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分布看，玉文化的发展历时近万年，却只是在欧亚大陆东端出现持续不断的崇玉和爱玉传统。以此为基础，玉器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宝和国粹。而在欧亚大陆的西半部分，新石器时代文物中也有类似玉斧和玉钺的精美文物，如英国大英博物馆珍藏的坎特伯雷地区出土的大玉斧， [6]长达21厘米，属于公元前4000年的文物。当今的考古专家研究后认为其玉料是来自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区。[7]显然，在欧洲史前时代，也有专门输送稀有的玉石资源的玉石之路。但是在进入文明阶段之后，欧洲人的贵金属崇拜就彻底取代了史前的玉石崇拜，导致石器时代的美石切磋琢磨式制作传统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乃是冶金技术和铸造技术的新传统。表现在希腊神话中，便是以“黄金时代”为理想的神话历史观，以及“金苹果”之争和“金羊毛”之追求一类的故事母题。拜金和藏金，兼及宝石和钻石，成为西方文明社会最普遍的奢侈品诉求对象，也就不足为奇。到如今，西方文明初始时代的价值观通过全球化的大普及，甚至将金和银两种金属物质提升到相当于货币的保值增值地位，成为世界各国国库和上层社会都必备的金融储备品种。
反观中国文明，崇玉传统的悠久和贵金属的晚出，使得文学表现和价值观方面都还是以玉石为至上，乃至衍生出晚出的金玉组合的价值观念。中国叙事文学最著名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原名叫《石头记》，曹雪芹为什么用石头这种最平常的物质来命名自己用十年辛苦创作的作品？书名为“石头”，可是两位男女主人公为什么都叫“玉”？玉与石之间形成一个叙事和隐喻的巨大张力场。
人们学习象形字汉字，指代国家的字有两个：“國”和“国”。前者以戈守卫城池；后者看似简体字，其实是采用的古代的俗字。为什么“国”字写作四方的城墙守护着城中的玉？从汉字所反映的原型物质看，既然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那么，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想象是怎样用“玉”这种特殊偏好的物质，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
图18—1 2012年的北京故宫博物院门票及其珍宝馆门票
当我们参观故宫，浏览过主要的皇家建筑，会发现还有一个专门的珍宝馆（图18—1），若是不看珍宝馆内的宝玉，就好像参观法国巴黎的卢浮宫而没有看著名的卢浮宫三宝一样。玉器馆不负所望，珍藏着历代帝王视为天命、王权与国运的宝玉。此外，故宫乐寿堂内展出的清乾隆御制的巨大玉石山子“大禹治水”，原料采自新疆叶城的密乐塔山下，总重达到5000多公斤，自新疆南疆地区费时长达3年才运到北京。这件体量巨大的皇家玉山子，是玉石之路在近代以来异常繁忙景象的一个极好缩影。而这时候的中国丝绸，早已停止走陆路向西运输的旅程。(www.xing528.com)
当我们参观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会发现在空间巨大的中国通史陈列馆之外，二楼上面还有一个特设的“玉器馆”：专门展示从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玉器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末代皇帝的玉器。玉器馆内展品的历史跨度，居然比成文的中国史还要长一倍以上。
对玉石的崇拜与偏好，以及玉器工艺的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一道人文风景。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称之为“玉魂国魄”。
用甲骨文以来的汉字书写的历史仅有3000多年，用玉礼器书写的历史则长达八九千年！
走出紫禁城，距离最近的收藏更多国宝的地方就是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其前身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如果要找出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世界上其他大国国家博物馆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博物馆中特设一个玉器馆，这在全球数以百计的国家博物馆中堪称独一无二。这是由玉器生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至尊地位所决定的。如果要查一下源头的情况，夏朝的末代帝王桀，商代的末代帝王纣，在其统治的最后时刻，都有明确的宝玉叙事，并且一直流传到今天。至于上古三代中的西周，就更不用说了。《尚书·顾命》记录的周成王时代皇家传世国宝，一共有9件，全部是玉石做成的。
当宝玉从国家重器发展为儒家伦理的象征物时，也就是孔子说的“君子比德于玉”，一种远古统治者所一致崇拜的稀有物质，在夏商周三代中原政权的反复建构作用下，就这样升华为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了。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要打造一件象征大一统的国家权力的至高圣物符号，就理所当然地选中了传国玉玺。这就是故宫珍宝馆门票印制的大清皇帝龙钮玉玺在2000年前的原型。从公元前221年的秦帝国统一，到1911年的清王朝覆灭，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其持续2000多年的全过程中，象征国家统一的唯一物质居然全程不变，甚至还延续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设计之中。显而易见的是，世界上没有比玉这种物质更能代表华夏古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了。
我们跟随欧洲人将贯通中西的欧亚大陆交通要道称作“丝路”，近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命名权和话语权始终掌握在强势的西方文明一边。能够体现本土文化自觉的新名称虽然在中国学界（特别是考古学界）已经出现，并且开始扩大传播范围，走向新媒体，但是与尽人皆知的丝路相比，毕竟还处在弱势地位。西学东渐以来，国人已经习惯于跟着外国说别人的话，而不是站起来说自己的话。如今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时机已经成熟，中国人国际形象再造问题，从来没有如此尖锐和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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