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女装平权的倡导者

许地山，1893年生。1917年入燕京大学。1923年赴美、英与印度留学。1927～1935年任教于燕京大学。后由胡适推荐入香港大学任教授，兼任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

许地山的笔名是落华生，源于落花生，寓“花小而丑，但结出来的果实很大很多很好吃”之意，引申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104]。“落花生”是许地山的代名词，落花生主义中涵盖的自然朴素、脚踏实地、“实而不华，用而不炫[105]”等思想是许地山终其一生所秉持的。许地山著有服装评论《女子底服饰》《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并曾以“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为主题，为“中英文化协会”会员做演讲，还曾搜集资料，打算编写“中国服装史”，并曾为自己设计棉布大衫。许地山将“落花生”精神融入他“个人底癖好[106]”——服装研究之中，形成了“落花生”式的服装思想与实践。

（一）“落花生”的服装思想

1.从女性视角出发的服装“落花生”主义

自古以来，我国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多被豢养在深闺，是要恪守“三从四德”的“内人”，极少参加社会事务，难以拥有“主外”的人权。新文化运动后女性的普遍觉醒及女权的逐渐扩大，正是得益于如许地山一般关注女性，构建职业、教育以及衣、食、住、行等各种“女性观念”的思想先驱。许地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他不仅直接参加了“五四”示威游行活动，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学革命，发起并成立文学研究会，以“思想革命[107]”为己任。他的《女子底服饰》与《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均是从女性视角出发，直接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创刊号中所提倡的人权精神。

首先，从人的自由与女性的社会权利出发，许地山提出了女装以尚用、平权为内涵的服装“落花生”主义。许地山主张服装是“可以随意改换的[108]”的观念，不论男女均有改换服装的自由。女性自古以来因“礼仪的束缚”而长久不变的裙子，可以也应该改换成实用的、“便于操作”的裤子，因为“女子忙的时候快到了”⑤。新社会正敞开怀抱，等待新时代的新女性去享有个人生存权、发展权以及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需要用大把时间制作和穿用的华丽袄裙太不实用，无法适应相对快节奏的新社会。此外，许地山主张“断发男服”。“断发”，即不留长发，因为“梳一个头就要费了大半天的工夫”，而要拥有社会权利的女性“如果还是一天用了半天的工夫去装饰身体，那么女子的工作可就不能和男子平等了”“男服”，即穿着和男子一样的服装，许地山认为，“若是女子能够做某种事业，就当和做那事业的男子的服饰一样。平常的女子也就可以和平常的男子一样[109]”，这是提倡通过“男女同服”实现男女平等，这种观点有进步性，同时又有一定局限性。制服上的“同服”我们无可非议，但常服上也“同服”就有点问题，毕竟“言‘美’是要各个人适合各个人的个性，不用齐一的衣装来束缚来强制才是[110]”。许地山认为要通过服装“泯灭性的区别①”，正如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提倡的“女子与男子衣服装饰当同[111]”，旨在通过服装的“同化”，使女性更好地获得应有的权利，使男女平权之路更畅通。这种追求男女平权或阶级平等的思路是近代服装新思想的最原始形式，虽略带空想主义色彩，但却引导国人打碎了封建主义性歧视的枷锁，从而在根本上推动近代女装走向个性解放的道路。

其次，从女性的独立出发，许地山又提出了以“自然”“不做作”为内涵的服装“落花生”主义。许地山批判了“缠脚娘走路的婀娜模样”，并主张将女装中的耳环、手镯、指环等饰品“弃绝”，因为它们曾经是身份歧视的标记。如耳环是源于“古时希伯来人的风俗，凡奴隶服役到期满以后不愿离开主人的，主人就可以在家神面前把那奴隶的耳朵穿了，为的是表明他已经永远服从那一家[112]”。许地山要从源头上斩断女性“当奴隶”、依赖于主人的生存状态。他说要废除“有害的文饰”，使“身上的一丝一毫都有真美的价值”①，正如民国元年发布的《社会改良会章程》所列，要“废缠足、穿耳、敷脂粉”，且“衣饰宜崇质素”[113]，只有这样女性才能离开“当自己做玩具的倾向①”，才能成为独立的新女性。

