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文化中的多元玉文化源流

依照中国人的传统历史观，上古史的开端时期习惯称为三代，即夏商周。由于夏代文字至今未能系统地发掘出来，所以如今讨论夏代情况的学术主流，转向了有关夏代作为华夏第一王朝是否存在的争论。就争论的总体情况看，国内学者大都趋向于认可夏代的存在；而国外学者多数对此持否认或存疑的态度。对此，笔者提出的权宜之策是，可以暂且搁置夏代是否存在的无头官司诉讼案，转而去仔细考察距今4000年前后的华夏文化源流情况。因为就目前控辩双方掌握的证据情况看，谁也不能说服对方。与其重复争论老问题，不如实实在在寻找证据。有鉴于此，笔者于2014年第3期《百色学院学报》组织专栏“四重证据法求证夏王朝”，发表《从汉字“国”的造字原型看华夏国家起源》等一组论文，希望从考古遗址的新材料——主要是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发，确认4000年前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性政权用玉是怎样一种情况。与此新的知识状况相比，它姓不姓“夏”的问题，只是符号能指的问题，倒是显得不那么重要。^[29]

4000年前的石峁遗址还留下一个重要的物质文化方面的特质，即大型石雕人头像的制作传统，这一传统没有被后来的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文明所继承，终于在文明到来的前夜中断了。从事世界早期文明比较研究的崔格尔教授指出，商代艺术在世界古文明大背景下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青铜器，而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玛雅、阿兹特克等古文明，皆以石雕人像艺术见长。^[30]商周文化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展石峁古城时代的石雕人像传统？因为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的青铜礼器、兵器制作新传统，成为整体替代史前石雕人像传统的首要因素，开启了商周贵族艺术追求的主导性方向。能够全面地贯穿于史前大传统和文明小传统的礼仪性奢侈品生产制度似乎只剩下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那就是玉礼器制度。无论是文明诞生前夕的石峁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峡文化、齐家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二里头文化，还是代表中原文明国家的商周文化，玉礼器的普遍性存在，说明它才是真正未曾中断过的礼制传统。玉礼仪式背后潜在的神话观念及其广泛的跨地域传播活动，需要结合多学科知识加以探索和系统描述。

参加过安阳殷墟发掘的人类学家李济先生认为，从安阳的发掘中人们可以认识到，中华帝国早在约公元前2000年就不仅完成了华北的统一，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曾区分为若干部落单位的华北合为一体，而且还有能力吸收来源于南方的许多重要的种族成分。商代的人已经能够种植稻米，发展丝织，进口锡锭、贝壳和龟壳，在王家园林中豢养象、孔雀和犀牛。^[31]李济的高足张光直先生集中关注商代统治者对各地铜矿资源的大肆追求，认为商代8次迁都都和寻找矿产资源的努力密切相关。如今的冶金史材料表明，华夏的金属资源供应地主要在南方，南铜北运的局面一直到今日也大体上没有改变。但是对商代统治者而言同样重要的战略资源玉石的来源问题，尚未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安阳的出土玉器是否利用了西域传播而来的和田玉资源问题，由于缺乏权威的科技检测手段，目前考古学者内部还有争议。

李济和张光直都注意到殷商国家政权利用四方各地物产资源的情况，但限于时代条件，却未能就玉石资源方面的情况展开更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前辈学者止步之处，预示着未来研究可以突破的方向。由于华夏国家对玉石资源依赖的悠久性大大高于一切金属资源，这就使得玉石成为更突出的和受到更广泛认同的国家战略物资。从世界文明史的比较大视野看，对于玉石资源的特殊依赖，不论是史前期的地方性玉料依赖，还是商周以后对新疆和田玉的依赖，都足以构成华夏文明发生期孕育出的特殊现象。对文化特殊现象的解读将带来关键性的突破认识。

