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美的普及者与新文化运动的革新者

张竞生，1888年生。1910年入上海复旦学校，后赴北京辗转于法文高等学校与京师大学。再入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并游历了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1925～1926年，张竞生出版了《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专著，其中《美的衣食住》《美治政策》等篇章，包含与服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美学思想。由后人编纂的《张竞生文集》中也收录了张竞生的《美的服装和裸体》《美的服装》等服装评论，展现出张竞生的服装美学。

作为民国“三大文妖”之一，哲学博士张竞生即是文妖也是先贤，他毫无忌惮地击破了旧礼教的最后藩篱，并在旧礼教的废墟上建起一个以“美”为奠基的新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帮助我们串起了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2]”。

（一）“美”的源起

张竞生亲身体会了封建时期旧社会的黑暗，又在民国时期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光明，但他并未沉溺其中，而是以局外人一般的理智指出“先前的社会是‘鬼治’的，及到近世一变而为‘法治’，今后进化的社会必为‘美治’无疑[3]”的观点。封建社会的“鬼治”是近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而张竞生的留学经历与学习成果，让他不仅看到了我国封建时期“鬼治”的黑暗，还看到了我国民主主义初期，国民精神文明建设不足的“法治”的局限——“法治”固然是极好的，但仅仅由“法治”替代“鬼治”又是不够全面与完美的。于是张竞生提出了超越时代的“美治”思想，核心在于“它不但在使人们得到衣食住充分的需求。而且使他们得到种种物质与精神上娱乐的幸福①”。这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的“美治”思想的前瞻性十分惊人，竟与1995年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的思想不谋而合。

张竞生“美”的思想根源于其本人的受教育经历与生活经历，同时也离不开当时特殊的社会思潮。张竞生“美”的思想既与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同时也应当是新文化运动、新思潮的组成部分。蔡元培说“我很希望致力文化运动诸君，不要忘了美育[4]”。故张竞生紧随蔡元培“美育”的步伐，向蔡元培提倡的“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5]”的美育目标进发，试图通过“美治”，将“美”落实到民众的衣食住行上，让“美”普及，或者反过来说让人们去发现“美”，让人们在“美”中平等地存在。

张竞生首先将目光投向他所认为的人生的基础——服装[6]。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同时也瓦解了传统服饰的基础与体制。西风东渐而来的“窄衣文化”与新思想，使我国传统的“宽衣文化”及其所反映的重衣不重人的服装观念面临不可避免的挑战。张竞生正是传统服装观念的挑战者，他以“美”为纲，试图“把这个病态的丑恶的服装改变”，以期“逐渐推及于精神上的改良”[7]。

古代社会的封建思想与体制是无形的围墙，它们将“美”圈在以“劳心者”为中心的围城里，使“劳心者”不能随意走出去，“劳力者”亦不能越过城池去寻求美。广大的老百姓大部分时候都被排除在服制之外。他们把老百姓的物质需要视作是“人道”的全部，仿佛他们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木头人。“寒而求衣”是可存的“天理”，但“衣而求美服”则是要灭的“人欲”[8]。相反，张竞生则主张通过“美治”将那些“最为人当做不是人看的厨夫、东洋车夫及老妈子与听差之辈”变成“一班衣服齐整，打缠腿的雄赳赳东洋车夫，及一班娇滴滴美丽的女佣人与那些清洁知趣、讲仪节、晓得卫生的男佣夫”，变成“艺术家”[9]。张竞生为“美”的普及画出一份以“人”为中心的美好蓝图。在这份蓝图中，传统服装所承载的身份标识（其实质就是身份歧视）被弱化，普通民众将获得平等与尊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正如陈独秀在论述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时所说：“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10]”。这就是说自己要认识到自己是“人”，而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就需要人道的精神层面的美，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知足常乐”上。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知足常乐。所以杨白劳扯了“二尺红头绳”的行为显示一种巨大的张力与危险的信号。此时此刻他欠债不还（原剧情如此），揭不开锅，却把仅有的一点点物质财富转化成了精神享乐，而置道义与饥饿于不顾。只有鲁艺的集体创作才能写出这样的本子，因为他们有生活，所以他们能代言。这个桥段闪烁着弥足珍贵的人道主义的光芒。如果说陈独秀在“发现人”的过程中强调从人道精神的重塑入手，那么张竞生则更偏重于从人的外在形象入手，试图由外而内来完成重塑人的任务。他专注于生活的美化和服装的美化，并旨在通过这种美化达到“美治”，让新时代的新人们达成内外兼修的“美”的新风貌。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分子，作为打破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大部队中的一名“新青年”，张竞生高举“美”的旗帜，试图推翻封建的城墙，解放“美”的围城，让围墙外的“劳力者”亦得以美。而且他不仅追求“二尺红头绳”的点缀之美，还追求由点到面，由个人人生扩展到整个社会组织的全面美化。

