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社会发展的近代服装科学精神

（一）科学精神溯源

科学是对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的系统认识与把握，科学不仅包括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等人文科学，万事万物皆有其学问与规律、皆可成为科学，“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210]”，实事求是、求“真”是科学的本质，梁启超说：“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211]”，科学精神就是准确地认识世界的思想，就是探索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寻求真理以建立系统知识，并由此促进事物发展进步的思想。

对“礼”与“天”的过分迷信，以及知识分子普遍“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及科学精神的发展。古代学者的“科学”只有在那“科举之学”中，“小的时候，读那四书五经子史古文等书，不消说了。就是到了那学有心得，闭门著书的时候，也不过把古人的书来重新解释一遍，或把古人的解释来重新解释一遍”[212]，而在衣、食、住、行等日用之学上往往都止于“够用”，少有深入和全面的探索与研究。真正的近代科学及科学精神强调以“人”为中心，包括对自然事物与社会事物的真实性质与规律的探讨，它最初随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science”一词而来，被翻译为“格物致知”，呼应《礼记·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213]。但直到新文化运动，“science”才呈现出新时代的面貌，真正意为科学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赛先生”，即近代科学精神，它与近代人文精神一脉相承，其直接渊源亦为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时期的先驱者在探索中号召人们以人为本，也在探索中将科学作为打破经院哲学且能理性认识世界的工具，如哥白尼（Copernicus）、布鲁诺（Bruno）甚至在坚持科学真理的过程中献出了生命。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番外篇，且随着牛顿力学体系、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近代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的发展与传播，科学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中国近代科学便直接享用了西方近代科学的成果，树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科学精神。这种新的科学精神，“即是经世致用‘实学’的实践，又是这种‘实学’开始走出理学殿堂，面向切于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学的发展[214]”，服装作为日用之学的一面正是由此而得到广阔的发展。

科学精神促进了近代社会对服装的重新估定，认为“天、人、衣合一”的观念与服装礼制是一种迷信思想和束缚，理应弃之；从而将“人”上升到了主体位置，将服装作为“物”变成了附庸，回到了实用品的层次。服装自古因袭而来的关于忠孝仁义的学问被丢进了历史，服装的科学教育、服装的原料与纺织原理、服装文化等各方面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与人文精神的共同作用下，科学精神以其所内涵的理性的批判、科学的分析和大胆的创新等思想引导服装走进近代科学的殿堂，关于服装原料与纺织、服装文化等各方面的科学理论体系开始逐步构建，打破了千百年来服装无科学、无创新的状态，奠定了中国服装近现代化发展的学术基础。

（二）近代服装科学精神的主要内涵

1.“人”的发现

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人”逐渐走出没有独立思想的麻木状态，开始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路上学术上一切的黑暗。[215]”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将“西洋人”从黑暗的中世纪解救出来的英雄，同时，也是将中国人从礼教的封建桎梏中解救出来的英雄。德先生和赛先生并驾齐驱，这就意味着近代中国的科学精神从一开始就是以人为本和人文精神密切相关，而非脱离人且机械地谈科学。实际上，“人”正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而非迷信的一大基础，没有“人”的科学本身就不够科学，就像中国虽早有四大发明，且在西汉时期也早有品质优良的纺织品流通于丝绸之路上，但却长期不曾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其中的消极因素离不开“礼”对“人”的桎梏所导致的人文精神的缺失。

近代服装中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密不可分，只是前者偏向于从人的属性出发认识服装，而后者则是偏向于从服装的物质属性出发认识服装，换言之，前者的树立是确定人在服装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主体地位，强调无论如何“变服”，人永远是施令者，而后者的树立则是在此基础上强调失去等级特权标识作用的服装并非一无是处，服装作为实用品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的代表之一，有其必须被肯定和有待被发掘的价值。“科学的发达，使人类的理智有着极大的进步，食不分精粗要视营养，衣亦不分贵贱而求适体，营养和适体即是合理的要求，亦是科学化的另一种解释[216]”，服装科学的目标是人的健康及其穿着的舒适、运动的便利，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总之，服装人文精神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

2.理性的批判

新文化运动倡导新思潮，“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217]”，近代服装新思潮通过服装评论宣扬这种“评判的态度”。这种“评判”是相对客观的、理性的，而不是依赖主观感觉和现有的社会规范而一味附和与盲从。陈独秀提出：“勿依违，勿调和——依违调和为真理发现之最大障碍[218]”，显示出这种批判所自带的否定色彩与理性，这也就是罗家伦所言的“批评的精神”，即“近代的科学就是这批评的精神造成的，所以不骜于陈言，不拘于故训，不迷信人，不迷信国，而纯粹取一种批评的态度；所以常常有新的事物可以发现，新的真理可以搜寻[219]”，近代服装科学的兴起也少不了这种理性的批评的精神。

首先，以历史与现实为依据，相对合理地批判孔教，否定“服”从于“礼”。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一直是我国古代思想的主流，“贵贱有等，衣服有别[220]”，服装“合礼”体现了人们对孔教的信仰及“三纲五常”教义的尊崇。以吴虞为代表的“反孔”分子就义正言辞地批判了儒家的尊卑等级思想以及儒学对人们思想的专制：“孔孟之道在六经，六经之精华在满清律例，而满清律例则欧美人所称为代表中国尊卑贵贱阶级制度之野蛮者也”，以等级为核心的满清律例剥夺了人们“平等自由之幸福”，这不仅被欧美人视为野蛮，同时也被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视为野蛮[221]。但是这种批判并非是全盘否定式，陈独秀就在答复吴虞的文章中写道，“窃以为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兼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222]”，可见，当时对礼教的批判也不尽是如后人普遍所理解的一竿子“打倒孔家店”那般盲目，而是有选择性的、相对理智地去其糟粕，主要是否定“贵贱有等”和“独尊儒术”的礼教专制，这同时也就否定了“衣服有别”，即否定了以服装代表人的尊卑贵贱和礼教优劣。张竞生说，“希腊裸体雕刻，近世裸体图画，以及欧美妇女大开胸式的服装，皆是表明衣服不是穿来做礼教用，也不是穿来做偶像用的证据[223]”，这些真实的东西是批判封建思想的利器，同时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吾人的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224]”，求“真”正是科学的基本诉求，亦是新时代的信仰。

