资识别，而凭选择①”的做法便于消费者选择，也保证了不同身材消费者的需求。

最后，为保证顾客试装的便利性与舒适性，“鸿翔”在“硬件服务”上，“设有美备之试装室，寒暖适宜，镜光四射，一衣着体，百态俱陈①”；在“软件服务”上，对营业员进行精挑细选，专门培训，其“门市员皆公务员挑选充任，富有制造服装之经验，试样灵巧，迅速专门，为衣服界有数之人才，一经试装，无不满意①”。对前台店员的仪容仪表、行为举止与语言态度等均有一系列的规范，如需要穿着正规统一的服装，举止礼貌态度和蔼，还需要精通外语等。

（三）时装界“鸿翔时代”——“鸿翔”的影响力

“‘时装’者，名言之，即时髦化之服装也[281]”，且时装一词，无论中外，一般多指女装，这和女性好打扮、赶时髦的因素有很大关联，另据《上海地方志》，当时一般时装面料主要是用棉布，高档时装面料则用绸缎、丝绒、纱罗、绨葛之类，因为具有轻盈艳丽的特征而特别适宜于做女装，且这些面料一般多是白色等浅颜色，所以女时装业又有“白帮”之称。

“鸿翔”最大的影响便是带出上海滩上“白帮”的那一干人。当时的整条南京路，一度举街都是金鸿翔师徒们的服装店招牌，“鸿霞”“造寸”与“美霞”等同样一流的时装店都是“鸿翔”员工分离出去、另立门户的店铺，故这一时期也被同行称作“鸿翔时代”。其中以“造寸”与“美霞”两家最为典型。其一是“造寸”时装公司，被誉为“与鸿翔公司同是高等的时装公司[282]”，其特点便是“在时装业中，可以说是价钱最贵的一家①”。创立此时装公司的张造寸曾服务于“鸿翔”，且“对于妇女的服装，有很高的造诣①”，是民国时期广受好评与关注的时装设计师之一，当时的报纸杂志上也有颇多报道。其二是“美霞”时装公司，同样位于静安寺路，“系鸿翔公司第一届毕业之李炳元先生创办[283]”，拥有“1.新型美观，2.舒适经济，3.永不走样②”之三大特点，并“聘有誉满全沪之裁剪专家张士根、朱正法、戴湘臣诸君，经验丰富，匠心别具②”，甚至出现了“近日市上流行之最新式之春大衣大都出彼等之手②”的情况，真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鸿翔”的影响不仅于此，还涉及了文学艺术界，当时多位较为知名的作家如周瘦鹃、严独鹤、郑逸梅、徐卓呆与吴农花等人都发表了文学作品以赞扬“鸿翔”。周瘦鹃写了《说到美的新装》，将“鸿翔”誉为“真正的美的新装的创造者”，并夸到：“他们的经验设计与式样，实在是出人头地，给人种种满意的。”同时公然在文章中为鸿翔做宣传：“时代的女性，要穿美的新装，到鸿翔去”[284]。郑逸梅的《时装表演之滥觞》也称其为“海上唯一无二的服装公司[285]”；吴农花撰写的《鸿翔公司时装谈》则称赞它“以精致时装著声国内，顾其装虽以时名，而其价格，则能本其薄利主义，顾到大众购买力量[286]”的伟大立意。更有如严独鹤所作的《有意义的时装大会》与徐卓呆的《服装美与错觉》等文章，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品评。

“鸿翔”更是因其出品之精良与提倡国货之观念，得到了宋庆龄“推陈出新，妙手天成，国货精华，经济干城”的亲笔题词（图3-23）。丁悚也为其题词“用艺术的手腕来创造超时代的服装”。还得到蔡元培“国货津梁”的匾额，放在今天鸿翔也会成就“标王”（图3-24）。金鸿翔本人还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时装业同业公会”，并长期担任公会会长，为上海时装业的良性竞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宋庆龄在庆祝1932年三八妇女节的演说中，称赞金鸿翔“开革新之先河，符合妇女要求解放之新潮流”。

鲁迅曾称赞“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金鸿翔便颇为勇敢地一举拿下了多个“第一”：创办了第一家由国人开设的西式女子时装店；将西式立体裁剪法运用于中式女装之第一人；“鸿翔”女装成为中国第一个获世博大奖的时装商标。

也许有人要说我国时装的鼻祖应属赵春兰，赵师傅的贡献自然不能小视，他起到了在中国推行西式女装的重要作用，是“洋为中用”，但局限于“模仿”而非“设计”。而金鸿翔则属于“中西合璧”，他利用西方技术改革中式女装，带来了真正的“设计”，使中国女装不再止步于追求“手艺”，而是向前跨一大步。如果说赵春兰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师傅，那么金鸿翔就是一位手艺高超的设计师。且金鸿翔“第一次吃螃蟹”的带头效果也是显而易见：“鸿翔公司时装，名著遐迩，举凡国内外，大都市，莫不流行，尤其妇女之集会，非鸿翔时装，殊不足以生色[287]”。在同业中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上海市的时装业中，鸿翔公司可以执同业的牛耳……所以鸿翔公司每有一种新的样子问世，同业中便要群起模仿[288]”成为了引领民国时尚的先锋。

图3-23　宋庆龄为“鸿翔”题词，《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图3-24　蔡元培为“鸿翔”题匾，《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金鸿翔不仅具有敢为人先的胆识，更具备有敏锐且远大的眼光。为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与信誉，霸气打广告一点不心疼：不仅用报纸广告大为铺陈；而且牢牢把握“明星效应”；又赞助各式时装大会；更放眼于西方，心裁别具且收效显著。他更是广揽人才、爱惜人才与培养人才，曾“登报招考”了四十名“艺徒”，进行系统的培训。许多学员学成后都另立门户，金鸿翔却并不担心“长江后浪”之来势汹涌，说明他“有信心，任性”。带领学生们开创了辉煌的“鸿翔时代”，成为了当仁不让的“女服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