（二）“美”的理论

1.人体美是服装美的基础——新型的“人—衣关系”

自古沿袭而来的宽袍大袖的服装形制以及层层叠叠的穿着方式，掩盖了人们的身体曲线，也掩盖了人们的精神表露。这套东西根植于封建体制，由此而来的人的身份识别比什么都重要。在它面前，人的形体美与自然美难以借助服装来表达，更不用说身体的显露——露出臂膀、凸显腰身等都被视为无礼或无耻的行为。人们对自己缺乏认知，对“人—衣关系”的认识较为片面。封建体制使这种缺乏和片面更具普遍性，形成大部分人的共同认知。即使有少数人对人体和“人—衣关系”有着较为合理的全面认知，但在森严的封建体制下，这种认知也终将被扼杀在摇篮里。

张竞生留学于时尚与浪漫之都法国时，曾加入当地的“自然派”组织，并亲身于巴黎近郊的日出岛上享受了数个月的“自然生活”。张竞生自称为“积极的自然主义信奉者”。他对人体的新认知以及对传统“人—衣关系”的反思使其形成了以人体美为服装美的基础的新观念。所谓时势造英雄，辛亥革命恰巧为张竞生的这种“新认知”驱除了社会制度的障碍。正如民国元年的《服饰刍议》一文所说：“自古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朔易服，所以示革新之象也。今者大汉光复，发辫之物，在所必去，衣服之制，亦宜定式[11]”。如是，推翻封建体制的活儿有人干了，张竞生重构的新认知便在新文化运动巨轮的推动下滚滚向前，这其中就包括他关于人体的自然美思想。

具体而言，张竞生既欣赏男子躯体的健壮之美，也欣赏女子躯体的优柔之美，但其人体美的判断标准与古来三寸金莲等变态行为截然不同。张竞生强烈反对缠足和束胸等有碍人体自然发育的服装行为，他认为“缠足是丑”，他提倡“天足为美”，他同样提倡要去除“束奶帕”[12]。为此他主张要彻底的解放人体：“我们从小孩就被太不合理的衣服所束缚以致使身体不能从自然去发展，这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毛病，为救此病，我们男女应当来解放这种束缚[13]”。张竞生的人体美的基本标准是人体健康自然发育，不受束缚。在此基础上，张竞生提出了与当代主流人体美思想完全契合的观点：“女子奶部发达为美，束奶至于平胸是丑；臀部宽大是美，窄小为丑，面色光彩为可爱，病态是可憎[14]”。这种人体美的标准也是张竞生判断服装美丑的根本准则，美的服装是“以衣服一部分把身体美丽处衬托出来，最美处是在把全身衬托出来，似乎全身未曾穿衣服一样[15]”。所以改良旗袍即为张竞生所推崇的美的服装之一，因为改良旗袍打破了原来宽大直身的形制，收省收腰、开衩去袖，使女子的身形之美得以表现。张竞生为其点赞的原话就是，改良旗袍“能够表现出脚腿部与在上面能够表现出胸奶部，而使全身成为一条曲线美[16]”。

如果说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是“既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地适应、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地顺从崇拜[17]”，那么传统服装观念中则也包含着类似的“衣人合一”的思想。这种“衣人合一”就是对封建等级秩序与礼制不自觉的顺从和崇拜。在这种人—衣关系中，人们穿的是一件“不合身”的衣服。这件衣服的首要功能是为“礼”服务，即以服装作为标识社会等级的符号，其次再去满足遮羞蔽体、保暖御寒的基本功能。各种严格的服饰制度保证了这套体系的实施与沿袭。人们不想也不敢借服装来表现自己。这就是传统的“衣人合一”，重衣不重人，人只是寄生于服装。