其次，以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美术学等近现代科学为依据，在否定等级贵贱的前提下来评判服装的优劣。如邰爽秋在评论“长衣”时，就是通过数学计算、假设与比较分析展开，他提出“假定全国只有五千万人平均每年每人添做一件长服，每件衣服的费用平均值六块钱，那么总费用就有三万万块钱，拿三分之一的浪费来计算就有一万万块钱的浪费[225]”，以此证明“长衣”的不经济。在批判缠足等束缚和压迫人体体型的服装行为时，人们纷纷从生理学的角度批判缠足行为对人的伤害，“其害之大，能使筋骨折断，血液停滞，身体不能强健[226]”。绍元还特地翻译一篇文章以号召戒除缠足、保护足部的良好发育，此文以人体生理解剖为基础来说明足部的构造，并针对性地分别列出幼孩、2～13岁正在发育的男女孩、成人足部的保养注意事项及其鞋袜的选用，且附有“十四个月婴孩的足骨”“六岁小孩的足骨”“鞋形不适足骨排列弄错”“鞋样不好足骨变形”等X光透视图，有理且有力地证明了鞋子不适及缠足行为对足部发育造成的不良后果[227]。

理性的批判是近代服装“立新”的基础，也避免“科学”成为新的迷信。正是有了这样的科学精神，在近代以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名义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中，面对服装的“新生活”标准，才有了人们掷地有声的质问：“我们怀疑妆式服装是否有伤风化，可以用尺寸测量？何以长旗袍离脚背九分，即成有伤风化？[228]”近代科学的批判精神保证了近代服装在其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向着相对正确的方向，在不断证伪的实践中，逐渐找到了服装平等自由的真理。

3.科学的分析

科学的分析就是理论与事实相符合的研究方法，是“实质的逻辑”，是“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也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科学的分析可以引导人们认识事物的起源和实际状况，这就包括对服装文化的历史溯源及服装的实际作用、衣料的组成元素及特征的认识，“必定如此分析，我们才能除却神秘的态度，而得个明白的态度”[229]。

就像理性的批判精神一样，科学的分析亦少不了“人”这个探讨服装科学的前提，亦少不了历史资料与现实状况这个探讨服装科学的对象，亦少不了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美术学等探讨服装科学的方法，这一切是合理分析与认识服装的依据。许地山在展开“中国服装史”这个“到今日还没有人做”的研究工作时，为了知道纽扣的起源，就通过“细心的查古画像，古雕刻和其他许多有关的资料”进行实证[230]。这样一个看似细小的工作，其实却涉及服装科学研究的前提、对象与方法等科学分析的要素。总之，人文精神和理性的批判精神都是科学分析观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科学的分析还包含另一种全新的认识方法，即实验的方法。

虽然古代中国人在炼丹术中早已践行实验的方法，并在唐代炼丹家的“伏火”实验中发明了四大发明中的黑火药，但实验的方法并未在服装及其他各方面得到重视。学界的主流只“在文字上做工夫”，更准确地说是在四书五经等圣人之言上做研究，也就是说，片面且具主观性的人生哲理是古人认识事物本质与规律的依据。而“近世文明的特点”是“在事实上做工夫”，这就是要“研究事实”“讲究观察和实验”[231]。科学可以逻辑推论，但前提是以事实为依据，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故当“以实行为思想之一部①”，实验的方法得到了宣扬。

面料是服装科学实验的主要对象，以实验的方法鉴别面料是近代服装新思潮所倡导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中包括对棉、麻、丝、毛等各种天然织物及化学织物的原料特性、色牢度、断裂强度的判定，以及相关实验方法的具体描述。《衣料鉴别法》一文就提出棉、麻、丝、毛四类织物的鉴别方法。在织物原料成分的判定上，“吾人苟持丝织品一角，在烛上焚之，其状如融化，如沸腾，在未焚之沿边，卷成黑色小球者，此为纯丝佳品也。若焚时仍作恒状，不甚卷曲，但有火光，则其丝当实已焚尽，惟余参入增重量之矿质而已，惟参入矿质分量多少，实不易知”，这是当今服装材料学中依然倡导的燃烧实验法。在棉织物色牢度的判定上，有物理型实验法，即“以手拍在染色棉织品上往来疾擦之。有顷，审视手拍，如已染污，则布之颜色乃涂上者，非染就者也”；也有化学实验法，其实验过程如下：“剪布四幅。取一幅加肥皂用力擦洗，如浣垢衣，并以沸水濯之，既而用水涤清，晒干，熨之，以针钉于‘原状’之下，书‘第一’二字于下，以为标志。取次幅，白色肥皂和温水轻洗之，此为‘第二’。另取一幅，入锅蒸之十分钟之久，此为‘第三’。馀一幅，浣湿后，置烈日之下曝干，此为‘第四’。试将五幅互为比较，如轻洗之幅褪色已多，此布颜色最为不固。”[232]该实验有明确的实验用品、时间、操作方法等详细信息，并通过对照实验的设定与分析得出结论，虽说在布料、肥皂、水等实验用品的规格及时间的设置上还不够严谨，但作为非专业科研型实验，其设置已经相当科学了，且依此完全可以确定相应面料的色牢度的大致情况。

