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史上，学术观点上的每一次重要发现和突破总是需要以巨大的勇气去反叛流行已久的正统观点的束缚。目前的情况是，现代疑古派已经将三皇五帝说的传统古史谱系推翻，当今流行的新权威观点以苏秉琦和费孝通的“满天星斗”说和“多元一体”说为主流，众多学者争相称引，但瓶颈的问题少有被关注，那就是：多元的满天星光，是怎样被中原的一元之光所遮掩下去的。诉诸玉文化的物质和精神整合作用，耄耋之年的费孝通先生在21世纪初留意到考古出土的玉器情况，并破天荒地提出“玉魂国魄”说，[41]似乎在提示玉文化对大一统国家的不可估量的贡献。可惜，热烈讨论并坚定追随费先生“多元一体”论的学者众多，而关注到“玉魂国魄”说的学者寥寥。除了考古专业、博物馆专业和收藏界，文史哲学者和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对本土的玉文化知识相对隔膜，既无参与的热情，也难有发言权。
为弥补这一缺憾，2013年6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与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联合在榆林召开“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台湾的王明珂先生提出“月明星稀”说，对此作出正面呼应。[42]他指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由“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历程，构成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议题。距今约4000年前的气候干冷化变迁及其他因素﹐使得中原以外地区诸多考古学文化突然走向衰亡，而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却进入商周，政治社会的发展延续不断，其间玉石文化的社会功能发挥非同小可，犹如文化的黏合剂作用，将史前数千年积累的大传统得以融入华夏文明国家。笔者在这次会议上的论文《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石峁玉器新发现及其文明史意义》，针对石峁遗址城墙内部穿插玉礼器的现象，分析其大批量使用的玉料来源及运输路线图，勾勒出“玉石之路黄河道”的命题，描绘出玉璋、玉璧、玉琮等特殊礼器在4000年前已经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
本章集中探讨的是距今3000年前后的西周王朝玉文化发展从多元一体到一元一体的历史转变。石峁遗址及其玉礼器的发现，对思考这场大转变给出了有深度的参照材料，因为其年代恰好对应周族祖先公刘等所处的夏朝或更早。两相结合看，玉教神话观是一贯不变的动力要素，它使得华夏史前文化从“多元”而分离的状态走向“一体”。就历史的王朝建构情况看，夏商周三代的中原王朝前后历时1000多年，使得“多元”凝聚为“一体”的文化融合态势相当明显，正是以此为前提和铺垫，秦汉大一统国家才得以呼之欲出。无论是周代还是秦代，其国家版图的西部边界都不到兰州，唯有汉武帝时代的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国家设立河西四郡，汉朝版图才真正拓展到河西走廊最西端的玉门关。在玉门关这个由汉代国家官方命名的西域关口，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西玉东输的漫长历史，民间的运输贸易，比西汉的官营玉石口岸至少要早一两千年。
以往的“满天星斗”说的局限是，虽然突出揭示史前中国的文化多元状况，却未能有效说明中国何以为中国的奥秘；而“多元一体”说的局限是，其理论上的空间格局是静止性的，无法诠释实际上的空间互动性，也未能主动解答造成多元互动的主因是什么。玉教神话观的提出，依据考古发现的玉文化大传统实物证据，给出了华夏认同的神圣化物质基础，有助于解说统一国家形成的凝聚力源头和精神价值系统的建构方向。总之，玉教神话驱动的礼器奢侈品生产、西玉东输运动、白玉崇拜的起源等文化关联现象，为华夏国家诞生奠定了共同的信仰观念基石，并实际充当着多元文化整合为一的纽带作用。就此意义而言，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是“玉成”的一体。
【注释】
[1]［英］伦弗瑞：《史前：文明记忆拼图》，张明玲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2]［英］伦弗瑞：《史前：文明记忆拼图》，张明玲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0年，第202页。
[3]［英］伦弗瑞：《史前：文明记忆拼图》，张明玲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0年，第203页。
[4]同上书，第181页。
[5]这是《逸周书》和《史记》共同的说法，与郑玄注《周礼》所说周武王用赤刀诛杀纣王不同。参看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124—125页。
[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22页。
[7]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
[8]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04页。
[9]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38页。
[10]顾颉刚、刘起
：《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737页。
[11]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见方诗铭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12]徐文靖撰：《竹书统笺》卷2，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13]转引自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中华书局，2008年，第1162页。
[14]郭璞注：《穆天子传》，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页。《事物纪原》三引作“珠泽之人献白玉石。”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16]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32—133页。
[17]反驳傅斯年观点的呼声，直到近年来才见高涨。如民族学者易华著有《夷夏先后说》（民族出版社，2012年），与傅斯年的观点针锋相对；历史学者刘夫德最近提出：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误导作用甚大，堪称“谬种流传”，对后来寻找夏文化步入迷津负有主要责任。见刘夫德：《上古史发掘》，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
[18]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9]俞伟超：《早期中国的四大联盟集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8年第19期。(www.xing528.com)
[20]叶舒宪：《玉石之路与华夏文明的资源依赖——石峁玉器新发现的历史重建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1]《顾命》全文如下：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颒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狄设黼扆、缀衣。牖间南向，敷重篾席、黼纯；华玉仍几。西序东向，敷重厎席、缀纯，文贝仍几。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玄纷纯，漆仍几。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胤之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大辂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执惠，立于毕门之内；四人綦弁，执戈、上刃，夹两阶戺；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一人冕执戣，立于东垂；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一人冕执锐，立于侧阶。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隮。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隮。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参看顾颉刚、刘起
：《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712—1803页。
[22]《尚书正义》，见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39页。
[23]孔安国：《尚书正义》，见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0页。
[24]参看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5、14、15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
[25]叶舒宪：《河图的原型为西周凤纹玉器说》，《民族艺术》2012年第4期。
[26]叶舒宪：《玉石之路新疆南北道——第七、第八次玉帛之路考察笔记》，《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27]参看叶舒宪：《三星堆与西南玉石之路——夏桀伐岷山神话解》，《民族艺术》2011年第4期。
[28]参看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三章。
[29]参看许宏：《金玉共振：中原青铜时代伊始玉兵器的演变态势》，《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章米力：《从玉器传播论华夏早期国家的建立》，《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30]［加拿大］布鲁斯·崔格尔：《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徐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0—397页。
[31]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8—89页。
[32]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云：“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白旗。杀妲己。”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08页。
[33]［加拿大］布鲁斯·崔格尔：《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徐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80页。
[34]杜正胜：《关于考古解释与历史重建的一些反省》，见臧振华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第33页。
[35]叶舒宪：《从玉教神话到金属神话——华夏核心价值的大小传统源流》，《民族艺术》2014年第4期。
[36]洪兴祖：《楚辞补注》，黄灵庚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10页。
[37]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94页。
[38]郭璞注：《穆天子传》，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页。
[39]张忠培：《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见臧振华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第57页。
[40]参看梵人：《玉石之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4年；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与甘肃省政府、《丝绸之路》杂志合作举办的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专辑，见《丝绸之路》2014年第19期。
[41]参看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42]王明珂：《月明星稀的历程：中原周边新石器晚期考古文化变迁的人类生态意义》，见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第3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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