张竞生则试图用“美”去打破这个传统。他在关注人的同时也关注着人的第二皮肤——服装，在关注服装的时候，又给予它的主人——即人体以更加充分的关注。张竞生肯定了服装于人体保暖御寒的基本功用，同时也毅然推翻了以“礼”为核心的服装观念，他说：“衣服不是穿来做‘礼教’用”“衣服不是如世人所说的‘羞耻’用的[18]”。先破后立。他又说：“衣服不是为衣服而是与身体拍合一气，然后才是美丽的[19]”。这是一种以美为准，以人为重，先人后衣的新型的“衣人合一”的服装思想，是对“人—衣关系”的全新标注。这样的衣服才是一件合身称体的衣服。

2.“人—衣关系”的改良——纲领与措施兼备

张竞生对“人—衣关系”的认识并非是抽象的。他将“衣”列为“美的身体的养成”的方法之一。在“美的服装不是为服装，而是为身体[20]”的理念之下，他要通过“美的体育”来建构美的身体，同时也要通过“美的服装”来补充、完善与表现。在其纲领性文献《美的衣食住》中，张竞生主张改变传统服装，并针对人—衣关系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良措施。他以“用力少而收效大”为大纲，提出了“最经济、最卫生、最合用、最美趣”四个标准作为“大纲细目”，这是他心目中“美的服装”的标准，无意中也建立了近现代服装设计的基本宗旨（至今服装设计专业的教科书仍以实用、美观、经济作为设计的基本原则）。同时张竞生指出当时国人服装的普遍问题是“不是有碍于身体的发展，便是有碍于美丽的观瞻[21]”。具体而言，男子的“长衣马褂，大鼻鞋，尖头帽”展现的是一副“带水拖泥跛步滑头的腐败样子”；女子的“上衣下裙”不适合于其短小的身材，令女子夏天“好似一张皮的影戏人子”，冬天“竟把一个身子变成大冬瓜”；儿童的服装则是“老成人的怪状”，将儿童的活泼与生机“摧残殆尽”[22]。针对这些问题，张竞生依次提出了具体的改良措施。

针对男装，张竞生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开领西装”，他主张男子要穿“漂亮的学生装”，即“扣领上衣与操裤，冷时加外套”“质料精美，颜色鲜明，做得整齐，穿得讲究，保持得洁净”。另外，张竞生还主张男鞋的鞋头不可过尖；男帽则以衬高男性的身材为宗旨。经过这样改良的男装，不仅有御寒、方便做事、较长衣省费用等实用性与经济性，更“能显示出男子汉的仪容，能使穿者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①，展现着装者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是真正“人”的服装，达到了张竞生的美的标准。

针对童装，张竞生以服装与身体发育的密切关系为主要论点，他说“若推而论全部的服装与身体的养成，其（服装与身体姿态的）关系上当然更大”。他认为传统的长衣马褂和中国鞋，让小孩“背不免弯斜了，手不免直垂了，行起路来就不免带摆又拐了”“其天然直竖的骨格已不免逐渐为衣服的格式所改变了”。因而，张竞生主张“短裤露膝，与宽博的短衣”，因为这样改良能使少年儿童的“生机上有发展的可能”“举动活泼”①，既有利于少儿的身体发育，又有利于少儿个性的展现，是美的童装，更是少儿身心发展的保障。(www.xing528.com)

针对女装，张竞生首先主张“参用我国古女装及西洋妇女装的长处而去其短”，改良“女装的不美处”[23]，这是一种参照东西方社会、取长补短的服装设计思想。首先是“改良古装”。他认为传统古装仍有利用价值，不要因为“新衣既制”而使“旧衣自弃[24]”，而是可以采取“中西合璧”的方案，以西式裁剪法来改造传统的中装。他强调“袄的做法须要妥帖身体，使骨格的美处能够表现出去”。而妥帖身体正是西式服装的基本特征之一，即袖与手臂，衣片与躯干，领与颈，将衣服的部件与人体的部位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张竞生的这个想法与后来旗袍的改良实践不谋而合，改良旗袍正是这样一个“改良的中装”，既采用了收腰、装袖、省道的西式结构，又保留了大襟、开衩、镶滚的中装款式，是用西装的裁剪结构来改造中装的范例。其次是吸收“最简便的洋女装”。这是一种直接借鉴的方法，但却不是盲目的，而是依然遵从简便、经济、美观的标准来有选择地施行。借鉴其“有利于做事和外出旅行的样式”，但对于一部分“繁重的洋女装，其件数过复杂，其做法过苛求，我们可不必去学他[25]”。此外，张竞生还提出女帽、女鞋、“花辫”等多项女子服饰的改良措施，从多方面入手，打造女装的多样之美。