除服装本身的实验，还有服装相关的衍生物的实验，如服装洗涤用品肥皂的制造、性能的相关实验。《肥皂优劣鉴别法》一文便提出三种实验方法分别用于检验出肥皂中的“游离物质”“未碱化之脂肪”与“杂质”，通过验出这三类使肥皂“不适用”的物质的多少，进而鉴别肥皂的优劣。其中检验“游离物质”的实验就是“切肥皂一小片，置于试管中，加入酒精，使其溶解，可加微热使其溶。然后滴入升汞之水溶液数滴，有生黄色之沉淀者，即有游离物质之证，如滴入升汞后生多量黄褐色之沉淀者，为游离碱质更多之故”[233]。这个准专业实验出现于“家庭常识”的专栏之下，可见近代国人对实验方法的倡导走的是“群众路线”。

4.大胆的创新

创新是科学精神毋庸置疑的组成部分，人类及其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少不了创新。古代的思想桎梏及其对服装款式、色彩、纹样等各方面的规定，让服装创新的范围变得狭隘。从服装造型上看，稍微不合主流的服装就要被斥之为奇装异服，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创新精神难以树立。“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234]”，近代服装沐浴了人文与科学的曙光，在“破旧”中吸收了不同文化，同时展开了中国服装史无前例的“立新”实践。“吾人之心理，时有新的欲望，衣装上必以时而进[235]”，服装创新是人的本性需求，同时也是构建近代新文化的需要，“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③”。

于是近代国人便纷纷致力于服装材料的生产设备——纺纱机的研究与创新。“广世纺纱机”便是江苏省海门人邢广世历时八年的杰作。邢氏“八年之间，未尝中辍，家产消耗殆尽，且积劳成疾，于民十八年逝世”，其钻研及创新的精神可见一斑。“诚属惊人发明”的“广世纺纱机”由其子呈报中央研究院并受到高度肯定。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蔡元培特“交机械专家王季同氏，切实研究，并再加改良，结果该纺纱机更增加二十倍以上之效率”，随后，中央研究院便“派人在上海督造”“将来裨益我国工商业，诚非浅鲜”。为奖励发明、鼓励创新，中央研究院还特地对原发明人加以褒奖，“特通过由政府明令褒奖邢广世，并抚恤其遗嗣一万元云”。[236]同时，《纺织周刊》《科学的中国》《纺织时报》等十多家媒体均对“广世纺纱机”的发明进行了报道与宣扬，足见国人对服装科学创造、创新的重视。于是，“广世纺纱机”之后，还有“任耀峰发明双捻纺织机[237]”“徐世远发明兴国立锭纺纱机[238]”“汪昌发君等发明轻便纺织机[239]”“吴福钧等发明利民轻便纺纱机[240]”“陈渠珍发明三一全珍纺纱机[241]”“葛明松发明建勋式七七动力纺纱机[242]”“新友企业公司铁工厂发明新农式小型纺纱机[243]”“雷炳林创大牵伸纺织机”“刘文浦发明袖珍纺织机”[244]“工业界李向云等新发明小型纺织机[245]”等一系列相关发明与技术革新，展现了近代国人在思想解禁后强大的旺盛的创造能力。

（三）近代服装科学精神的具体实践

1.服装的科学教育

“要增进人民知识和一切生活的程度，唯有注重科学教育[246]”，服装的科学教育是近代新式教育的一部分。1862年，最初旨在培养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成立，标志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兴起。此后近40年，虽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类似的外国语文学校，以及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有关实业与军事的新式学校，却无整体新式教育制度，且以“礼”为核心的科举制度仍是这个时期教育的核心。20世纪初，有识之士开始对新式教育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并注意到当时社会整体的教育制度及政策的问题。虽然一开始还是没有离开“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的“中体西用”思维，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在课程组织、院校类别与级别等方面已经有了新的系统界定，“染织”“机织”“染色”等服装相关课程被列入教育章程中的实业学堂之下，“女红”“缝纫”等相关课程则被划入女子师范学堂的学习范围。民国初年，新的教育制度在学制、各级院校的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调整，包括减少“读经”的时间和将“缝纫”加入中小学女子课程。至此，新的教育制度已经产生，新式教育逐渐发展。1922年民国教育部进行了教育改革，颁布了“壬戌学制”，形成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等充满科学与人文精神的改革标准，奠定服装系统教育基础的职业教育也开始被摆上与普通教育同等的位置[247]。在近代服装的系统科学教育建立之前，首先有了旨在提高在职人员的基本文化知识水平的商业补习学校。

1933年2月，上海私立南京路商业补习学校正式开学。该校原由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办理，后为整顿扩张起见，由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合组职业补习教育委员会后改组为商业补习学校。需要说明的是，学校的主办方之一南京路商界联合会是由近代重要的服装群体“红帮裁缝”发起的，其首届会长便是“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经理王才运。该校“学生皆为公司商号之练习生或店员”，不难想象其中有不少“红帮裁缝”及服装商店学徒。学校开设了国文、应用文、英文、珠算（第一年）、簿记（第二三年）等课程[248]。这是由近代服装行业先驱所发起的职业教育学校，体现了近代服装行业对其劳工知识水平的关注，是近代服装专业院校兴起的前奏。

