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分析

第二次玉帛之路考察于2014年7月12日从兰州出发，经过永登、天祝和古浪，到达民勤，再从民勤到武威和张掖，经过酒泉到嘉峪关、瓜州和敦煌；返程则穿越祁连山，经过裕固族自治县和西宁、甘肃永靖、临夏、广河、临洮，抵达定西后召开总结会。该次考察以齐家文化遗址、沙井文化遗址和四坝文化遗址及其出土文物为重点调研对象，通过“物的叙事”^[10]解读和探究这条文化通道的历史形成真相。考察团仅在瓜州一地，就看到当地文物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探测技术新发现的4个玉门关，加上敦煌以西的玉门关和嘉峪关的2个，河西地区历史上先后被称作玉门关的地方居然多达7处！这是钻在书本故纸堆的学者做梦也难以想到的事实。跟随瓜州博物馆的李宏伟馆长等老专家，我们在瓜州的沙漠中探查3000多年前的兔葫芦遗址，发现了具有西玉东输中转站意义的切割玉料遗址（图18—3），联系2014年中国六大考古发现之一的甘肃马鬃山古代玉矿，^[11]我们相信，西玉东输的这一段文化历史隐情被湮没地下数千载之后，不久将重新浮出水面。这一发现的学术意义和历史意义可想而知：要从本土立场和新材料出发，对德国人李希霍芬命名的“丝绸之路”重新正名，必须找到坚实的证据。

图18—3　发现玉石之路的新证物：甘肃瓜州兔葫芦遗址中发现被切割的玉石原料，切割原因或许是大块玉料远距离运输前的去粗取精和减轻毛料之重量

（2014年摄于考察现场）

第二次考察活动，有新华社甘肃分社和甘肃新闻网等媒体追踪报道考察团的每一日行程，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反响。^[12]本次考察对于重新认识“一带一路”的本土文化资源，找到了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全盘思考“游动的玉门关”现象，^[13]有必要把昆仑山系和祁连山系联系起来，将和田、敦煌、瓜州和肃北马鬃山、嘉峪关玉石山、陇中的马衔山等联系起来看成一个西部美玉资源的整体。目前通过初步的具体空间定位，得出一个大约有200万平方公里范围的西部玉矿资源区：其东端是甘肃临洮的马衔山玉矿，^[14]其西端是新疆的和田到喀什一带的产玉之山，东西距离长达2000公里；其北端是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马鬃山，其南端是今日青海玉料（业界又泛称“昆仑玉”“昆仑料”）的主产地格尔木，南北距离近1000公里。^[15]这个近200万平方公里的玉料资源区，其中心地带是敦煌至阿尔金山一带。海拔5798米的阿尔金山主峰，恰好成为可以四面俯视这一巨大玉料资源区的制高点。在这个巨大区域生活的人群，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都以西北少数民族为主。《管子》一书中为什么要说“尧舜北用禺氏之玉而王天下”的问题，过去百思不得其解，如今已有豁然开朗之感。西玉东输的漕运线路沿着黄河河套地区南下，给中原人的错觉就是美玉来自北方。禺氏即月氏，尧舜时代通过月氏人的输送得到西域美玉，这就是玉石之路存在4000年的文献依据。文献的记载一旦和实地考察的西部玉矿新发现对应起来，一段陈埋已久的历史隐情就会逐渐浮出水面，四重证据法的知识创新意义，也将再次得到很好的诠释。

古书记载华夏的早期曾有过一个“玉兵时代”，该时代据传是黄帝之时。古人对此半信半疑，但苦于无从考证，真假难辨。现代考古发掘找到大批史前时代的玉石兵器，使得“玉兵时代”的传说得到某种程度的证明。新的问题是：既然青铜器是文明到来的标志之一，那么从玉石兵器演进为青铜兵器的华夏路径是怎样的？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是怎样在一开始就同这些具有文化原型意义的玉兵器联系在一起的？

在玉兵器从局部使用到普遍使用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玉文化的传播背后有观念的传播作用在支配着，玉石代表神灵和永生的信仰及神话，构成史前“玉教”传播的潜在动力因素。而玉文化观念的传播又导致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寻找玉石的行为，新疆和田玉被中原文明的发现，揭开了延续4000年之久的西玉东输文化现象。对此种现象的探讨引出了国家文化品牌的知识产权问题：

为什么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开始命名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口不叫“丝门”却叫“玉门”？

如果说丝绸之路是2000年小传统，玉石之路则是4000年大传统。玉石之路开启的“西玉东输”现象为什么4000年来至今还在延续？这一伟大运动如何给中国文明带来核心价值观——“君子温润如玉”和“化干戈为玉帛”？在21世纪中国文化崛起并重新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之际，如何让华夏文明多民族团结和认同的宝贵经验“化干戈为玉帛”，真正弘扬到全世界，使之成为化解冲突和战争的法宝，永久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声音？这个国家层面的问题，也是本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本项目在学术上超过前人研究之处，主要在于通过四重证据法的实地考察，得出两个方面的新认识。