在论述完男装、童装、女装之后，张竞生特别单独提出“内衣与寝衣”的问题。针对当时国人“内衣多是束缚，肮脏，不合用，不好看”与“寝衣一层竟无其物”的状况，张竞生说“内衣比外衣关系更大，因外衣终不如内衣与身体上有许多直接的关系”[26]。由于长期以来对“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强调，直至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才开始进行到女性的内衣和胸部[27]。顽固的传统观念让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阻碍。正如鲁迅在《忧“天乳”》一文中讽刺道：“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28]”。1925年，张竞生在诸多的反对之声中指出中式内衣“误认衣服为礼教之用，又极残忍地把奶部压下的弊病”，并宣传西式内衣“使皮肤免刺激，身体得卫生”的好处②。他多次强烈提出要废弃危害女性胸部发育的传统内衣，为我国女性内衣的改革打了前锋，这也成为1927年政府开始全面倡导的“天乳运动”的重要依据与推动力。另“至于寝衣，为我们终夜贴身伴侣，其影响于身体尤巨”。此外在我国传统的服装思想中，不外露的内衣与寝衣难以作为社会等级的标识，故内衣与寝衣便连同“人”一起被忽略了。张竞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内衣与寝衣都为自己用，故内衣与寝衣应该比外衣更加讲究才对”，并主张“内衣与寝衣做得合用，好看，质料又要软柔”（图3-1）②。

另外就社会组织层面，基于以人为本的思想，张竞生提出将社会上的事业划分成三大类，分别为男性专事事业、女性专事事业、男性和女性均可从事的事业。如男女分别专有的事业有男女衣服店、男女剪发店等。虽然这种社会分工的观念在如今看来不尽合理，但立足于当时女性社会活动匮乏的特殊时代特征，便可知其先进性是在于对“人”的关注，尤其是对女性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张竞生称女性为“点缀之花”，特别强调“一切装饰事业应由女子去铺排，此中第一要紧的为时装女服店”，理由是“男子如此代庖，无怪常有极离奇的服装出现。于女子穿着不见得美，而反弄得不合卫生”[29]。其所述“离奇”“不见得美”的服装是指有害于女性身心健康的裹脚、束腰等“勾当”。

图3-1　张竞生提倡的“衣裳连合”的内衣《美的人生观》北新书局1925年版

（三）“美”的实践

张竞生的美学思想不仅具有开创性的理论高度，也具有普遍性的实际意义。他的“美治”体系具有完整的系统性和现实意义，既包括个人人生的建设，也包括社会的组织建设。作为民国初期社会改造的指导思想之一，张竞生的思想之所以脱颖而出并产生重要影响，除得益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之外，关键还在于其本人不遗余力地传播这种“美”的思想，亲自进行“美”的实践。

张竞生于1927年在上海开办了“美的书店”。“美的书店”名为书店，实为集编辑、出版、发行于一体的文教机构。它是张竞生传播“美”、引导民众发现“美”的一大阵地。因为“他（张竞生）知道，在这个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的老中国，出版乃是当今之急务，因为它是开民智和新民德以至新世界的大事[30]”。于是张竞生围绕“美”这个关键词，出版发行了三套系列丛书。张竞生本人的《美的人生观》第五版与《美的社会组织法》第三版均由“美的书店”出版，是三套系列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美的人生观》一书是张竞生“美”的思想理论的主要成果，也是近代新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据张培忠所述，1928年“商务”“中华”“世界”三家主要出版社的出版物之和是1569册，而全国一年的出版总量才2414册。毗邻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美的书店”却以其特色经营迅速蹿红，生意发展比那些老店和大店更胜一筹②。由此可见“美的书店”极大地促进了张竞生“美”的思想的广泛传播，张竞生开办的书店也是与其“美”的思想相得益彰的重要载体。

停留于纸面还不够，张竞生还在北京“女高师”演讲时，讲授了他的“美”的服装思想。他畅谈其所主张的女装改良方法，在得到听讲者反映说这种女装的加工费很贵后，张竞生便亲自去查算了一笔账，他通过“与成衣匠实地谈过”，得出其所提倡的女装如若得到普及，价钱会很便宜——“连做费与普通的洋布价在内。若我国的男女装用爱国布做，不过三四元即可得一套外衣服，其用清河呢的当在十元左右而已[31]”，这反映了张竞生“由是我们得到一切之美皆是最经济的物，不是如常人所误会的一种奢华品[32]”的美的经济观，同时也消除了民众的阻碍心理，使“美”的思想能够深入人心，使“美”的服装能够普及开来。