“查裁剪学校在欧美各国早有设立，而在吾国当属少见[249]”。在古代，服装技艺多是轻视技术理论、缺乏计划性与系统性的“学徒”制和家庭“女红”式的经验传承，不存在科班式的服装专业教学。那是因为古代中国服装主要是由官府织造、家庭妇功的方式来制作，作为商品生产的职业裁缝业规模很小。同时由于封建主义的专制，人们接受的只能是单一的服装思想。而近代中国摆脱了封建专制的束缚，人民群众需要普及常规的服装知识，服装从业者更是迫切地需要掌握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所谓“时代进化，学术昌明，而工艺之于今日应为学术中之重要一课。欧美列强对于各种工艺均有专校设立，资为研究，是以能精益求精……我国受频年战争影响，于教育事业膛乎落后，坐而咨嗟，言以寄恨，亦复何益[250]”，所以近代的服装先驱者提出要对服装“资以研究”以促进服装的科学发展与进步，这就必须有系统全面的专业教育。于是，便有了西服裁剪补习班、上海市私立西服业初级工艺职业学校、私立南通学院、广州岭东科学裁剪学院等服装专业院校的兴起与发展。

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创办西服裁剪补习班，到1947年8月已培养近10届裁剪班学员，该西服裁剪补习班只面向行业内部招生且具有短期职业培训的性质，每届的学习时间通常只有5个月，一般是从6月起10月止，因为这个时间段是西服业的淡季，各店可从容抽出人员进修，而不影响正常的经营活动[251]。虽然裁剪班将招收学员的范围圈定在商会成员之间，但这已经突破传统行业内部的隔阂。裁剪班聘上海西服名店“宏泰”的老板顾天云为主要授课教师，并聘请西服业技术高手，上海市新闸路“荣泰西服店”的俞培基、大上海路“老合兴厚记”的王晋祥、泰山路“孙德记”的杨于伦为助教，协助顾天云工作。裁剪班选用顾天云所著的《西服裁剪指南》为教材。具有科学教育思想和服装实践经验的顾老板以教师的身份亲自教学，教授学员服装裁剪知识的同时也培养了学员的服装科学精神。学员通过课堂上的学习和课后参照《西服裁剪指南》的巩固，准确把握服装裁剪的方法与规律。为达到教学效果，西服裁剪补习班还设置了相当现代化的考核标准，即通过平时考核、月度考核与年度考核的综合测评模式，由45%的“平日考试”成绩，25%的“月末考试”成绩，和30%的“期末考试”成绩组成学员的最终成绩[252]。此外，裁剪班还很重视以人为本的激励教育，对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学员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值得一提的是，裁剪班曾特别设计了一款正面刻有字母S和C（上海与裁剪的缩写），两侧刻有剪刀与划粉图案的银戒，作为给前三名的奖品，以此激励学员日后为实现自我而加倍努力[253]。这时的服装教育突破了过去师徒相传的保守式教学，学生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偷师学艺，服装教育逐渐走向现代教育的科学轨道。

有了西服裁剪补习班的基础，“鉴于世界物质文明日有进化，培植西服业裁剪技术人才的专科学校，在欧美已经如星布[254]”，在服装科学教育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中，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于1947年5月正式筹建中国第一所西服工艺学校——上海市私立西服业初级工艺职业学校。该校突破裁剪班短期培训的模式和招生的局限性，开始面向全社会展开专业的全面教育。学校倡导“锻炼强健体格；陶融公民道理；养成勤劳习惯；充实职业技能；增长职业道德；启发创业精神；研进西服艺术；培植技术人才”这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纲领，采取“暂分初、中、高三级”的编制，学制为3个学年。对生源的硬性要求只有小学毕业和年龄在15岁以上两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服装职业技术学校，重点已经在服装专业知识上，而不再是“扫盲”的幼小教育。在科目的设置上，有“缝纫”“裁剪”“刺绣”“美术设计”“修理技术”“机件管理”“营业常识”等服装工艺、服装机械设备、服装营销等大量专业课程和“体育”“外国语”“国文”等少量基础课程。同时，学校还配备了“最新缝纫机以供学生实习”，采取了“实习成绩与授课成绩并重，平均计分”的测评模式，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服装科学教育模式得以实现[255]。近代服装教育已经不再是依样画葫芦式、没有系统理论依据的盲目跟从，也不是一味理论化的纸上谈兵，而是面向大众、专业系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的服装教育。

2.服装的科学体系

科学离不开“分科而学”，即将各种知识通过细化分类研究，形成逐渐完整的知识体系。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引导下，近代中国人开始改写“衣冠故事多无著令，但相承为例[256]”的历史，人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出发，在实践与探索中凝练服装的规律，著书立说，由此形成了可广为传播和指导实践的服装知识，并初步构建了服装的科学体系，为中国服装的近现代化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

（1）服装原料与纺织学：从粗糙的树叶、兽皮到精致的纺织面料，服装原料的历史源远流长且其内容丰富，但关于服装原料及纺织的理论建树却比实践成果的出现晚得多，随着科学精神的树立和物理、化学等近代科学的引入，近代中国人对服装原料与纺织的认识与研究产生出较多新成果。(www.xing528.com)

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的记载，民国时期关于服装的论著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绕服装的原料与纺织展开的，其中有直接针对服装原料的论述，如王遵武等所编撰关于棉、麻、丝、毛四种服装原料的科学丛书；程养和所编撰《国产棉纤维脂蜡之近似分量及其与纤维品质之关涉》；李秉权所编撰的《中国羊毛品质之研究》；张绍武所编撰的作为职业学校教科书的《生丝原料学》等。有针对服装原料的纺织机械与设备展开的论述，如蒋乃镛所编撰的《理论实用理学织机学》；诚孚公司设计室所编撰的《纺织机构学》；李崇典所编撰的作为职业学校教科书的《力织机使用法》等。有针对服装原料的染色与整理展开的论述，如周天民所编撰的《阴丹士林染棉法》；周南藩所编撰的作为职业学校教科书的《染色用药品》；中国纺织染工程研究所委员会编辑室所编撰的《漂染印花整理学》等。有针对服装原料与纺织工业整体展开的论述，如陈文所编撰的职业教育丛书《纺织工业大要》；陶平叔所编撰的《染织工业》。还有工具书类，如蒋乃镛所编撰的《英国华纺织染词典》；恒丰纺织新局所编撰的《纺织技师手册》；陆绍云所编撰的《纺织日用手册》等。此外，当时的报刊如《科学画报》《纺织学友》《妇女杂志》与《健康生活》等也刊有大量关于服装原料及纺织科学研究与认识的文章。

