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国宝：多元一体的玉文化

具体而言，对玉石的崇拜和玉礼器生产已经在史前中国有4000多年的长久铺垫时期，到西周王朝初年，通过夺取殷商王朝统治者所遗留下来的大量玉石和玉器，加上周人自己通过征伐和贸易交换等手段获取的各地玉料及玉器，足以构成周人的“国宝”观念——多源的玉石资源。相对统一的玉教神话观及与之相应的玉礼器体系，就是以多元化的玉石资源供应充实着西周统治者的物质需求与精神凝聚。请看《尚书·顾命》篇中著名的陈宝叙事：那是在老一代周成王因病驾崩，年轻的周康王即将登基之际，在国家最高统治者新老接替的关键时节，展演在王室内部的一个奢华场景。^[21]“陈宝”的实质不在于夸富或炫耀权力，而是将国家最重要的珍宝一下子都陈列出来，见证统治者即国宝主人的更替大典。人类学调研的原住民社会的珍宝观表明，宝物之所以为宝物，被看重的不是经济价值，而是其所承载的灵力、神力或法力。约3000年前周王室宝物的意义，当与此相去不远。

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22]

对于以上陈宝场景及9种（若“琬琰”作为一物，则为8种；若“琬”和“琰”之间用顿号断句，则为9种）宝物，《尚书正义》给出的权威注疏和解说，兹引用如下：

越玉，马云：“越地所献玉也。”夷玉，马云：“东夷之美玉。”《说文》夷玉即珣玗琪。球音求，马云：“玉磬。”

上云“西序东向”“东序西向”，则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陈玉复云“在西序”“在东序”者，明于东西序坐北也。“序”者墙之别名，其墙南北长，坐北犹有序墙，故言“在西序”“在东序”也。西序二重，东序三重，二序共为列玉五重。又陈先王所宝之器物，河图、大训、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宝器也。

正义曰：上言“陈宝”，非宝则不得陈之，故知“赤刀”为宝刀也。谓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处。刀一名削，故名赤刃削也……《周礼·考工记》云：“筑氏为削，合六而成规。”郑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诛纣时刀，赤为饰，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训，《虞书》典谟”，王肃亦以为然，郑云“大训谓礼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训大也。“大璧、琬琰之圭为二重”，则琬琰共为一重。《周礼·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则琬琰别玉而共为重者，盖以其玉形质同，故不别为重也。《考工记》琬圭、琰圭皆九寸。郑玄云：“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

传“三玉”至“宝之”，正义曰：“三玉为三重”，与上共为五重也。“夷，常”，《释诂》文。《禹贡》雍州所贡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贡也。常玉、天球传不解“常”“天”之义，未审孔意如何。王肃云：“夷玉，东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称天之意。郑玄云：“大玉，华山之球也。夷玉，东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贡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见琢治，故不以礼器名之。”《释地》云：“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玕琪焉。”东方实有此玉。郑以夷玉为彼玉，未知经意为然否。“河图，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当孔之时，必有书为此说也。《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伏牺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刘歆亦如孔说，是必有书明矣。……王肃亦云：“河图，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贵，是为可宝之物。八卦、典谟非金玉之类，嫌其非宝，故云“河图及典谟皆历代传宝之”。此西序、东序各陈四物，皆是临时处置，未必别有他义。下二房各有二物，亦应无别意也。^[23]

9种国宝的第一宝赤刀，被指认为周武王伐纣大战时砍杀纣王的刀，也就是西周开国者用革故鼎新方式迎来国家王权天命的宝物，难怪它会排在第一的位置。赤刀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呢？若是青铜器，不应有赤色。若是木器，则无法用来杀伐。从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到商周两代，目前已经发掘出土的玉刀不在少数，^[24]这些出土的玉刀实物可为文献“陈宝”叙事的解读提供前所未见的第四重证据——物证。更重要的内证是，赤刀和其他4件宝物合称“越玉五重”。赤色或为玉的本色，又称“琼”，是玉中最珍稀的颜色，故为至宝；或是人为涂上的颜色，如出土玉器常见的涂以红色朱砂现象。(www.xing528.com)