其实，对玉石资源的这种突出考虑与极度重视，在先秦古籍《山海经》《尸子》《管子》《穆天子传》等书中早就有所体现。只是由于玉教信仰的真相在历史上早已失落，又缺乏国家战略资源意义的审视高度，过去时代的读书人根本无法判断《山海经》记述的140座产玉之山的虚与实。对《穆天子传》讲述的西周天子驾八骏西行，到昆仑的群玉之山“载玉万只”而归的事件，更是当作子虚乌有的虚构来看待。如今依据考古发现的各地史前玉文化情况，可以作出的重新判断是：《穆天子传》描述的是西周时期西玉东输的重要历史现象，尤其是和田白玉批量输入中原国家的情况，与考古发掘的西周以来贵族墓葬出土玉器大致吻合对应；《山海经》140座产玉之山的具体信息本身可能虚实相间，半真半假，难以一一考证和落实，但是这种对玉石资源的高度关注和巨细无遗的笔录精神，却非常真实地反映着远古至上古时期华夏统治阶层物质需要与精神追求的特色。

较有说服力的佐证是，在商周易代之际，史家突出记录的历史细节反映了玉石的珍贵国宝属性：殷纣王在国破家亡之际用王宫中宝玉缠身自焚的一景，^[32]不知留给后人多少遐想的空间。周人俘获的殷商王室宝玉，数量大得惊人，这足以说明为什么是玉器而不是其他文物，在古老王朝覆灭之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玉石作为一种社会上层所垄断的奢侈品，一般容易被理解为社会财富的象征，而财富观念的古今差别巨大，世俗社会的财富观与前现代社会即全民信仰时代的财富观不可同日而语。由神圣性信仰驱动的崇拜和向往，势必造成社会价值尺度上的理想化标准，后来在东周时期从玉石崇拜信仰中衍生出的儒家玉德理论，无非是将古老的宗教神话信仰引向伦理道德化的结果。玉石的稀有性和神圣性，成为商周社会引领文化认同的标的物。在史前期满天星斗式的地方政权向中原文明国家政权演进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引领文化认同作用的要素，往往是一些相同或相似的观念和信仰。玉教神话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不可或缺作用，应该从精神统一和物质统一两个方面去思考。但此类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至于如何思考在不同地域批量出现的东亚史前玉文化生产问题，可以借鉴国际上的早期文明比较研究之经验，即把财富观所透露的社会经济因素与社会政治观点结合起来作跨学科分析。在人类文化进化的漫长过程中，首屈一指的竞争关系表现为对食物的竞争。在竞争食物的场面中，人类与动物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可以将食物竞争看成出于生存本能的生物性竞争在人类社会中的延续。在解决了温饱的生存需求之后，人类会转向食物以外的资源竞争。对于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说，最常用的物质材料就是制作石器工具所必需的石料。从一般性的采石场，到特殊性的采石场，其间的过渡逻辑是顺理成章的。于是，今人可以在近东到土耳其看到距今10000年以上的黑曜石开采贸易情况，在内蒙古赤峰地区看到距今约8000年的石雕人像与玉雕饰物生产，在阿富汗北部山区看到距今约5000年的青金石开采贸易情况。从工具生产用的一般性石料，到精神生产用的宗教奢侈品玉石料，社会财富的观念就这样伴生性地随着社会等级划分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过程而萌发。

随着社会的政治不平等不断加剧，财富的积累不可避免地和政治权力的攫取齐头并进，奢侈性消费被视为权力的证据。于是，财富和地位相互强化。在早期文明中，政治权力既是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也是保卫财富的基础。相应的，控制财富是维持政治权力的必要条件。^[33]

当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文化一座社会首领墓葬在2007年被首次打开时，就连从事发掘工作的职业考古人都不免惊呆了：墓主人身下密密麻麻地整齐排列着大大小小300多件玉礼器！墓葬的年代据测定为公元前3300年。这个年代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年代公元前1300年相比，整整早了2000年。妇好墓出土了迄今所见上古时代最多的一批玉器，共计755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华夏先民中的社会领袖人物所拥有的标志财富和权力的奢侈品有其一脉相承的一面——玉器。3300年前的早期国家的统治者所随葬的玉器，比5300年前的史前社会领袖随葬的玉器，在数量上超出一倍以上。也就是说，在华夏文明发生历程中，足足经历了20个世纪的光阴，单个的顶级墓葬的用玉数量才达到倍数级的增长。

