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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教传说与华夏一体国家形成

时间:2023-06-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考察华夏文明的构成,或讲述中国国家传统的特质,多民族国家说和多元一体说,已经成为学界耳熟能详的口头禅。目前稍显停滞的,是纠缠于多元一体的数量关系之辩驳,而大体上忽略更重要的问题。多元为什么不发展为多体,却偏偏发展为“一体”呢?换言之,华夏文明从多地域文化起源到统一国家政治体的形成,其演进变化过程如何,其动因又是什么?

玉教传说与华夏一体国家形成

本节将史前期产生的玉石神话观(以玉为神和以玉通天)作为文明发生的观念动力要素,运用四重证据法考察夏商周三代玉礼器的王权建构意义,解析玉石之路的开通对西周王朝国宝资源从多源向一源转化的过程,揭示促使华夏国家形成的核心物质与主导精神(即核心价值)的认同纽带作用,阐发早期文明内部多元文化融合的奥秘,从战略资源整合互动关系厘清广幅的多民族国家从“多元”到“一体”的生成脉络;依据远古不同地域族群在华夏中央王权象征圣物的原料供给网络中的关联地位,重新梳理出满天星斗说与多元一体说所缺失的动力要素。

考察华夏文明的构成,或讲述中国国家传统的特质,多民族国家说和多元一体说,已经成为学界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如今的瓶颈是,如何动态地而非静止地理解“多元一体”的所以然。切入问题的角度是双向的:可以从“多元”或“多源”看“一体”的形成,也可从“一体”看“多元”或“多源”的数量关系,即大致区分出不同文化之源如何汇流成“一体”的地域空间线路图。本节即采取双向考察的方式,兼顾以上两种维度。先从商周统治者的国家话语层面,注意审视汇聚到中央王权层面的“多元”的核心性物质文化要素;然后再从精神文化的“一体”方面,即从文化认同上,找出使得多元的资源供给实现众星拱月般国家结构态势的动力要素。

本节具体解析的对象是商周两代王室珍藏的具有皇权建构要素意义的宝玉资源的多元来源,兼及相当于夏代初年的陕西石峁遗址古城的用玉情况,希望由此揭示早期华夏国家形成时期的核心物质与主导精神(即核心价值)的双重认同纽带作用,借此阐明华夏文明内部多元文化有机融合的奥秘,即厘清其从“多”到“一”的资源整合性互动关系。依据远古不同地域族群在华夏中央王权象征圣物的原料供给网络中的地位和关联,重新梳理多元一体说表象背后尚待开掘的隐含意义。

19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北洋政府雇用地矿顾问瑞典人安特生在中原腹地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史前文化,并命名为仰韶文化,随后在“X(仰韶彩陶)类似Y(西亚史前彩陶)”的比较中,引发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争论。随后,傅斯年在山东发掘出龙山文化黑陶,与仰韶文化彩陶形成新的二元对立格局。傅斯年随后在考古发掘的物质资料基础上,构思出一种宏大叙事的华夏文明起源论,题为“夷夏东西说”(1933年),将华夏的主体民族成分简化为东西二元。这个假说的巨大影响,[17]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依据史前考古的大量新出材料,重新划分出“区系类型”并提出“满天星斗说”(1981年),才暂告一段落。“东西二元说”反映的知识空缺是早期中国考古发掘的局限所造成的,即只依据史前陶器类型立论,未能看到后来大量出土的史前玉器分布。与考古学的中国文化多元起源观相对应,是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说”(1988年),即以中国境内现存的50多个民族为文化多元,以“中华民族”的集合体国家为一体。[18]介乎“夷夏东西二元说”和“多元一体说”之间或其后,学界还曾经出现一些有影响的观点,如徐旭生(1943年)的三大集团说(华夏集团、苗蛮集团、东夷集团),蒙文通的四大集团说(以上三大集团再加上巴蜀集团),萧兵的五大集团说(以上四大集团再加上偏南方的百越集团),等等。有关华夏之“多元”或“多源”的诸如此类的递进式增加,无非是进一步落实“多元一体”假说之下的具体数量关系,直至考古学者俞伟超的九大集团说,达到较为精细致密的境地。由于学科不同,以上诸种说法似乎相互隔膜,对话沟通不足。俞氏依据考古资料对四大联盟集团作出进一步细分,得出九大集团地域分布情况为:伊洛的夏文化,渤海湾的东夷集团,太行山以东的商族,燕山南北的北狄,泾渭流域的周族,甘青一带的羌戎,长江中游的苗蛮,东南至南海的百越,三峡至成都的巴蜀。[19]就华夏版图整体而言,九大集团虽然已经显得相当周全,实际上至少还有如下地区没有得到观照:东三省的狩猎和游牧文化、内蒙古的草原文化、云贵高原的山地文化,等等。更加严重的遗漏是只字不提今日的西藏和新疆两地。如果将这些遗漏掉的地域文化统统加入,九大集团说就要扩大为十四集团说,多少会显得庞杂臃肿,也难免以今度古之讥。不过,在考虑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时,无论如何不能漏掉河西走廊以西的新疆天山昆仑山地区,从上古至明清,那里一直是这个多元一体国家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供应地。[20](www.xing528.com)

以上的回顾大致说明华夏文明起源研究的现代思路形成,以在多元之“多”的数量上大做文章为特色。目前稍显停滞的,是纠缠于多元一体的数量关系之辩驳,而大体上忽略更重要的问题。如:多元是怎样走向一体的?多元中的每一元如何被整合到一体中?多元为什么不发展为多体,却偏偏发展为“一体”呢?

换言之,华夏文明从多地域文化起源到统一国家政治体的形成,其演进变化过程如何,其动因又是什么?

再换一种发问的角度,问题又变成如下形式:能够吸收和凝聚多源的地域文化成分于一身的中原国家政权是怎样诞生的?华夏统一国家所依赖各地方的核心资源是什么,这些资源又是怎样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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