9种国宝的第9种河图，以往注释家都认为是与洛书相匹配的河图之书。笔者已撰写专文《河图的原型为西周凤纹玉器说》，^[25]反驳传统的图书说，考证其为黄河出产的带有花纹的玉石，如同今日收藏界珍视万分的“黄河奇石”。因为春秋时代孔子曾经同时感叹“凤鸟不至”与“河不出图”，窃以为所叹为一物。所谓河图，当为玉石上的天然花纹类似凤鸟图象者。凤是西周王权神授神话“凤鸣岐山”的主角，周人以为天降祥瑞之兆，藏之宝之，不亦宜乎？河图洛书神话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易系词》，是竹简书本普及民间社会以后的想象产物。春秋时代和西周时代的民间不流行竹简之书，所以《顾命》所记和孔子所叹之河图，当为一件西周国宝玉石，出于黄河，上有花纹类似图像，故称河图也。

9种宝物中，直接称为玉的有二：夷玉、大玉；其名称从玉旁的有四：弘璧、琬、琰、天球。这6种宝物皆为稀有的玉石或玉器，不言自明，无需多论。加上在西序的5件宝物之总名叫“越玉五重”，不难看出所有西序、东序的九大国宝，统统都是玉！其中唯一没有考证明白的“大训”一宝，从名称看好像与玉无关，但是既然被前后4件玉宝（赤刀、弘璧、琬、琰）夹持在一起，同时摆放在西序，又顶着“越玉”的总名，应该也是一件有铭文训词的玉器。

以上的文本分析，将西周统治者珍视无比的九大国宝，一一解说为9件玉石或玉器，其来源有西序的前面5件，号称“越玉五重”者，当为南方异族进献来的玉宝，或许和南方的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十分发达的玉器生产有关。东序的4件宝物中，点明出处的是夷玉，或对应辽宁岫岩玉或医无闾山的珣玕琪。大玉，按照郑玄的注解是华山之球。天球，则为雍州所贡之玉，色如天者（王肃解释为玉磬）。可知9种宝玉的出产地至少有五六个方向，周边的东南西北各方均包含在内。

从西周初年的陈宝叙事，到周穆王西征昆仑山博采和田玉一事，西周国家用玉资源发生了一次历史性巨变。反映在出土文物中，西周玉器从穆王朝以后和田玉逐渐增多，尤其是以前十分罕见的羊脂白玉，批量地出土于西周至东周的高等级墓葬中，以陕西扶风强家村1号墓、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山西曲沃晋侯墓和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等诸侯国国君级别的墓葬为典型代表。西周国家用玉资源从多到一的变化，为解答华夏国家“多元”如何“一体”的难题提供了宝贵的启迪。

从利用多地域的多种玉石原料，到集中运用西域昆仑山一地的和田玉料，其间的国家专用玉料之变迁，代表着玉文化传统数千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大变革，笔者将此称为玉石神话信仰（玉教）的一场“新教革命”。其物质前提在于，唯有新疆昆仑山下白玉河出产的和田玉中有大批量供应的白玉资源！^[26]从《战国策》到《史记》所提到的“昆山之玉”即专指此地的和田玉。就此而言，玉石神话信仰的“新教革命”发生因素，应是“物质决定精神”的典型案例。

如何证明在中原国家统治者集中使用西域昆仑山一地的和田玉料之前，存在一个长达数千年的广收博采各地多种玉石原料的漫长过程呢？除了以上对《顾命》陈宝叙事的分析以外，运用文学人类学派倡导的四重证据法，将文献证明与考古证明加以整合，大体上能够有效完成这一论证任务。文献证明之一是《左传》“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说。史料中一个“万”字，已将玉料来源之多，表现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文献证明之二是《管子》叙述的尧舜“北用禺氏之玉，南用江汉之珠”而王天下。禺氏为西北少数民族，专为玉教信仰支配下的中原政权输送西部之玉料。4000年前的西北齐家文化，是史前期西北玉文化大繁荣的明证。文献证明之三是“夏桀伐岷山”叙事，当地人以珉类玉石和亲，完成化干戈为玉帛的一次历史壮举。^[27]文献证明之四是《穆天子传》的周穆王西征昆仑叙事，笔者将其解读为周天子对神圣资源之山的朝圣之旅。^[28]天子先北上河套地区拜会当地豪强河宗氏，后者迎接远道而来的西周天子之礼，居然和华夏之礼同类，所谓“劳用束帛加璧”，随后的祭祀河神之礼，依然是以玉璧为祭品主角的一套仪式行为。玉璧在周天子和河宗氏手中传递之后，由河宗氏敬献给河神，即“沉璧于河”。这样的专业化宗教玉祭方式，一直到《史记》讲述的秦始皇本人的禳灾避祸举动，还是照例沿用的。一个无人提及的问题是：周穆王随身携带到河套地区的玉璧和晋见西王母用的白圭、玄璧，是用何种玉料制成的？如果是昆山之玉的话，那么在他之前，西玉东输的历史已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