第一方面：玉石之路的入关路线调研，提出玉石之路黄河道的新命题。

具体而言，玉石之路黄河道，指的是原初的史前期文化传播路径依赖。西玉东输的进关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历史上依稀有一些零星记载的雁门关道。这是商周以来的路线，依赖新的运输载体——马。在商代之前，还有一条完全没有记载的黄河河套道，自龙山文化时代到夏代，在没有马和车的大前提之下，主要依靠水路漕运玉石原料。

第二方面：根据考古新发现的上古玉矿及其地理坐标，通过大规模实地考察，全面揭示涵盖约200万平方公里的西部玉矿资源区；通过玉石标本采样和初步分析，为创建一座中国玉石之路博物馆，完成前期的学术准备工作；借助各地玉石标本系列展示和卫星定位图的地理空间对照，勾勒出中国西部玉料原产地的全景图。^[16]

西部玉矿资源区的认定，其学术意义在于重新解读以《楚辞》《山海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学西部想象图谱，用四重证据法的新发现实物材料，诠释以往悬而未决的文学和历史难题，找出玉石神话想象的物质原型。其现实意义在于，重新审视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将其从以往的自然资源开发（西气东输、西煤东输等），转型到文化资源开发，如玉帛之路文化旅游新目的地和新线路的打造，以文化方面的会展、旅游、影视等配合当地的玉文化产业发展，拉动地方经济。

总结本章的讨论，根据文学人类学特有的四重证据法研究范式，在中国西部展开的数万公里田野调查，初步探明了一个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的西部玉矿资源区，并重构出中国玉石之路的路网系统，给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带来了重要的文化转型契机。中国玉石之路长达4000公里，其历史大约可上溯到4000年以前，这样的文化线路堪称举世无双，将其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势在必行。将中国学者依据考古新发现而提出的玉石之路说，与德国学者在19世纪提出的丝绸之路说加以整合，用符合本土文化的古汉语的惯用词，称作“玉帛之路”，具有启发本土文化自觉的再启蒙意义。这一突破西方话语的遮蔽、具有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特色的“玉帛之路”命题，对于重建中国国家文化品牌，拓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化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充分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注释】
(www.xing528.com)

[1]梵人等：《玉石之路》，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骆汉城等：《玉石之路探源》，华夏出版社，2005年；唐启翠：《“玉石之路”研究回顾与展望》，见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第279—298页。

[2]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628—629页。引文略有改动。

[3]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633页。引文略有改动。

[4]叶舒宪：《玉石之路踏查记》“尾声：为何要改称丝绸之路为玉帛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3—208页。

[5]叶舒宪：《齐家文化玉器与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第四、五次玉帛之路考察简报》，2015年8月2日在甘肃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收入会议论文集《2015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319—335页；《三万里路云和月——五次玉帛之路考察小结》，《丝绸之路》2015年第15期；《玉出二马岗，古道辟新途》，《丝绸之路》2015年第15期。“二马岗”，指甘肃肃北的马鬃山玉矿和临洮马衔山玉矿，二者均为古代开采的优质透闪石玉矿，但历史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可查。

[6]［英］尼尔·麦格雷戈：《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余燕译，新星出版社，2014年，第80页。

[7]同上书，第83—84页。

[8]叶舒宪、马雄福等：《配合一路一带建设，重讲“中国故事”——关于玉石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期调研》，《中国艺术报》2015年1月30日。

[9]十三次考察后出版玉帛之路考察丛书共三辑，第1辑7种，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辑6种，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辑7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

[10]关于“物的叙事”，参看彭兆荣：《人类学研究知识与技能培养》，见叶舒宪等编：《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3年，第304—316页；叶舒宪：《以物的叙事重建失落的历史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4日。

[1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肃北马鬃山玉矿遗址2011年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8期。

[12]冯玉雷：《玉帛之路——比丝绸之路更早的国际大通道》，《丝绸之路》2014年第19期。

[13]叶舒宪：《游动的玉门关——从兔葫芦沙丘眺望马鬃山》，《丝绸之路》2014年第19期。

[14]古方：《甘肃临洮马衔山玉矿调查》，见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第72—79页。

[15]叶舒宪：《齐家文化玉器与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第四、五次玉帛之路考察简报》，2015年8月2日在甘肃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收入会议论文集；《2015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319—335页。

[16]2015年7月9日项目组曾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展出部分玉石采样标本，国内外70家媒体作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