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教的新教革命：实现多元与一体

史前期的玉文化发生发展呈现出多元向一体的进化过程。如果把8000年前肇始于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玉器视为东亚玉文化的开端，把随后的玉文化发展看成一个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扩散过程，那么，玉教信仰大约在4000年前完成其对史前中国的较全面覆盖。进入文明期以后，在距今3000多年的商周之际发生了东亚玉文化史上类似于“新教革命”的大变革：西周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力，从四面八方得来的地方性杂色玉料或玉器（如夷玉、越玉、赤刀等），逐渐转向从西域输送来的新疆昆仑山和田玉，尤其是和田玉中的白玉，其神圣价值后来居上，凌驾于以往所有的多元玉料之上，形成和田白玉独尊的新神话（围绕昆仑山和西王母）和新教义；其直接结果是东周时期形成的“白璧无瑕”这一中国式完美理想，以及儒家“君子温润如玉”的人格理想。可见，这种玉教的新教革命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甚至直接决定当代玉器生产的资源供给模式和羊脂白玉位于价格金字塔顶端的特有文化现象。

周朝的天子用来和亲与结盟各地方族群的物质纽带，首屈一指就是玉石，其次是黄金等贵金属，再次是马匹和丝绸。《穆天子传》所反映的历史真实性，如果说和西周的情况有所出入，那么大致对应着东周的情形。周穆王到河套地区用玉璧拜祭河神，再到昆仑山晋见西王母，用的是玉璧、玉圭。这位周朝统治者一路上所持有、所奉送出的玉礼器，为什么是几千公里的范围内通用的？玉礼器的统一性，何以覆盖面如此广大？原来有一种相对统一的信念借助于信仰的传播力而支配着中原国家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昆仑玉山西王母的神话。该神话的意识形态作用突出为三点：其一，神圣地点——西方昆仑山；其二，神圣物质玉的独尊性来源，即昆仑山和田玉；其三，将神圣性、不死性与美玉三要素合为一体的人格化形象——西王母女神。如果将周代的意识形态建构视为华夏核心价值观的初步定型，那么与西王母相关的神话突出表现为白玉崇拜、白玉独尊的思想观念，在其中一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奠基性作用。

从东周到秦汉魏晋持续出现的西王母来到中原王朝献白环的各种叙事，是其很好的例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帝舜有虞氏”条云：

九年，西王母来朝。

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11]

清代学者徐文靖撰《竹书统笺》，对这两条记载所作的笺释，主要是大量排比相关素材，展现对西王母主动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这个献宝事件的多种叙事版本。兹列举如下：

按：《地理志》：“金城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大戴记》曰：“舜以天德嗣尧，西王母献其白琯。”《世本》曰：“舜时西王母献白环及佩。”《雒书灵准听》曰：“舜受终，西王母献益地图。”欧阳询曰：“西王母得益地之图来献。”

按：《瑞应图》曰：“黄帝时西王母献白环，舜时又献之。”《晋志》曰：“舜时西王母献朝华之琯，以玉为之。及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一枚。”咸以为舜时西王母所献云，意是时王母以玉琯献舜，舜或赐象，鼻亭去泠道不远，故于舜祠下得此。^[12]

以上徐氏《竹书统笺》引述的多种文献，内容大同小异，有所不同的是所献宝物：白环、玉玦、白琯、益地之图、朝华之管、玉管。他未能引述的数据，还可加上两条：其一是应劭《风俗通义·声音》管条下之“白玉管”；其二是《汉书·律历志》注云“西王母献舜白玉，以玉为琯也”。^[13]

把所有这些文献集中起来，计有《竹书纪年》《大戴记》《世本》《雒书灵准听》《瑞应图》《晋书·礼乐志》《风俗通义》《汉书·律历志》，总共有8种不同的西王母献宝记述，其中指玉者7条，指地图者1条；指玉的7条中，讲到白玉或白玉器者6条，占比93%。其中最早的著录《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成书，较晚的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此可知西王母献白玉（器）是古代流传最广的说法，数百年来早已深入人心。《后汉书·马融传》云：“纳僬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环。”西王母与白玉环，几乎成为远古圣王年代的珍贵瑞兆之文化记忆。杜甫在《洗兵马》诗中歌颂道：“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评文》亦云：“函封远致，不知何国之白环；瑑刻孔章，咸曰宁王之大宝。”如果了解到西玉东输的持续数千年运动中，有大量新疆特产优质白玉成为华夏王权和社会等级建构的顶级物质资源，就不会再怀疑西王母神话中潜含着的历史真实性内涵。从屈原《楚辞·九歌·湘夫人》所唱到的“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到曹雪芹描绘贾府之富贵，用“白玉为堂金作马”，白玉崇拜主题已经借助于文学想象和修辞，弥漫到本土文化传统的方方面面。以白玉崇拜主题反思对《红楼梦》影响巨大的古书《山海经》，其介绍140座产玉之山特别要提示每一座山出产的玉是否为白玉，这样的提示在《山海经》里出现16次之多，恐怕不会是偶然的。

山经部分的各地物产叙事，首先要记述有没有玉，其次要说明有没有白玉。也就是说，玉和白玉是分开作为不同类别的圣物来陈述的。同样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也有提示玉之颜色的案例。如卷二叙说穆天子在昆仑山观黄帝之宫，并用隆重的牺牲祭祀昆仑山后，继续北行，留宿在一个出产珍珠的地方“珠泽”，在水流边垂钓，说出“珠泽之薮方三十里”一句话。紧接着发生的事件是：

乃献白玉。^[14]