当然，以上对比有其不对等的一面，殷墟妇好墓为中原文明国家级政权的高等级墓葬，凌家滩07M23号墓葬只是史前期的地方性政权的高等级墓葬，二者有不可同日而语的一面。如果能够找到与妇好墓大约同时的商代地方性权要的出土玉器情况，或许更适宜同凌家滩的地方性玉文化情况作比较。所有这些重要发现，都属于史前文化大传统的新知识建构，即完全处于汉字书写文献的小传统之外。

与商周之际在年代上较为接近的考古学新发现文化，是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1986年发现的两个社会领袖级别的祭祀坑（一号坑与二号坑）总共出土玉器600多件，其玉器形制方面与中原国家大同小异。表面上看，三星堆文化遗物以青铜器和玉器并重的情况，类似于商周的中原国家的礼制，仔细辨析则能得知，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国家在礼制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三星堆无疑地将国家最大资源用来铸造宗教祭祀意味极其浓厚的人像，即使引进一些中原形式的酒器，但中原礼制表示贵族身份的爵觚以及商中晚期以后常出现的鼎簋等食器，在这里的祭祀仪式中都没有任何地位，他们的祭礼与中原差异相当大。^[34]

相比于铜器和陶器上的较大差异，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则更多显示出与中原文明玉礼器体系类同的一面，如玉璧、玉琮、玉璋、玉戈、玉刀等器形构成的仪礼体系；虽然也有一些较小的方面之差异，可归之于地方特色。就此而言，可以说是玉文化而非青铜文化，在华夏中原国家与各地方国家之间发挥着更为明显的文化认同或政治统一作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与中原国家玉器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取材的地方性和单一性。由于包含的石质成分较重而显得玉质较差的岷山玉，在古汉语词汇谱中获得一种专名“珉”，绝非出于偶然。如果从材质优劣上对比凌家滩、三星堆和殷墟三地出土的玉器，可以明显看出，前二者的玉器用料以就地取材的“珉”类玉石为主，而殷墟出土的玉器则以优质透闪石玉料为主，夹杂有少量蛇纹石、石英石、大理石的制品。这种情况暗示着：从史前期到文明早期的中国，存在一个相对统一的玉教神话信仰，由此驱动各地的玉礼器生产和仪式性消费；同时也存在着不同地方玉性玉料的开发利用。

换言之，以玉为神的信仰是统一的，所用玉料情况却是多元的、多样化的、因地制宜的和各自为政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玉文化的多元一体，驱动力和凝聚力在于精神信仰方面的普遍崇奉与普遍认同，玉料消费资源的多样性则由满天星斗的地方性政权使然。伴随着商周文明国家在中原地区的崛起，玉教神话的精神信仰方面的统一性不仅自身得到空前强化，而且还衍生出金属崇拜与青铜礼器生产和消费的相对统一性（从信仰的对象转移看，神性从原来的玉石转移到新发现的金属矿石，生产方式则从切磋琢磨变成冶炼和浇铸），构成“金玉同盟”的新老圣物组合性国家级礼器新传统。^[35]与此同时，在物质条件上支配着史前期玉文化繁荣的玉料产地多元性，也伴随着中原文明国家的权力集中化倾向，开始向一元性的方向转化，即开始专注于西域和田玉料的国家垄断性应用。借助于西玉东输数千公里的玉石之路的开通，发展到商代之后的两周时代和秦汉时代，多元一体的华夏玉文化已经基本上被一元一体的玉文化所取代。和田玉为国家级用料、地方玉为地方民间用料的现实区别情况，使得孔子声称君子区分玉和珉的贵贱一事可以判定为非文学的想象虚构，而是新的文化价值阶序象征谱系形成的标志性事件。(www.xing528.com)