2.服装学术思想

所谓“不学无术”，“学”是观察事物发明真理，“术”是根据所学的真理而致诸应用[114]。自古以来，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信仰便是“学而优则仕”而非“科学改变世界”，他们多有吟诗作画的高尚情怀，却少有学术研究的精神，在服装这个与孔孟之道等“体面”的“国学”仿佛八竿子打不着的身外之物上更如是。新文化的到来，让近代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对“国故”的关注、对“国粹”的讨论成为新的研究方向之一。

许地山秉持科学而严谨的学术精神，提倡将与人们切身相关的服装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打破了传统服装文化毫无科学可言的观念，他说“这衣，食，住，行，卫五种民族必要的知识，中国学者一向就没曾感觉到应当括入学术底范围[115]”。服装学术是通过研究观察各种服装现象得出规律，并将研究结果加以实际应用。许地山说，“社会生活经济政治都与衣服底改变有密切关系……关于衣服变迁底研究，是社会学家、历史家、美术家、家政家应当努力底[116]”。他认为我们对历史服装应该要有正确的认识，仅就美术家而言，对服装的研究与正确认识可以“免掉画汉朝人物着宋朝衣物底谬误”[117]。通过研究许地山还指出：“在服装上，我们底男女多半变了被他人装饰底人形衣架，看不出什么民族性来”[118]，正如他的高徒张爱玲所言：“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119]”，师徒观点一致，并且两人有如出一辙的服装“恋旧”情结。所谓“以史为鉴”，对服装历史文化的研究，不仅可知服装的变迁与兴替，更可以从历史与传统中找到创作的灵感，形成具有“民族性”的服装风格，以免做服装潮流应声虫的宿命。(www.xing528.com)

许地山本人科学严谨、脚踏实地的“落花生”式的治学态度是其服装学术思想的一部分。郁达夫曾说，许地山的治学精神是自己“无时无地不在佩服的”[120]。当时的文献资料共享不像现在这样轻而易举，而许地山在燕大的研究室里“四面墙倒有三面是书架，而这三面的书架上倒有两面全摆的是他自己手抄的东西[121]”。许地山将“落花生”精神贯彻到服装学术研究中，哪怕是一粒小小的纽扣他也会细心研究，并提出了“近三百年来底服装与古时不同底地方最显著的是用纽扣代替带子”的观点②。许地山没有留下关于治学态度的只言片语，但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许地山自身的形象便是其服装学术思想最真切的反映。同时他对最能反映事实的一手资料的注重，也为后来的服装学者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各种资料“秒享”的时代，学术论文与成果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着“大生产”，某些“产品”的原创性与可信度还是有待于“落花生”式学术精神的洗礼。

（二）“落花生”的服装实践

许地山是个名副其实的“落花生”，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服装“落花生”主义，主张科学研究服装学术思想，更在实践中努力奉行。作为一个“有用”的“落花生”，他自行设计“落花生”式的服装，并致力于服装学术研究，奔走于各大高校和文化组织，通过三尺讲台将他的思想传达给他的学生和听众，对人们产生“有用”的影响。

许地山本人的服装实践正奉行了他的内在“有用”而非外在“体面”的“落花生”主义。这里的“有用”在于服装的舒适、朴素、自然，不刻意追求“无用”的装饰。许地山的太太周俟松回忆先生时说：“这个人棉袍子上套夹袍子穿，必是不讲求服装的[122]”。他曾自行设计了一件深黄色的“长仅及膝，对襟不翻领的棉布大衫”，搭配着“布鞋布袜”，如此不摩登的另类设计，“人以为怪”，但许地山却“穿着自适”[123]。舒适不舒适，只有许地山自己知道；我们不是许地山，我们就不知道他舒适不舒适。但一部分人的视觉可能会感到不适，此时此题将有三个选项：①注重个人生理舒适；②注重集体审美趣味；③个人生理舒适与集体审美趣味相结合。且这些选项还可以与穿着场合结合起来进行考虑，所以这是一道十分复杂的难题。但许地山的选择却都如此简单，简单到让衣服回归于最初始的动机。这样的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且真正是一个“落花生”式的选择。

