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将服装视为艺术的摩登女性

张爱玲，1920年生。1930年入黄氏小学读六年级，并改名张爱玲。1931～1937年，张爱玲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并开始发表文章，也显示出绘画天分。1937年张爱玲入香港大学。张爱玲著有服装名作《更衣记》及以服装为主要内容之一的散文《童言无忌》，其小说作品中不乏对人物服装的描写，此外，张爱玲还绘有许多服装插画作品。

（一）摩登另类的服装理念

1.服装是商品更是艺术品

“布衣菜饭可乐终生[39]”，对于古人而言，“布衣”是人们可以自给自足的实用品，等级分明的“华服”则是象征权位的奢侈品。对于近代的“新人”而言，服装已跨出自给自足的领域，成为商品。而对于张爱玲而言，视服装为商品是她的摩登，视服装为艺术品是她的另类。

从小的层面看，把服装作为商品的观念逐渐成为近代民众的普遍共识。服装可以盈利且颇具经济价值，故围绕服装行业而响起的“实业救国”的呼声此起彼伏。张爱玲不是“实业救国”的中坚力量，然而她却会“省下几百元”去买“今年老是没有销路的乔其绒”作为囤货，以期它们不久后“入时”，再出售以赚取差价[40]。

从大的层面看，张爱玲剖析了我国的时装行业，她认为我国的时装行业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服装设计师，有的只是“没主张”的裁缝。当时的服装潮流皆远渡重洋而来，国内的时装行业则尾随西风吹来的“新装”。而巴黎的时装行业则较为成熟，有“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 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41]，这些行业才是潮流的风向标。张爱玲的分析十分准确，我们的时装行业一直在向西方看齐，很多“裁缝”已经意识到并正在向服装行业的领军地位“设计师”的目标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引领潮流，掌控市场，最大限度地实现服装的商品意义。

服装不仅是具有经济实用性的商品，更是具有审美装饰性的艺术品。所以张爱玲对于为经济考虑而放到寄售店里的乔其绒所怀的是“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42]”的心情。服装与人息息相关，是艺术，且是人文艺术。在张爱玲眼中，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艺术盛宴，而服装是她所尤为享受的一部分。她想象出把我国世代相传的服装拿出来晾晒的场景：“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43]”，不禁让人觉得是置身于艺术气息浓厚的服装博物馆之中。在这样的氛围中，张爱玲不仅关注着服装面料、色彩及造型的艺术，同时还倡导着摩登另类的审美与艺术追求。

张爱玲关注服装面料的艺术。自幼学习绘画让她对服装面料的图案尤为关注。她喜欢“日本花布”，因为“一件就是一幅图画”；她会叹息衣料店里的衣料被卷起来，而不能随便“参观”；在把喜欢的衣料交给裁缝做成衣服之前，还会“几次三番拿出来鉴赏”，感受衣料的美、享受精神的愉悦。她认为裁剪复杂的和服会破坏服装图案的艺术感，使“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不如旗袍“线条简单，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断”，可以较完满地展现服装面料图案的艺术之美[44]。另外，她还倾心于花团锦簇的“广东土布”，穿着这种面料所做的服装让她觉得自己“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45]。如此另类的感受，绝非视服装为俗物的普通人所能体会。

张爱玲关注服装色彩的艺术。正如她自己所述，她对色彩是“极为敏感[46]”的，对服装色彩也是。她提倡服装配色的形式美。“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张爱玲认为服装色彩过于强烈的“对照”，即对比色在服装上的应用，会使服装“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而“和谐”的服装色彩，应注意相同色相之间的明度与纯度的差别，因为“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③。张爱玲的挚友炎樱曾写过一篇《女装，女色》，由张爱玲翻译并发表在1945年刊行的《天地》杂志“衣食住”特辑上。这位被张爱玲视为服装专家的挚友对服装色彩艺术也颇有见地，她强调说“任何颜色都有许多不同的深浅调子，就连芥末黄，我们也不难找到一种与我们个性吻合，相得益彰的[47]”。这句话讲了两个道理：第一，色相可因纯度与明度变化形成不同的色调；第二，色调的关键是看其能否彰显着装者的外貌与个性，因为“衣服是为人做的，人不是为衣服做的呀[48]”。

张爱玲关注服装造型的艺术。从服装造型的“点”如绣花、纽扣，到“线”如“三镶三滚”“五镶五滚”，到“面”如领、袖等细节，再到由这些造型元素组成的服装的整体之美，张爱玲都一一给予关注并有自己的审美哲学[49]。她曾给自己设计了一件令许多人叹为观止、“笑个不止”的“怪装”：“橘黄色缎子旗袍，下面却又生着宽紧带收紧，中间放一只大圆圈的藤圈，真像个大灯笼”[50]，就像当今许多人在看服装艺术设计展时所感慨的“艺术家的世界我们不懂”，张爱玲对服装造型摩登另类的追求在服装艺术思想远未普及的近代无疑更令人费解。

