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吟槎：以便捷为先的新时尚

毛吟槎，1891年生，1903年毕业于苏州教会圣日学校。次年，受洗礼入教并任教于苏州胜浦镇北里巷教会小学。1913年由美国监理会保送至南京金陵神学院深造。1916年毕业后边传教，边办学。曾与冯玉祥联办“抗日战争基督徒全国联合会”。毛吟槎的《男子服饰应改的我见》是20世纪20年代为数不多的、专门讨论男装变革的力作。

作为新思想的引导者，毛吟槎同大部分先驱一样，具有新派的西方文化背景。但这个背景的来源不是留学海外，而是接受国内教会学校和神学院的教育。“不要单注重外表的妆饰，就如卷头发、戴金饰、穿华丽衣服；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作不能毁坏的妆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156]”，物质生活讲究朴素的基督教理念使毛吟槎形成了与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异的新想法。其“变”与“便”的服装观念，看似简单，实则内涵丰富，对于近代服装新思想的建构具有特殊意义。

（一）“变”与“便”之道

在《男子服饰应改的我见》一文中，毛吟槎就我国古代服饰变化的动因做出总结，并提出以“便”为核心的新型服装“变”之道。所谓“变”，即服装的演变，是毛吟槎纵观古今，对服装随着时代产生变化的动因和历史规律的认识。所谓“便”，即服装形制、结构的简化，以及穿着方式的便捷，这又是毛吟槎立足近代，对未来服装变化目的的把握。

首先，“原始人民”穿衣的动机是“蔽体御寒”，而后来之所以讲究“服饰的美丽”，是由于“人民的智识进化。工艺发明”[157]。原始服装到古代服装的演变是人类对服装的基本生理需要向精神需要的转变，服装变化之道的动因是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这是毛吟槎对我国服装演变规律的一大发现。同时，正如近代人们对儿童、妇女、底层人民等的“发现”一样，毛吟槎的“服变大发现”也是对服装于人的精神需要的充分肯定。

其次，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人“安遇知足”[158]，不喜欢变，这一点在服饰上表现得很明显。毛吟槎总结了古代男性服饰的变化之道：“我国的服饰历来没有多大的变迁。大概只有‘汉服’‘胡服’的分别，这两种服饰的兴替。就是顾着国家的改变[159]”。古代“汉服”“胡服”的演变多是由于“历史和种族的关系[160]”的改变，这种服装变化之道的动因是出于掌握国家政权的“种族”的改变和维护王权的需要。这是毛吟槎的又一“服变大发现”。古代服装的演变正是画地为牢，服饰的改变紧随中国文化变迁的潮流，即多是“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161]”。人们“戒不掉”身子里的礼教观念，也“戒不掉”身子外的宽袍大袖。且看清朝，满人入关，“十从十不从”，看似要“强变”，实则为“调和”。所以服饰最终呈现的是满族服饰、汉族服饰，以及相对于官服的民间服饰三足鼎立的局面。而这“三国服饰”都属于中国传统服饰，其宽大蔽体的主流并未改变。

在刚刚摆脱传统“服装教义”的近代社会，毛吟槎对自古以来服饰变化规律的把握相当准确。从需要的角度看，服装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生理需要向精神需要的转变。而进入封建社会后，对服装的精神需要主要表现为社会需要，即服装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王权与等级地位的工具，其作用远远超过了为个人精神需要服务。自古以来，改朔易服那一般是摊上大事儿了，往往意味着王朝的更迭和皇室血脉的更新。而毛吟槎将服装拉回到了个人需要的层面，他的变服不是为了“种族问题”，而是为了“适便与不便”和“讲究美丽”，且“为了这种意思，服饰与人民不可谓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的需要首先是大事儿。

毛吟槎以对古代服装的演变规律的认识为基础，开始了对近代服装变化规律的探索与发现。他否定了民国初年“断其发，短其衣，则变蛮夷矣[162]”的说法，而将变服之道建立在“便”的个人需要上。“变亦变，不变亦变[163]”，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所引起的“变”是清末以来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是这一变奏曲的高潮，同时也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毛吟槎提出，变服之道的关键是不“跑偏”，不离开“便”的宗旨。虽然“国体已改”，但服饰的改变“原不应有种族的意见”，这意味着服装变化之道应博采众长，而且在剥离“国体”“种族”等附加意义之后，可以无所顾忌地借鉴人家实用性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说可以将“适便与不便”作为服装改变的依据。