设计实践之外，许地山还通过研究进行服装学术实践。他著有《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一文，文中“所取材料，除书籍外，实际上记载很少，多从画片得来，所见底画如寿影，小照，行乐图，清人画底时装，嫁粧画，灯笼画……此外如庙宇底塑像，及其他雕刻都可注意。实际物底搜集也是很重要的[124]”，全文两万多字，配图96幅，于《大公报》上连载近三个月，全文结构清晰、有理有据。首先，许地山提出了人类穿衣的动机为护体、遮羞与装饰，这至今仍是服装起源的三大基本观点。同时，如现代服装学著述一般，他在文中将服装按形式进行了分类，其中有“性别底表示”“职业底表示”“地域底表示”等先进的分类法。接着，许地山拟定“公服”“礼服”“常服”“所谓旗装”“手足”“头面”等小标题，并对此依次展开论述。许地山奉行脚踏实地的“落花生”主义，他以时间为线索，将清至民国早期的服装风貌以图文并茂、分类实证的方式加以重现，“比较了各时代底女装变化底轨迹”，并通过对《大清会典》中服装规定细则的考查，指出古代中国女装不变的根本原因：“依例律，女人用底衣服材料不但是受规定，甚至装饰品……都不能随意。所以在帝制下底装束很不容易改变”。并提出具有历史指导意义的观点，即“将来的服装，至少当以下列四点为标准：一是秀丽，二是卫生，三是经济（须省料），四是舒适。要达到这目的，当养成研究衣服形式，材料，缝纫的专门人材……衣服如有专家来管理与指导，当然用不着今天禁短袖，明天禁光腿了”[125]。1939年，许地山还在“中英文化协会”上以“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为主题作了讲演[126]。

许地山的服装研究与实践知道的人并不多，但却通过许教授的学生张爱玲而间接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就不得不提到张爱玲1943年发表的《更衣记》了。邵迎建曾对《更衣记》与《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做过详细研究分析，得出两篇文章内容与观点极为相似、张爱玲之文源于许地山的影响的结论[127]。《更衣记》也许正应了许地山在《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文后的话：“如果能引起几篇好文，那就算作者抛砖引玉[128]”。其实许地山的研究成果本身就是“玉”，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被世人察觉，而张爱玲可谓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她将老师的“玉”重新抛光，使其重现光彩，成就了近代服装学术研究成果中经典的姊妹篇。

其实许地山不仅写了洋洋万言的“大论文”，早在1930年，他就打算编写一部前无古人的《中国服装史》，为此许地山搜集了不少古画的影印本和照片，做了很多卡片资料，进行了不少田野调查[129]。他经常去逛寺庙，他认为庙里的泥塑木雕为后人研究古代服饰提供了可信的证据。通过观察北京齐化外关厢的东岳庙里的塑像，他发现了这些塑像是元朝著名雕塑家刘元创作的，但这些人物所着的服饰却都是宋朝流行的；且这些塑像的大部分形象都是所谓“庶民”，而这种打扮一般不会像帝王的服饰那样列入记载，所以十分具有研究价值。即历代“舆服志”的记录均以帝王将相为主，庶民服饰的记录只能依赖于此。张鸣琦在回忆许地山时提到，自己曾为了要研究中国历代服饰而去找过许地山[130]，可见许地山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很不错。《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可能只是许地山服装学术实践的冰山一角，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许地山未能完成更伟大的实践。有意思的是，后来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曾在1930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论落华生》，文中高度评价了许地山的散文，认为其风格可谓是中国“唯一的散文作家”，同时沈从文也肯定了许地山融于文中的“各种思想学问”[131]。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两位前辈的思想想必有共鸣之处。

许地山立足于女性的视角考虑服装问题，关注自由、权利和独立，其以实用、自然为内涵的服装“落花生”主义充满了现代人文主义色彩。他将服装列入科学的范畴，且让人们知道“理工科”是科学，“文科”也是科学。他严谨的学术思想指引服装研究的科学化之路。总之许地山的“落花生”主义服装思想兼具“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双重气质，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服装新思想的首批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