1915年1月创刊的《科学》杂志是近代综合性科学报刊的先锋，“本杂志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科学原理之作必取，工械之小亦载，而社会政治之大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257]”，在这里服装完全摆脱了传统的礼教与政教意义，《丝的研究》《着中国衣服者之吸音能力》等相关的服装科学得到宣扬。其中《丝的研究》一文为综合性的概述，由“蚕的生理化学作用”“丝素溶解度的研究”“合成的丝纤维”与“光线对于丝的作用”等部分组成，其中“每一项的报告，都只是指点进向一个还得大大进攻的完整的问题的门径”，具有较全面的指导意义。在结论中，作者指出，丝作为纺织原料“真是多少惹人依恋的东西，对于纺织上的使用，又是那样的伟大，研究它的本质起来，又是因着许多纯粹和应用科学，都有连带关系”，在科学的视角下，服装研究包括造型这件事儿，同时也有许多本质的东西值得探寻[258]。其中《着中国衣服者之吸音能力》一文由留美学者赵忠尧所著，是实验报告式的服装科学文章，是出于“改良清华大礼堂的听音困难的副产物”。文章首先对“电振动之发音器”“记时器”等实验用具进行描述，接着提出“估计法”“变化原音强度法”等实验方法，并通过对“棉衣”“夹衣”等吸音能力的测定以及具体实验数据的计算与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俨然一篇严谨且视角独特的学术论文[259]。

随着近代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发展，服装原料及其相关的理论知识也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关于服装原料的知识并不仅限于科研，也同时被视为科普知识在期刊上得到传播。

①关于服装原料的认识：《民众化学生活》一文提出“衣服原料种类，可分植物物质原料，及动物物质原料两种”，在此基础上，又将棉、麻、葛列入“植物物质原料”，将毛、丝、皮革等列入“动物物质原料”，随后再分别列出夏布、葛布、毛哔叽、呢等具体衣料品种；同时也将当时日渐增多的棉毛混纺面料、人造丝等列入讨论范围，这与当代服装材料学的分类基本保持一致，其依据是原料的实际来源及其组织结构的差异，而非过去的服装等级[260]。

②关于服装原料的特征：棉织物的优点是“善保体温，质地经久耐用，宜于冬日服用”，弱点是“透气性不多”；麻织物的优点是“容易吸收水渍，亦容易干燥，有透气性，宜于夏日服用”，弱点是“既不能保持体温，又刺激皮肤”；丝织物的优点是“色泽美丽，质地轻软，不甚吸收臭气、尘土、细菌等”，弱点是“不善于保体温，又易受污损”；毛织物的优点是“善保体温，亦善透气，水分的吸收和放散皆迟缓”，弱点是“吸收臭气和尘土为最多，附着细菌及污垢亦容易，刺激皮肤亦很强”[261]。不同面料的服装本身有各自客观上的优劣，其判定标准是基于人的实用性、舒适性、审美性的优劣，与“礼”无关，人们可以根据自身对实用性、舒适性、审美性等的不同追求和需要选用相应的服装。

③关于服装的理化性能：这是从物理学和化学的层面来认识服装。其中关于服装的导热性、缩水性、透气性、吸湿性、色牢度等属性在此时已有科学认知。就导热性而言，过去人们只知道服装能御寒，但对服装御寒的具体原理知之甚少，“衣服固然是御寒的必需品，但并不是发热的物体[262]”。而“人类身体，不论冬夏，平均总保持着华氏寒暑表九十八度四的温度，太高或太低，都是不适宜于健康[263]”，这说明衣服的作用在于保持人体的常温。那么如何保持？近代国人以测试数据来说明服装保暖的关键在于面料本身的组织结构与性质，以及服装结构及其与人体之间的“微环境”的构造，服装本身、服装色彩本身并没有过去所谓的凶吉之说。

（2）服装卫生学：服装卫生学是从生理学、卫生学的角度探讨服装问题，涉及的内容包括服装对人的体温、代谢等调节作用及对疾病、灾害等防护作用。服装于人的健康是服装卫生学的重点，换言之，服装卫生学研究的就是衣服与人的健康之间的关系。服装对人类健康有重要影响，这一服装卫生学的思想萌芽始见于古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皮肤呼吸学说。19世纪后，德国柏林卫生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进一步发展了服装卫生学，在实验中导入了皮肤湿、衣内温、代谢等生理学的研究方法，由此奠定了服装卫生学的基础[264]。

近代中国的“变服”活动始于对残害人体的缠足行为的抗议，这一开始就与服装卫生学的目标相契合，在天足运动、天乳运动与剪发运动等“变服”活动的倡导中，均无一例外地出现了服装应不压抑人体正常发育、不影响人体血液循环等服装卫生学思想。