张竞生之“美”的另一重要实践是任职于广东潮州金山中学时，作为校长的他亲自为该校学生设计了校服。采用赤土布质料，童子军式，由上衣一件、短裤一件、布帽一顶、领带一条（领带分四种颜色，每年级一色）组成，另配长袜与半长筒帆布鞋，形成了完整的制服套装。“美的服装不妨碍身体发展[33]”，所以这套简练、便捷的制服正是张竞生这种观念的实践成果。过去的私塾没有校服，只有缩小版的成人衣装。孩子们要跑要跳，这些袍袍褂褂皆为束缚。正如“八股取士”是思想的束缚一样，这些衣服也是身体的束缚。而这一切在“礼”面前都不是个事，所以千百年来既没有学校，故也没有校服。但近代中国有了学校，且仪容仪表也是学生身心教育的一部分，于是教哲学的张竞生就改行设计服装了。少年强则中国强，他改得值。

（四）“美”的意义

张竞生的“美”是近代百家思想的一朵奇葩。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张竞生本人为启迪民智的亲身实践，对近代民众建立新的思想观念及进行新的社会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1.张竞生的“美”集真善美于一体，是近代特殊时代背景下破旧立新的产物

这种没有等差的“美”，在“鬼治”条件下难以苟活，只有在法治、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条件下方能光明正大的存在。德先生为张竞生的“美”铺平了道路，使他这种别样的“美”能够从无到有，无中生有。这种“美”的思想的“偶然出现”，既打破了传统的桎梏，也突破了时代的牵连，指示了现代美学前进的方向。其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此所言所为，所折射出的思想高度与深度是遥遥领先于他的同行的，说他是文妖，可能就“妖”在这里。

2.张竞生是思想家，也是生活家

他倡导思想的解放，也倡导生活的改良。他构造了一个以“美的衣食住”“美的体育”“美的职业”等八个项目组成的“美的人生观”系统，并大胆地将“衣食住”列为该系统的基础。“衣”不再与礼教等级相互关联，而是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切实关联，进而在这个层面进行服装的改良与实践。正如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对“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否定，张竞生的服装美是对“衣以载道”的传统服装观念的否定。对此周作人评价道：“张先生的著作（《美的人生观》）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34]”（图3-2）。

图3-2　《美的人生观》封面北新书局1925年版

于是更具体的就是，在人文主义光芒的照耀下，张竞生的服装美被折射为生理的与心理的两个方向。张竞生在生理的舒适性构架上提出服装要“为体温[35]”“为穿者舒服与快乐②”；在心理的情感性构架上提出服装“是社交上最重要的条件与发生爱情上不可少的要素②”。这种人本的服装美思想为当时试图摆脱封建礼教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风向标，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将眼光投向人自身，投向人的衣食住行，在平凡的生活中体验与发现美。

3.张竞生的“美治”思想与实践是近代“美育”思潮的创造性发展

西学东渐以来，近代民众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到人文艺术，其侧重点从物质文明转向德先生与赛先生并重并举。在新文化运动的助推下，“美术革命”“小说革命”等各种口号纷纷响起，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美育”就是其中一声高亢的呐喊。在“美育”之声中，与张竞生同为研究哲学的蔡元培将音乐、雕刻、图画、文学等文艺形态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大上的高度，并也将服装作为“贴身的装饰”划入“美育”的范围。张竞生的“美治”则是蔡元培的“美育”更接地气的发展，因为从“美育”到“美治”的跨越，是从思想到社会的跨越。它走出了思想家的书斋，试图走进“厨夫、东洋车夫及老妈子与听差之辈[36]”的生活，以没有等差的美来塑造没有等差的人的灵魂，与“把自己和革命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37]”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相契合。从美学的角度说，“美育”偏向于“为艺术而艺术”，而“美治”则偏向于“为人生而艺术”[38]，具有对于新文化与新生活的双重启蒙意义。历史证明，“美育”与“美治”同为新文化运动的产儿，是促进社会进步、提升国民素质的方式，是近代服装新思潮及近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