有人对张爱玲的评价是“非常自私”，就像“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51]”。张爱玲的这种“自私”是近代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人道主义的“人”强调的是一个一个的人，这是人的个性存在的理论基础，也是服装个性存在的理论基础，尽管这在张爱玲的时代显得有些“触目②”。

张爱玲的服装“自私”主义是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她喜欢穿能“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的旗袍②和张爱玲式的“奇装异服”。她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52]”，服装是人们展现自己的方式，是一种视觉语言。所谓衣如其人，不用说话，通过专属的着装风格便能从一定程度上展现个性。根据个性不同而“各服其服”，便能成一部“各饰其角”的人生戏剧。张爱玲用“奇装异服”的戏剧装扮展现了她的个性，反映了她坚持服装为塑造人的个性服务的“自私”主义。正如炎樱所言，“人们尽管赞扬女子的文静，总没有哪个女人情愿做墙壁的一部分，或是家具的一部分[53]”。

张爱玲的服装“自私”主义是对“个人独立与自由[54]”的追求。作为在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长大的新女性，张爱玲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自由观念。但不同于同时代积极参与女权运动的新女性，刻意强调“不装饰”、抑制爱美的天性以便“不做男子的玩物”来获取自己的存在感[55]。相反，在张爱玲眼里，靠自己的经济能力来随性选择并穿着自己喜欢的服装恰恰凸显了人的独立和自由。她说“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56]”，作为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服装。她的自由是“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57]”，她穿着她喜欢的服装，“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58]”，不取悦任何人也不服从于任何约定俗成的戒律的自由择衣，任凭别人品头论足；她的自由是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当她看到“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的“怪装”男青年时，她说“乍一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59]。张爱玲并非立意要“奇装异服”，只是她信仰的自由让她在择衣时完全遵循“她喜欢”的“自私”主义原则。所以，这种“突出”比为了突出而突出要高尚。总之，张爱玲的摩登另类不仅超越了她所生活的时代，在当今也依然“触目”。但目前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赞成太触目”，因为我们不一定有张爱玲一般强大的内心。

2.“温旧求新”的服装思想

张爱玲提倡时装，主张服装创新。但她不同于同时代盲目追赶潮流、对“新装”趋之若鹜的女子。她爱看“巴黎时装报告”，但却视其为“俗物”[60]。1945年，《杂志》上刊登了一组漫画，刻画了当时上海当红女作家张爱玲、苏青、潘柳黛三人的形象。张爱玲的漫画形象题名为“‘奇装炫人’的张爱玲”，这个卡通张爱玲穿着复古纹样的短袍，手里抱着一本Vogue杂志，十分生动有趣（图3-3），只是漫画的作者不知是否知道，张爱玲关注潮流并不是为了追潮流，而是为了与潮流划清界限，如她本人所言：“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61]”；或者是为了更理性地掌控潮流，如她理性的判断：“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年前的回忆里去寻找灵感[62]”。

图3-3　“奇装炫人”张爱玲《杂志》1945年第15卷第2期(www.xing528.com)

张爱玲有着摩登而另类的“求新”思想，但同时她又有极其另类的“恋旧”情怀。“热衷于中国事物[63]”的她不是如众人般回到短短的“五年前”，而是追溯到被当时的许多人视为保守的“前清”及其后漫长的历史。她研究了清朝开国以来的服装文化，著成《更衣记》一文。

首先，从清朝长期“形式化”的服装开始说起。“在清朝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语道出旧服的不变之道。再一句“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又道出古代服装不变的本质。张爱玲详细描写了清朝穿着方式复杂，服装礼仪苛刻的服装现象，如女裙的颜色规定：“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如皮衣的穿用原则：“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

然后，张爱玲说到清朝服饰的“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即“在光绪三十二三年”，因为“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于是“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接着到了民国，从民国初年的“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等，写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喇叭管袖子开始缩小”“袖长及肘”“袍衩开到大腿上”“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等，再到后来“改用盘花纽扣来代替，不久连纽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纽”等，张爱玲对传统以及过去服装的细节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描述。

张爱玲对旧衣服的描述不是浮于服装形制的表面上，而是联系相应的历史环境与社会背景，剖析服装演变的内在原因。如写到民国“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的现象时，张爱玲说“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64]这里需要略微展开一下：20世纪初中国男子主要着袍，女子主要着上袄下裙，故有“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说。而女子着袍意味着女同男一样都是“一截穿衣”了，于是就男女平权了。但张爱玲本人爱穿旗袍似乎与此无关，因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依然不改她本性的“自私”，“还是显得很突出”地穿着改良旗袍[65]，不管它是否象征男女平权，还是象征别的什么。