在1928年《卫生报》上关于“妇女卫生”的专题讨论中，缠足、束胸、剪发问题均被拿出来从卫生学角度进行讨论。就束胸行为而言，单纯从审美的角度上看，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审美、各人有各人的审美。但是从卫生学的角度看，“束胸是呼吸的最大障碍，日久能使人得肺痨病”“束胸不单使呼吸受它的刑罚，就是身体也不能自然发育”[265]，这是束胸行为对人体造成的不利影响，故应摒除束胸，重新构思卫生、健康的女子内衣。另外，在剪发问题上，张剑英提出女性剪短发自然是可以“免去衣服上的油腻与卫生”，但是若仍然用发膏之类的“把头发涂得一气不通之后，便容易生出许多的发虱，使得头发容易脱落，这是卫生上的不合理”[266]，所以头发的问题亦是关乎人体清洁与健康的问题，亦是服装的卫生问题。

在1918年，《妇女杂志》刊登了《衣服之卫生学的研究》译文，对服装卫生学的目的与方法进行了全面讨论。文中提出“衣服之目的者何。（一）可调节体温。（二）可助除皮垢。（三）可防御外伤。（四）可掩蔽肉体。有此特性四种。此衣服之所以可贵。而吾人之需要衣服者[267]”，此言正是服装卫生的宗旨，也是服装卫生研究不可偏离的方向。文章接着从“衣服之材料”“衣服之通气度”“衣服之吸温度”“衣服之皮肤清洁度”“衣服染色之色素”“衣服之形状”等十个方面分别论述服装的卫生问题，是服装卫生学上较为全面的先锋之作。文中引入生理学、化学等诸多理论和相关科学数据进行论述，如在对“衣服之通气度”的分析中，提出“吾人之皮肤。因新陈代谢。产生水蒸气、碳酸等瓦斯体几无已时。若衣服无通气性，则此等无用有害之瓦斯，皆蓄积于衣服层下，当使吾人生出种种不快之感也。不快感之发生，一因空气之汗浊，一因水蒸气之发生妨碍而然③”，解释了服装的透气性影响人体舒适性的科学原理。文中还就避免“不快之感觉”的产生给出两个决定服装通透性的参考数值，即“凡衣服层下之空气中碳酸增量至0.8%即生不快之感觉。又水蒸气达60%之比湿时，可起一种闷热之不快感”“故吾人衣服之通气性，必须使衣服下空气中之水蒸气及碳酸瓦斯量，止于上述程度以下而后可”。③

在近代中国的服装卫生学上，婴幼儿服装得到了应有的特别关注。葛石熊说，“我国的儿童服装是怎样一个情形呢，在这里，我们应先加以一番检讨[268]”，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儿童的服装多是大人服装的缩小版，在古代是小长袍、小褂子、小短袄与裙子等，到近代则多了小旗袍、小西装、小洋服等，很少从婴幼儿的特殊身心状况考虑其服装的设计与选用，于是葛石熊从服装卫生学的科学角度出发，探讨了婴幼儿服装的特殊性：“怎样才是适合儿童身心需要的服装呢，其选择标准，应以儿童本位为最高原则[269]”，其中包括婴幼儿服装的颜色、式样、质料、清洁等各方面。就服装颜色，葛石熊提出“衣服的染料中，有许多含有刺激性的色素，如锑、砒、铜、水银、锌、安尼林等，此种颜料倘附着在身体上，有时会使嫩弱的皮肤发炎。所以关于衣服色泽，亦是应当选择的。衬衣以白色为最佳，其他淡而不掉色的亦可①”。婴幼儿服装颜色以浅色为宜，这是当代倡导并践行的婴幼儿服装设计原则，尤其是随着化学染料的日益丰富，在给人们带来更多色彩选择的同时也给人体健康带来了更多的困扰。于是今天就开发了可以兼顾审美与健康的“有色棉”，且将它用于妇女儿童的内衣。就服装式样，葛石熊提出“长短宽狭，适合儿童身体的各部，足使活动便利，舒适无阻，至于是否美丽，也是兼及的条件①”，即以适体为主、以审美为辅，毕竟服装对于婴幼儿来说，其卫生功能的实现较之审美功能要重要得多。

（3）服装心理学：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心理学家开始对人类服装行为的动机产生兴趣，并开始对服装的起源、着装的动机、服装心理的差异和变化进行分析，服装心理学由此兴起[270]。在近代服装新思潮的传播中，服装心理学亦开始在中国萌芽，服装的起源、动机与流行的心理等问题均是近代服装心理学所探讨的内容。

潘光旦在《华年》杂志上将英国佛吕格（Fluegel）的《衣服的心理学》介绍给大众，全书共十五章，分别论述“衣服的三大动机”“个性与性别”“时尚的势力与变迁”“衣服的演化”等服装心理因素，潘光旦重点提出，心理学中“最可以吸引一般人的倒是所谓精神分析的一派，因为他们所注意的是一些整个的、基本的人生问题，例如性、梦、衣、食、住、人格之类”[271]，服装问题根本上就是人的问题，认识人类的服装心理就是直面人对服装的真实需求、直面人的本性，是服装科学的实践。这本在当时商务印书馆有售的早期服装心理学著作对于我们来说具有一定的启蒙与引导意义。

随着近代服装新思潮的传播，人们在“为什么要穿衣服”的问题上，已经日渐摆脱礼教的桎梏，有相对科学的认知，“在肉体上面盖上服装，除了遮羞以外，其作用是在于保护身体，维持健康呀[272]”，但除此之外，服装行为还有更复杂的心理原因。就此，徐君梅提出四点。

①“炫示的动机”：也就是炫耀心理，“这是人类的先天倾向，喜欢把身体加以美化，伟大化，冀引起他人对于自己的羡慕，引起他人对于自己的注意[273]”，因为求美、渴望得到关注似乎是人类的本性，于是作为人体第二皮肤的服装总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当作直接而便利的炫耀工具。