文本中的这一叙事似有脱落，缺乏主语，只有谓语和宾语，不明确是谁献给谁白玉，其数量单位也不详。今刊的郭璞注与清人洪颐煊校本加注云：“《事物纪原》三引作‘珠泽之人，献白玉石’”，补足了叙事的主语，可知是昆仑一带的珠泽当地人向穆天子献上白玉石原料。这和上文提及的情况基本相符：昆仑山及周边地区是上等白玉的主要出产地。稍有不同的是，《山海经》认为黄帝所在地为峚山，距离昆仑丘有1000多里；《穆天子传》则认为黄帝之宫就在昆仑山上。把世界上最珍贵的白玉资源和黄帝、西王母等神话人物联系起来，表明白玉崇拜的玉教新教革命已经完成，西周以来统治阶层使用和田玉的情况有增无减，这就给白玉信仰的形成和普及找到现实的物质原型。(www.xing528.com)

关于西周玉器生产所用玉料的材质问题，目前虽然还在探索之中，但是已经有初步的定论，足资研究者参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的判断：

从出土情况看，各地出土玉器的种类、质量的好坏与有关遗迹的规格有密切关系。在张家坡西周墓地，较大的墓葬所出的玉器不仅数量较多，而且玉质较好，制作较精。如M157、M170两座井叔墓出土的随葬玉器，真玉分别占88%和89%，这种情形也许是他们身份、地位的一种表示。

关于西周玉器的产地，现在还无法作全面说明，据对张家坡墓地出土玉器检测，这里的玉器多为透闪石软玉，其来源不限于一地，可能来自多个产地。上村岭M2009出土的724件（组）虽可分为白玉、青玉、青白玉、黄玉、碧玉等类，但鉴定发现，大部分为新疆和田玉。^[15]

图17—2龙山文化玉器中的白玉质玉璇玑

（摄于上海博物馆）

西周玉器多用新疆和田玉的鉴定发现，是极为重要的新材料，其中的白玉和青白玉是标志玉教革命的特殊物质，在史前期漫长的玉文化发展中较为罕见（图17—2）。从新疆于阗（今和田）到中原地区的里程约三四千公里，用《管子》的话说是“七千八百里”或“八千里”，其距离之遥古今大致相当。这条道路正是1877年被德国人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的文化通道。西玉东输的当代再发现，将给过去无法想象的历史难题找出解答的线索，也对“丝绸之路”的西方式命名提出质疑和补充。为此，笔者和《丝绸之路》杂志策划了2014年夏甘肃省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团，驱车行走河西地区，历时15天，总行程约4300公里。考察团在邻近新疆的甘肃瓜州北部大头山，探查到一座长达25公里的山，盛产乳白色的石英石玉（图17—3）。从玉石采样分析报告看，摩氏硬度为7。而在甘肃肃北马鬃山发现的先秦至汉代玉矿，其出产的透闪石玉主要指标都接近新疆和田玉，唯有玉料的颜色分布上有差异。此外还有甘肃榆中马衔山玉矿的发现，以优质透闪石黄玉为突出特色。这些新发现的玉矿说明我国西部高原地区出产美玉的地点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古今有多少未知的玉矿储藏，至今还是谜。《山海经》记述的140座产玉之山中有16座产白玉，不可能是书生在书斋里凭空想象出的，应有其实际考察或采样的依据。

图17—3　2015年第二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团在瓜州大头山采集的白玉标本

商周两代的统治者是怎样获得西域的优质玉石资源的？目前的推测是，商代统治者通过西部的羌人和北方的鬼方之人等的中介贸易作用，间接得到昆山之玉。而周穆王西征见西王母的神话叙事，表明周人在借助西域少数民族的贸易作用之外，还有类似张骞的“凿空”西域边疆行为。这是“化干戈为玉帛”这一华夏核心价值理念得以在东周时期流行的关键。

关于上古中原核心区域与周边族群的拱卫格局，以及周人的对外关系，许倬云先生有如下陈述：“归纳这一大群以音译为名字的族群，则又可归为祝融集团包括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八姓，徐偃集团的嬴、偃、盈诸姓，夏人后代的姒、己、弋诸姓，及南方的吴越，北方的戎狄。凡此都在古代中国核心地区之外围。核心地区的族群，可称为中原族群；外围的族群则可称为边缘族群。中原族群的文化系统适当第一章的仰韶—龙山系，边缘族群文化系统则祝融集团地区约略相当于屈家岭文化圈，徐偃集团地区约略相当大汶口文化以下的东方沿海文化圈。夏人后代的姒己诸姓所在，约略相当于第二章的光社文化一系列，在中原龙山文化圈以北的文化。戎狄所在，属草原上文化；吴越文化所在则为长江下游河姆渡以至良渚的文化系列。周人对边缘族群的地区，可能因为文化距离较大，不可能采取完全与其在殷商地区相同的文化融合政策。大体上，周人仍是对土著文化及土著族群以融合为主，而控制与对抗只在融合不易时始为之。”^[16]通过指示优质玉石资源为中原统治者独家占有现象，如今不难理解周人与西部民族交往与融合的重要物质纽带何在。生活在周代的河西走廊一带的民族并不尊崇玉教伦理，玉石资源作为“化干戈”的筹码，有效化解着“控制与对抗”的冲突局面，使得中原王朝与西域各族形成长期的互通有无和互惠互利格局。

本节通过西玉东输文化现象的再发现，结合华夏文明形成期的核心物质需求与核心价值形成，揭示了玉教传统的白玉崇拜之观念变革，并由此找出了华夏国家从多元到一体的一个方面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