毛吟槎这种为“便”而“变”的服装变化之道出于多角度考虑。首先，时代的变化，以及近代以来轮船、火车、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处处打算长居久安”的国人的“迁徙”和“旅行”的频率与速度大大增加。不改变自古沿袭来的宽衣长袍则“时常有牵住或是被踏牢的危险”，故“不便于旅行”，故要变。其次，毛吟槎批判了文人学子“稍能通文，就要肩不挑担，手不提篮”的习气和国人“厌恶劳动的本业”的心理。宽衣长袍在大部分时候都是“装样摆着”，束缚了劳动，故“不便操作”，故要变①。《礼拜六》也曾有刊文道“今世则视劳动为神圣。凡所云云。举成往事。故男子服饰亦随以俱改[164]”。毛吟槎新型服装变化之道的产生，看似是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则是基于人的需要。毛吟槎说：“人穿衣服的真意”是“使人有便利、能操作，不受衣服的束缚①”。“变”是为“便”，“便”就是以人为本。

（二）“变”与“便”之法(www.xing528.com)

针对男装，毛吟槎设立了三个变服的标准：灵巧、简便、美丽。

1.灵巧

就灵巧而言，毛吟槎认为服装应便于工作与旅行。即服装适宜“短小点”“于旅行做事不觉累赘”。这是提倡服装形制的简单和精炼，即以短替代亘古不变的长衫。事实上这一点在近代史上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呼应，邰爽秋、陈嘉庚等人在理论上支持此观点，更多的老百姓则在生活中以行动支持了此观点。

2.简便

就简便而言，毛吟槎认为服装应便于操作。他认为简便的衣服应当是“穿起来可以不多费光阴”“旅行起来能携带便利”。这是提倡服装品种与结构的简化。服装品种上，没有那么多内、外、主、副的考究。服装结构上，没有费时又费解的一字扣、系带等。这两个以“便”为核心的变服标准正是后来服装变化的历史潮流，也如后来者张爱玲所言，我们的时装的历史，就是各种“点缀品”的逐渐减去[165]。

在具体式样上，毛吟槎否定传统的宽衣长袍，并为“短小点”的西装点赞，这也是对广义的西装，即西式短装的肯定。与此同时，他又给狭义的西装上那“多费金钱和束缚了人”的硬领和硬袖差评，并提出修改方案“改用软领软袖”[166]。西装加衬垫的做法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那时西方服装造型已经发生了由宽衣向窄衣的转化，借助省道技术来表现“自然的人”；而后这种紧体合身的衣服塑造出来的“自然的人”已不能满足日益突进的审美趣味，裁缝工匠们发明了紧身胸衣、裙撑、胸衬、肩垫等各种构架物与填充物，以此来塑造“理想的人”——一个X型的女人与一个Y型的男人。西装的胸肩结构以及硬领、硬袖等通过衬垫使人理想化的做法正是这条线索的延续。要让身处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看到这一点，要求是有点偏高。所以我们对包括毛吟槎在内的一大帮近代知识分子不喜欢狭义的西装表示理解。

3.美丽

就美丽而言，毛吟槎认为服饰的颜色是让服饰美丽起来的重要因素。他打破了传统服饰色彩的禁忌，他说服饰的颜色要有“优雅的秀气”[167]。这里的“优雅”与“秀气”也是被剥离了“种族”“等秩”等条件的纯粹的“优雅”与“秀气”。毛吟槎是关注男性服饰颜色的先锋，后来方有张爱玲所说的“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168]”这种相对封建时代而言已是相对自由的“服色限制”，以及当代男性服色的百无禁忌。

作为牧师，传教布道是毛吟槎尽其一生的事业。毛吟槎的服装思想离不开他所信仰的基督教教义。在这个教义中，“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169]”，于是基督教徒之间不论年龄辈分，均互称兄弟姐妹，没有等差。这与我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所信仰的类似宗教的儒教，以“礼”为中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70]”的思想截然不同。反映在服装上，前者，服装偏向于为没有等差的人服务，人重于衣，故有“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171]”的诘问。而后者，服装却随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衣重于人，强调服装为等级秩序而服务。毛吟槎对变服标准的详解打破了等级秩序的观念，历史证明它们确是服饰发展的趋势。如何才能灵巧、简便、美丽，让服饰如天生的“第二层皮肤”，既具功能性又具装饰性，便于人活动与生活，这至今仍是许多设计师求索的变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