张爱玲曾说“为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66]”。她的“温旧求新”是回望历史，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进行服装的创新与设计。她否定了当时国人认为古人不懂得配色的看法，她认为古人在服装上也遵循着近代倡导的“对照”原则，只不过古人采用的是“参差的”而非“绝对的”对照[67]；她会穿一身“拟古式齐膝的夹袄[68]”、穿“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69]”、设计出“喇叭袖唐装单衫[70]”；她会用祖母的被套做衣服；她视“乡下也有婴儿穿的”的衣料为“劫后的民间艺术”，并乐于用这衣料来做衣服；张爱玲的舅舅曾翻箱倒柜找出一件“大镶大滚宽大的皮袄”叫张爱玲拆掉面子，用里子做皮大衣以保暖护体，张爱玲如获至宝，而心里想的是“我怎么舍得割裂这件古董”[71]。可见张爱玲做“非遗”比冯骥才要早。

（二）摩登另类的服装实践

张爱玲说自己是“Clothes-crazy（衣服狂）[72]”，确实，她对衣服的迷恋几近成狂，异常敏感。弹奏钢琴时，她会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73]”；第一次看到大张的紫菜时，她感觉那像“大波纹暗花的丝绸”的紫菜是“中国人的杰作”[74]；谈到生活的艺术、生命的欢悦时，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⑦。张爱玲所想之物离不开服装，且所见之事亦处处留心服装。看京剧时，坐在第一排“欣赏那青罗战袍，飘开来，露出红里子，玉色裤管里露出玫瑰紫里子”[75]；看《金瓶梅》时，关注的是宋惠莲“红配紫”不搭的服装造型“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76]。而张爱玲所做之事更爱以服装为主角，服装是她人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认的作家，张爱玲这作家当得太摩登另类了，而这摩登另类主要是基于她对服装的热爱，她不仅设计服装、绘制服装插画、还做服装研究，身兼多职。

张爱玲是个服装设计师。她留心各式面料，“一有钱就去买布[77]”，不仅为自己设计“清装行头”“灯笼服”等各式创新服装，还和炎樱及其妹妹合办“时装店”，针对不同的人，进行服装与个人造型的设计，其设计项目包括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时装店“其实也不是店——不过替人出主意[78]”。对此当时确有报道：“有贵族血液的女作家……她在一月前已正式下海做女裁缝了[79]”。她们的时装店不仅在《天地》杂志上打“硬广告”[80]，而且此时已成名的张爱玲还为宣传她们的服装店写了一篇《炎樱衣谱》，其中描述了她们店中设计出品的多套服装，如有一件极具特色的“双大襟，周身略无镶滚。桃红缎的直脚纽，较普通的放大，长三寸左右，领口钉一只，下面另加一只作十字形。双襟的两端各钉一只，向内斜，整个的四只纽扣虚虚组成三角形的图案，使人的下颔显得尖”的墨绿色旗袍①。称职的股东张爱玲还在每件“推荐款”后均一一附上店名、电话及工作时间，可谓是一篇实实在在的“广告软文”。

张爱玲是个服装插画师。她的插画作品数量丰富且具有精巧的细节描绘。其文学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茉莉香片》等均附有服装插画，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就有插画《烟鹂的鞋》。其准论文《更衣记》（英文版）中也有其亲手绘制的附图，附注文字说明观点（图3-4）。张爱玲还曾执笔为《杂志》画过扉页插图。这些插图作品多以女性服装人物为主角，她们有的身着印花露背泳装；有的身着低开衩中袖过膝旗袍；还有的戴着宽檐帽，打着领带，穿着很有范儿的戗驳领收腰西装。

张爱玲还是个服装学者。她在其文学作品中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人物角色“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服装。张爱玲不仅将服装作为其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以服装为研究对象著述专文。其中最知名且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更衣记》，堪称是一篇内容学术、散文笔触的“准论文”。《更衣记》原文为英文，名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后由张爱玲自行翻译，重新刊登于《古今》杂志之中（图3-4）。文章对清朝及民国服装形制与行业做了具体描述和剖析，对服装史的运行规律进行了探讨，为近现代及未来服装工作者的服饰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图3-5）。

张爱玲是摩登而另类的，她对服装艺术的认识，立足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同时又超越了同时代诸多服装观念。有人说“张爱玲没有真正创造过什么时装，可是我们把稍为突出一点的服式，都管它叫‘张爱玲式’[81]”，这句话倒是点破了“张爱玲式”的真正内涵，即无论何种背景都追求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突出，不能容忍平庸。它不像“Chanel style”那样是指某些具体的样式，而是包含着一种特立独行的气质，包含着一种超越时代的唯我与唯美。所以“张爱玲式”，亦大可列为一种经典的服装哲学。

图3-4　英文版《更衣记》即Chinese Life and Fashion《二十世纪》1943年第4卷第1期

图3-5　《倾城之恋》插图《杂志》1943年第12卷第1期

张爱玲的服装哲学不好学。且看当代，就服装艺术之道而言，商业的过多入侵以及服装本身作为生活必需品和日趋成为快速消费品的特质，让服装创作更多的是基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非基于对艺术的精神追求，这样要形成唯美的经典就不容易了。张爱玲可谓潮人的鼻祖，但她的“潮”绝不是无聊的哗众取宠。她的“潮”反映的是对个性解放、个人独立与自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