在孔子之后，同样以玉表达贵贱区分的还有荀子。《荀子·法行》云：“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一个文明国家的大思想者，偏偏喜欢拿一些石头来说事，这就是我们这个文明的特色。卞和不是思想者，只是来自乡野的民间草根代表，却也能和思想者、帝王一样青史留名，卞和凭的是什么？一双鉴识玉石的慧眼。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上》说：“其石见赤玉玫瑰，琳珉昆吾。”颜师古注引张揖曰：“琳，玉也。珉，石之次玉者也。”《楚辞·刘向〈九叹·愍命〉》云：“藏珉石于金匮兮，捐赤瑾于中庭。”王逸注：“瑉石，次玉者。瑉，一作‘珉’。”黄灵庚注云：“赤瑾，美玉也。言乃藏珉石于金匮，反弃美玉于中庭。言不知别于善恶也。言人不别玉石，则不知忠佞之分也。”^[36]可见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对玉贵珉贱的区分已经十分流行。南朝宋的著名诗人鲍照曾经在街市上经历过一次想买玉器而未能成交的事件，为此写下《见卖玉器者》一诗，其诗序云：“见卖玉器者，或人欲买，疑其是珉，不肯成市。”他在诗中对分辨玉石玉料之高下优劣的感叹——“泾渭不可杂，珉玉当早分”，充分体现出本土文化价值隐喻的特殊经验，更是无法为身处玉文化语境之外的人所体会的。这样的珉玉之分，依赖常年接触玉石的实践经验，也依赖和田玉被一致推崇为帝王玉的文化潜规则。若是放置在凌家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地方玉世界里，是无法理解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如今我们可以说，造成珉玉之分的关键是玉石之路所带来的西玉东输之成果，即中原文明对新疆和田玉的发现。因为只要同和田玉中的羊脂玉相比，所有其他地方的玉料都可以说是“珉”而已。用今天玉雕手工业与收藏市场的行话说，就是“新疆料”与“地方料”的区别，其经济价值能够相差千万倍。

《礼记·聘义》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者何也。”郑玄注：“，石似玉，或作玟也。，武斤反，字亦作珉，似玉之石。”^[37]知道“珉”又写作“”或“玟”，就会明白为什么其别字一会从玉旁，一会从石旁，因为它本来的物理属性就介乎石与玉之间。再看《礼记·玉藻》所说的国家标准的社会等级象征物：“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高低贵贱，界限分明，全都以精细地辨识玉质成色好坏为标准。熟悉了古代国家政治等级制的玉色符码系统，对于“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这样的说法，就不至于感到过于新奇了。

中国历史上的宋朝是国土版图较小的一个朝代，由于受到北面辽金文化和西部的西夏文化威胁，在“昆山玉路”与河西走廊几乎完全中断国家贸易的不利情况下，曾出现模拟和田玉青玉之审美境界的替代性器物生产——青瓷，还出现官方利用美石替代和田玉原料的玉简生产，美其名曰“珉简”。据《宋史·乐志十四》的说法：“珉简斯镂，衮服孔宜。”《宋史·舆服志六》的记载表明，珉简的使用者社会级别很高，绝非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是一般的官员，而是皇家的专用物品：“皇太子册，用珉简六十枚，乾道中，用七十五枚，每枚高尺二寸，博一寸二分。”

《礼记》所昭示的用玉等级制，源于商周以来的用玉多元化传统。周天子用来同异族社会和亲与结盟的重要物品离不开玉器，这样的事实似乎能够说明为什么在周代文化中催生出“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共处理念。如《穆天子传》讲述的周穆王晋见西王母时，所持玉礼器是从中原王朝带来的“白圭玄璧”，^[38]圭璧组合这样特殊的玉礼器，为什么能够在几千公里范围内通用？玉礼器的统一性，何以如此广泛而长久呢？从考古出土的玉璧实物情况看，发现有玉璧的最西端地点是甘肃武威，那里的皇娘娘台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玉璧80件，有部分用玉料，部分用石料。再往西，迄今还没有考古发现的玉璧存在。据此而言，假如夏商时期就有西王母的神话，那么西王母所处位置不会超出河西走廊的中段。作为礼器的史前玉璧传播所达到范围之界限，就是“化干戈”后的文化认同所达到的界限。

精研西周史的许倬云先生曾对周王朝融合其周边族群文化的策略作出说明，这段话前文已经引用过一次，大体上讲，由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一系传承而来的中原族群，因为和外围的各个边缘族群文化距离较大，不可能采取和殷商时期相同的政策。周人对各个土著族群以融合为主，而控制与对抗的局面只在融合不易的时候才出现。这里显示出周人在文化包容性方面，与商人的党同伐异有很大不同。或许这也是周族人能够从商朝的下属国地位成功发动革命，推翻商朝统治并取而代之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把周代国家及其周边族群分布与各个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做法，或许会引发争议。原因在于，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民族分布情况对应时，会面临十分复杂的情况，较容易陷入对号入座的误区。考古学者张忠培指出：