②“补偿作用”：服装的炫耀心理是在凸显自己的优点，而补偿心理则是在掩盖自己的缺点，所以“皮肤不十分白皙的人，喜欢穿黑色的衣服，身材矮小的妇女，喜欢穿高跟鞋①”。

③“恋爱的作用”：热恋中的男女总是对自身的形象颇为在意，对于服装的选用也会格外地追求美观，“体格健康是时代的美，所以现在男子多爱穿便捷的衣服，以表现其肌肉各种活动的健壮，女性的衣服，则相率把全身曲线表露①”。

④“时髦的势力”：近代是一个万物更新的时代，人们“大都不喜欢陈旧的事物，而对于新的却渴望满足[274]”，于是在服装流行迅速更迭的新时代，求新、求异的心理在服装上往往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针对服装流行现象的心理分析是近代服装问题的一个重点。对于“时髦”这个看似浪费时间、精力的新生事物，“道学先生”可能要痛心疾首，感叹“世风不古，人心浇漓”。确实是“世风不古”，近代服装流行现象的产生就是新时代具有活力的新观念的象征，“时髦是一时代人心的心理反应，正象征着社会的意识形态[275]”。那么，追求时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有人认为，“时髦的潮流，正表示向上追求的精神，若和别人一致，虽不致落后，但也碌碌无为③”，也就是说，时髦是人们追求个性的心理反应。对于近代社会而言，服装时髦无疑还是“自由、解放和进步的标记③”，因为打破封建礼制的束缚是服装可以时髦的前提。获得服装的自主选择权是不容易的，它是中国由封建专制迈向民主共和的标志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时髦，它可不仅是个人自我追求的反应，更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反应。对于流行的运行走向，当时人认为“时髦是社会的竞赛，说穿也是社会的模仿，下层阶级模仿上层阶级”，这与近代心理学家赫洛克（Hurlock）的观点完全一致，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上、下层流动与虔诚性模仿。当然，“上层和下层有时会颠倒过来[276]”。时髦又是从众心理的反应，它引导人们消除可能被视为“落后”和被孤立的不安。总的来说，服装流行现象是个性心理和从众心理的交织与互相作用的结果，“时髦是社会意识形态自然的流露”，是人心的自由选择，所以“用不着去干涉”[277]。

针对服装心理的分析能使人们从服装和自身的局限中抽离出来，以局外人的视角合理地看待服装问题，把握好服装设计与选用的标准，提高服装行为的自主性，有意识地塑造个人形象。在针对奢华的时髦服装的改良宣言中，就有人提出，要使人们“从事于朴实和节俭”，需要的是一场“服装的心理革命”，其所面对的敌人是“炫耀和神秘的观念”[278]。有人在倡导服装颜色与人的心理感受之间的关系时提出将颜色对心理的普遍作用“记起来以此为心理的定则”，这个定则是“任何颜色的衣服，如果只穿单纯的本色，而不加以别种的补充颜色，会产生一种单调的感觉”，所以为避免纯色服装给人造成的无趣感，合理地运用点缀色增加服装的趣味，“能加深其心理上之所起的爱好程度”[279]，这就是对人的色彩心理把脉之后所得，体现服装心理学的应用价值。

（4）服装变迁论：根据日本学者小川安郎（おがわやすろう）对现代服装学科体系所涉及领域的圈定，服装变迁论是服装科学研究的一大组成部分，具体包括服装史与民族、民俗服装文化等内容[280]。“文化生活的基础实在是出于衣服上，历史家可以根据衣服来批评一个时代的文化[281]”，思想的启蒙让人们渐渐明白服装的文化价值，于是打破自古“舆服志”翻录各代服装明文条例、以本土服装为主要对象、以官民阶级为主要划分方式的模式，开始涉及他国、他民族的状况，并以服装种类为划分方式来进行梳理考察，实现胡适先生所倡导的“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282]”的研究目标。同时“因为时代的相貌是反映着该时代的风俗，而衣裳的材料，花纹，样式又为判断当时文化程度最可靠的证品，所以服装发达史在人文发达史上构成一极重要的科目[283]”，此言明确服装变迁史的学术架构与学术意义。

从《民国时期总书目》来看，当时关于服装变迁的论著仅有杨萌深所编著的《衣冠服饰》，讲述的是衣冠服饰方面的历史典故[284]。但在当时的各类期刊上，对于服装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还有不少。

①在服装形制方面，《诗经时代之服装与妇女生活》一文通过对《诗经》的解读，分析“诗经时代”即我国上古代服装的颜色、面料与形制，提出“颜色的美丽是人类天性所爱好的……衣服于人既超过需要的限度，势必于安适之外更求美观”等观点，并简要描述服装等级制度下国人的服装风貌，论证了“天子和上公诸侯服制的区别，即在袞（衮）衣上画的一为升龙，一为降龙”[285]等观点；《中国三十年来妇女服装变迁史》论述了1900～1933年，女性服装从宽阔的上衣下裳到修身的旗袍等演变，其中包括袖型、领型、滚边、裙摆等具体记录与描绘，如“一九二四年流行的衣服，变为了短衣长裙，上衣的下摆，做成大圆角形状，而喜实用花红柳绿的小背心[286]”，并附有简明的图示，大致记录该时期女性服装的变化；《旗袍的旋律》则针对旗袍，论述1925～1939年15年间旗袍形制的变化，且附有照片说明，生动地描绘该时期旗袍演变的轨迹[287]（图2-4）；《戏装考略》一文，从中国戏剧的组织要素——“程序问题”说起，提出不论是海派戏剧还是京派戏剧都是“自由自便”，若真要论“服从规矩”“必先考究本原”“明其变迁”“此第一步研究似乎是不可少的[288]”，本着这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者探讨戏服中的“巾”“盔”等服装服饰的历史由来。

