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多元和多色彩是东亚史前玉器用料的普遍情况。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拟就的《安徽凌家滩出土古玉器玉材来源考察结果》认为：5300年前的凌家滩玉器基本上是就地取材于多种玉石材料。
（1）5300多年前的交通情况是很不发达的，只有人力、牲口和漂流，一般来说，古人会就近取材。
（2）肥东县桥头集双山——小黄村一带晋宁期片麻状闪长岩与下元古界双山组（Ptish）镁质大理岩的接触带中具有形成蛇纹石玉和透闪石玉的地质条件。本次考察就找到了蛇纹石玉、含方解石蛇纹石玉、方解石透闪石岩、透闪石大理岩。蛇纹石玉与蛇纹石玉质的古玉器的基本宝玉石学特征可以对比……
（3）火山岩、泥岩、粉砂岩、大理岩、滑石等石料采自周围的火山岩盆地和太湖山一带的沉积岩层中。这些石料并不稀少，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去采。
（4）古人的用玉观与现在有一致的，即将自然界分布稀少、细腻、温润、美丽的石头作为珍品，琢制成精美的礼玉、饰玉等；也有与现在不同的，如喜欢五颜六色的花斑状的石头，这些石头分布较多、块体也较大，故用来制作石钺、石斧等工具和仪仗器。[6]
从史前文化的局部看，地方性玉礼器生产就地取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玉矿种类的多元性。再从全局视角看，各地的多元性玉石资源汇合成玉料取材更大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到距今约4000年至3000年的夏商周阶段，由于西玉东输的曙光初现，这种多元性局面逐渐发生转变，即向一元性局面演变，从使用地方性的各种玉石向集中使用西域输送而来的昆仑山和田玉（古书称为“昆山之玉”）的转变。除了玉礼器种类（如琮、璧、圭、璋等）的中原王朝一元性整合趋势外，玉料的选择方面也出现向优质透闪石玉材集中的趋势，而且愈演愈烈。到东周和秦汉时代，玉器加工技术出现突飞猛进的大发展，玉材的使用也形成和田玉独尊的一统天下局面。只有在充分认识到“昆山之玉”的优越性和独一性的转变基础上，才会产生出儒家以“温润”为第一物理特征的顶级玉材标准价值。用今日的玉器收藏界经验标准，温润与否是和田玉中的上等籽料所特有的物理特点。君子温润如玉的人格理想，使得以温润为最大特色的和田玉的文化品格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推崇，由此奠定此后2000多年玉文化发展的主流。
物质方面的玉石资源之变化，必然导致精神价值方面的观念变化。玉石资源从多元到一元的转变，非常突出地体现在东周以来的历史叙事中，诸如卞和向楚国最高统治者三献玉璞的典故、完璧归赵的和氏璧典故、秦始皇用和氏璧改制传国玉玺的典故，都明确凸显天下宝玉的唯一性，以至于史书叙事中的宝玉被描绘得神奇无比，至高无上。这些叙事不是文学却胜似文学。对此，我们找到的迄今最恰当的概括词语是“神话历史”。尤其是秦始皇销天下之金，唯独选中宝玉制成大一统帝国象征之玉玺的史实，让玉在宇宙万物中独尊的至高地位，一直延续到清代的末代皇帝玉玺，甚至延续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设计。
大传统的地方性多元玉矿资源，为什么在文明小传统中变化为一元性的至尊宝玉崇拜呢？玉教即玉石神话信仰的数千年演进过程是怎样发生一种九九归一的大变革的呢？
先看商代的最高统治者——末代帝王殷纣王临终的玉文化“表演”。《逸周书·世俘》云：
商王纣于商郊。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缝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7](www.xing528.com)
对于接替殷商王权而受天命统治中原的周朝王者来说，前朝统治者遗留下来的所有宝玉，皆可作为天命转移和权力转移的有效物证，所以有必要照单全收，藏之王室，而不必像处置异族的神像、图腾、牌位那样加以取缔或销毁。《逸周书·世俘》篇讲完商王自焚一事，接着叙述的就是周王继承殷商宝玉一事：“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这里上亿件的玉器数量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引出各种不同的解释。黄怀信依照各类书的引文校注说：这一句话在“俘商旧”后面脱落了“宝玉万四千佩”6字。“百万”当作“八万”。翻译成现代汉语应是：“凡属天智玉，武王就与宝玉同等看待。武王一共缴获商朝的旧宝玉一万四千枚、佩玉十八万枚。”[8]
不论认为这是历史还是神话，《逸周书》的叙述至少可以表明殷周革命之际有一笔数量巨大的宝玉更易主人。即使不采用有夸张之嫌的上亿之说，至少也还有近20万枚玉器被纳入周王室宝藏。[9]在其财富和奢侈品的后起意义之前，宝玉在文明初始期的更高价值是代表神圣和天命。值得我们从跨文明比较视角思考的是：为什么史籍上要特别强调商周革命时惊人数量的宝玉继承情况，却对金银器、青铜器等其他贵重物品不置一词呢？对于记述三代史实的著作者而言，是怎样一种独特的、来源于大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发挥作用，在暗中支配着史官叙事的取舍和关注焦点呢？
商纣王自焚之际烧掉了除天智玉之外的宝玉，这一细节清楚表明商代统治者珍视的玉石是多元性的，这一点从考古发掘的商代墓葬用玉情况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再看西周初年的最高统治者珍藏的王室秘宝情况。《尚书·顾命》讲到周成王病危，周康王将继位之际，西周朝廷中的珍藏国宝都被摆出来陈列。
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10]
在西周王室珍藏的国宝中，排列在前面的，从名称上看几乎全部是玉石类物质。而“越玉”和“夷玉”之类的名称还清楚地透露出多地区和多民族之物产信息。就此而言，3000年前的中原国家统治，从其首要战略资源依赖性看，就是中原国家以外辐射性的广大区域内出产的玉矿玉料。那时新疆和田玉已经进入中原，但是还没有像东周时期那样获得至高无上的价值。在儒家的温润人格理想取法于和田玉的价值标准成立之前，是以玉石的多元性为主。只要看看周武王伐纣的联合大军中，有多少非中原族群的成分，就知道周人的民族团结功夫如何了，周王室为什么有那么多来自各个民族地区的宝玉石这一问题，可不言自明。
在温润人格标准确立之后，玉石的多元性必然让位于一元性。为了保证数千公里以外的和田玉资源不断供应，需要从黄河中游到上游，再到河西走廊和北方草原，整个西域的多民族地区间保持贸易与交往关系。由此拉动的华夏最高价值必然是照顾到国家资源依赖局面和西玉东输远距离贸易需求，即以多地域、多民族之间的彼此互利互惠关系为现实基础，用儒家的表述可称为“化干戈为玉帛”。
“化干戈”是中国先民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和平主义理念，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玉帛”。离开对玉帛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深入理解，华夏文明能够认同和凝聚多民族文化为一体的具体经验遗产就难以揭示，因此，下文侧重从物质方面说明玉这种物质在东亚史前大传统的信仰建构和神话编码情况。
东亚玉器时代的前身是石器时代，玉器时代最终因融入青铜时代而告终结。需要辨识的一点是，玉器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玉器生产的结束，只是玉器生产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金属器与玉器并重的时代。就此而言，玉器时代的末段与金属时代的前段有所重合。金玉并重的价值观从夏商周到明清，贯穿着中华文明史的全程。这样的情形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金和玉一开始就是并驾齐驱的宝物、圣物，其实二者进入华夏的时间早晚相差很大，需要重建玉器独尊的年代谱系，方能有效透视玉器大传统与金属小传统的发生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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