依文献记载，商人和周人当是渊源相异和文化上相互区别的不同民族，依考古学的标准，也可将殷墟时期的商、周分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然而至少到文王时期，周人已接受了商人的文化影响，具有和商人相同的占卜习俗及铜礼器，使用和商人相同的文字。依民族学，则可将此时期的商人和周人，视为同一民族的不同群体，而从考古学来看，不仅此时期商人和周人的遗存，即使灭商以后的周人遗存，仍应界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同样，至迟到春秋后期，秦、楚已认同华夏。可是，依考古学的标准，仍能将他们的此后一段相当长时间的遗存，和华夏区别开来。……

可见，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则是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现象。^[39]

这样的警示性见解旨在强调，考古学的文化区分以物质遗存的类型特征为标准，这显然要比历史学、民族学对不同文化的区分更为精细，并依赖相对客观的标准。从周人起源于西北陇东地区的地理位置看，周人与氐羌、西戎各族的互动关系较为明显，与巴蜀地方族群的交往互动关系也有其地缘优势。周人能够发起组织共同讨伐殷纣王统治的联合大军，与周人融合大西北和大西南地方社会势力的军事优势密不可分。与前代的夏族和商族相比，周族对华夏国家多元认同一体的贡献最为显著，究其原委，和周族的出身与其被夹持在东西方两大势力之间的位置有一定关联。《史记·周本纪》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这就说明，周人能够在华夏中原政权与西北方戎狄游牧族之间长期周旋，历经虞夏与商周四代，游刃有余地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周人在文化认同上兼有华夏与戎狄的多重身份，这和商人视氐羌、鬼方等为不共戴天之仇敌的态度，判若两极。周族取代商族建立中原王朝新的统治之际，以分封制方式将自己的亲族关系播撒到整个东部平原地区。《左传·昭公七年》引《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两句名言，不妨看作是对周人完成多元一体政治格局建设的很好说明。

对比商周两代，商代国家的多元一体是各地资源与人力物力初步的整合，侧重在经济利益方面，远未达到政治有机体的程度；周代的多元一体格局要比商代大大进步，不仅是经济资源方面的互动组合，而且实际朝向封建制国家的“家天下”迈进，加速了自史前期以来缓慢展开的多地域和多族群的大融合过程。按照《史记·周本纪》的说法，周人用由近及远的五服制，将多元的异族之人统合在以我族为轴心的行政整体之下：“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要服者夷蛮之人，荒服者戎翟之人，把他们都覆盖在国家政体之下，与华夏人形成友好互动关系，此乃周人绥靖四方的战略性考虑。同时，让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的边缘族群有类似区域自治的生存空间和归属感，不至于成为威胁到自己的敌人。从物资的互通有无需求上看，只要能够为中原输送玉石，不论其族属如何，都能成为玉帛对等贸易的伙伴和朋友。理解其中的奥妙，需要首先明确玉石神话信仰对华夏国家统治者的支配作用：对于和田玉产地的非华夏族群而言，玉料无论好坏，都是无用的石头。只有对把此类石头当成圣物的玉教神话信徒们来说，和田玉才显出其无比珍贵的价值。此种植根于文化特殊性的远距离贸易和民族间交往的奥秘，从经济利益视角看就是各取所需的互惠性。这一点在后世中原国家与西域族群的互动关系中，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折射出来。借用唐代诗人常建《塞下曲》的四句诗，可以将玉文化的化解多元为一体的友谊纽带作用，作画龙点睛一般的概括：

玉帛朝回望帝乡，

乌孙归去不称王！

天涯静处无征战，

兵气销为日月光。

弄懂了游牧在河西的乌孙人为什么放弃称王的问题，中国西域史上最大的奥秘之门就可以打开。机缘巧合的是：“玉”和“王”两个字几乎看上去一样，大同小异。从“帛”这个字看，《塞下曲》点出的奥秘当然与丝绸有关。不过更值得思索的是，“帛”不是单独出现的语词，在“帛”前面还有更重要的“玉”！眼下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并关注着“丝绸之路”，有多少人知道这条文化通道上比丝绸更早也更重要的物品是和田玉呢！^[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