②在妆容、发型与配饰方面，《妇女面饰涂黄考》论述了中国古代女性妆容的历史[289]； 《 剪发考》则研究剪发的历史，倡导以科学的观念看待剪发问题[290]。《帽史》记录近代刚把发辫剪去时人们所用的“四周有边”的“铜盆帽”和“前面有鸭舌头”的“便帽”以及“礼帽”“草帽”“军帽”等各式各样的帽子；《钉鞋考源》则追溯钉鞋的历史渊源[291]。

③近代学者们的学术眼光不仅纵向地关注了我们的先辈，也横向地关注到我们的邻居。《南洋的衣食住》一文就针对近代南洋，即东南亚一带服装文化展开论述，其中包括“菲律宾人的服装”“印度支那半岛诸族的服装”“爪哇人的服装”与“大小巽达岛民的服装”等，具体描绘这些服装的款式、面料、图案及其在该地区所承载的象征意义[292]；我们自己的边远地区当然也不能放过。如《陇西南藏民风物》一文，在对近代中国“陇西南藏民”的民族文化的描绘中，亦将服装单列为一个部分，阐述当时藏民主要穿着的服装、青年人喜欢的装扮以及喇嘛服装的具体情况[293]。

图2-4　旗袍的旋律《良友》1940年总第150期

（5）服装工艺学：服装工艺涉及服装裁剪、缝纫、熨烫与结构设计等技术问题，是服装造型的基础。服装工艺实践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古代中国服装工艺的传承与研习主要是靠师徒相习、母女相习，以至于重复式的摸索过多，往往导致服装工艺进步缓慢，同时也限制了服装的造型设计与创新。也就是说，古代服装工艺靠的是前辈经验式的传授和自己在实践中的熟能生巧，很少有系统科学的理论建构。近代中国服装思想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赛先生”而产生，而“赛先生”正是管科学的，于是近代服装工艺开始迈向科学化，开始让一门卑微的手艺也有了自己的学科架构。

服装工艺学科在近代中国的成功架构，其标志就是当时在工艺理论方面的丰硕成果。近代相关的论著有仇良辅所编撰的《缝纫教本》，顾天云所编撰的《西服裁剪指南》，何文元所编撰的《缝纫大要》，姚家栋、许剑盦所编撰的《缝纫方法》，蒋乃镛所编撰的《男女洋服裁缝法》，卜珍所编撰的《裁剪大全》等。在针对刺绣工艺及绒线服装编结工艺方面，近代相关的论著有冯秋萍所编撰的《秋萍毛线刺绣编结法》，缪凤华所编撰的作为职业学校教科书的《编物大全》，潘澹明所编撰的《编结和刺绣》，张华璂、李许频韵所编撰的作为职业学校教科书的《刺绣术》。[294]此外，近代期刊上亦刊载不少相关的工艺理论文献。

从内容上看，服装结构的分解与介绍是近代服装工艺学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被西服裁剪补习班以及西服业初级工艺职业学校选为专业教材的《西服裁剪指南》便是近代服装工艺学的一大成果。“予在国外廿年，默察外人之业此者，莫不悉心研究。从事裁剪，得心应手，务求完美。以博顾客之欢心，而冀营业之发达，回国后，经营此业，至今已十年。颇以国人之墨守旧法，不肯传授于人，又少匠心独运，精益求精之人，将使我业蒙有退无进之危险。予甚忧之，不揣谫陋。爰平生之经验，着成《西服裁剪指南》一书”，作者顾天云明确否定传统“定向传授”和不求创新的服装教育观念，他不仅大公无私地将自己在实践中的经验著成任何人均可阅读学习的专业书籍，还提出购书者可以于每周日到其位于上海南京路二十四号的“宏泰西服号”中，接受其免费“亲自教授”的福利[295]。书中详细论述了长袄、礼服、大衣、披肩、背心等服装的裁剪方法，并提出特殊体型的应对之策，使人们对西服结构原理有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免去了后来者的重复摸索，使之得以有更好的基础和更多的精力，以便在巨人的肩膀上迈向新的高度。后来开创了中国服装裁剪技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D式裁剪法”的戴永甫，就是以《西服裁剪指南》为入行学习的重要工具书，并由此奠定了其攀登服装科技高峰的基础[296]。

卜珍的《裁剪大全》也是近代服装工艺学中较为突出的成果。卜珍毕业于伦敦裁剪学院，留学归来后任广州岭东裁剪学院主任，《裁剪大全》是他在学习与实践中“积十余年之作品也”。此书介绍人体尺寸的测量方法、衣料用量与服装裁剪工具，并对西装、外套、内衣、灯笼裤、燕尾礼服、旗袍等大量男女及儿童服装的结构制图方法进行详细具体的介绍。古钧麟在该书的引言中评价道：“其服务之精神与致力裁缝学术界，供献社会，足为人所敬仰[297]”，在那个将新式服装裁剪法作为一种不轻易外传的谋生技能的时代，能著书立说将自己的经验公之于众，的确是“为人所敬仰”的行为。而卜珍自己则相当客观地写道：“是书所拟之方式，后之视今，安知不等于筌蹄乎。要之科学之原则，阅时而不变，运用之技术，贵因时而制宜，阅是书者，神而明之，变而通之，无悖于世界进化之趋势，斯则区区之心，所望于我裁缝界共勉者也[298]”，知识与技能的获取不该是刻板的盲从，更不应一劳永逸，重要的是掌握规律和方法，如此方能有应变和创新的智慧，这是科学精神的宗旨，也是科学的使命。卜珍不仅构建了相当有价值的服装工艺理论，同时也宣扬了极其重要的服装科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