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光：探寻人类文明的起源

关于人类文明的由来问题，19世纪的标准答案是环境说，如泰纳（Hipplyte Adolphe Taine）的“种族、时代和环境”理论。20世纪以来，魏特夫（Karl Wittfogel）“水利造就文明”说流行一时。基于考古学的新知识范式，以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为标志，人类文明起源奥秘的理论有了新突破。从学科分类上看，其理论创新被概括为一个标志新兴交叉学科的关键词——“认知考古学”。它将考古学所发现的各个地方文化的演进，用人类认知的统合视角给予整体的、动力学的诠释，从而说明人类为什么会先后脱离狩猎采集、原始农耕和畜牧，最终迈进文明国家的门槛。

英国考古学家伦弗瑞在《史前：文明记忆拼图》（Prehistory：Making of the Human Mind）一书中指出，认知考古学的特色在于从考古学所关注的遗址与文物，转向遗址和文物所代表的史前人类心智及其进化过程，亦即文明化的过程。对于文明的判断，除了过去特有的一些物质指标，如城市、文字和青铜器等，伦弗瑞又添加了精神方面的指标——思想模式和由此带来的特定文化的价值观。他认为在物质与精神之间，起到关键性的动力要素是精神，而不是物质。“我们现在才刚开始了解人类思想模式的改变，这可能是人类环境中一些重大进展或转变的基础。”^[1]社会变迁的基础是思想观念，这在19世纪被看成是属于“上层建筑”，其下的基础则称为“经济基础”。究竟是以物质生产力为基础还是以人的观念为基础？当代认知考古学主张的是后者。

文明不同于史前的最大特点是，史前人类似乎走的是统一性的道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文明时代，即从狩猎采集到农耕或畜牧生产，总之是世界各地大体一致的进程。文明则完全不同，笼统而言的人类文明，其实是由若干地域性的文明国家构成的“拼图”。就其发生的时间顺序而言，有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阿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克里特文明、米诺斯文明、华夏文明、希腊文明等。这些文明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与其他文明判然有别，所以史前史研究也就必然要解释文明发生现象，不仅需要说明人类走出史前史而进入文明史的一般原因，而且要研究特定文明国家诞生的文化基因差异，说明是什么因素导致古埃及文明建造出金字塔一类的标志物，而古希腊文明则孕育出奥林匹克运动和悲剧诗人，华夏文明则以玉礼器和青铜器为社会权力与等级的标志物，并从巫史传统中催生出历朝历代延续不断的官修史书编撰模式。

对不同文明的文化基因考察，将揭示特定文明国家及其人群的特殊奥秘。就中国文明而言，需要从思想模式和价值观方面说明中国为什么是中国，中国人为什么是中国人，这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文明发生史”的题中之义。

《史前：文明记忆拼图》一书第九章题为“古人的宇宙观”，伦弗瑞在此明确提出：

在人类社会中，有形物质如何能够呈现意义而产生新的制度事实；人类创造了物质符号，于是形成可感知的现实。

……新的物质性使得新的社会互动成为可能。

上一章我们也看到，物质和财货是如何呈现价值与意义，之所以如此，是透过人类这种赋予无生命物质意义的特殊习性，因而使这些事物成为象征符号，但是它们不只是象征符号，实际上还能将财富具体化，而且能授予人类权力。^[2]

伴随特定的地域文明发生而产生的特定神话信仰观念，占据着异乎寻常的地位，对该文明的所有成员——从社会最高统治者到最下层平民，都发挥着潜在的行为支配作用。(www.xing528.com)

伦弗瑞就神话思维对行为支配的作用有清醒的意识，他引用唐诺《现代心智的起源：文化和认知进化的三阶段》（Donald，M.，Origin of the Modern Mind：Three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一书中的文化三阶段理论，称之为“人类发展之神话阶段”：随着语言和叙事的发展，有关过去的经验的解释和传说必定会被用来解释现状。

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史前时期所构思出的神话故事。然而，我们确实能获得早期社会活动的痕迹，藉由这些活动，人类试图透过他们在世上的行动与这些现实产生关联，他们的行动曾留下某种物质痕迹。^[3]

对于古埃及文明来说，古埃及人留下最显著的物质痕迹就是金字塔，其时间距今约5000年。对于英格兰平原史前居民来说，所留下的最显著的物质痕迹是巨石阵，其时间距今也是5000年左右。对于华夏河套地区的史前居民来说，最显著的物质痕迹有两种：巨大的石头城池与点缀其间的玉礼器。二者一大一小，大者为石头，小者为从万千种类的石头中筛选出来的玉石，用来加工成负载神话信仰意义的玉礼器。借用伦弗瑞的说法：“在我们尚未详细确认事项中，其中一项是人造器物在社会关系方面的具体意义。”因为人造器物也可以被赋予神性的特质，所以，“更精确地说，许多社会关系是靠财货与人工器物来维系。在欧洲新石器时代，打磨光亮的石斧（偶尔会以玉石制作）明显具有比较高的价值。当人类后来懂得识别与使用黄铜和黄金后，新的价值系统就出现了。欧洲青铜器时代即奠基于这样的价值系统，并伴随强大的武器工具，如由新材料制成的刀、剑等”。^[4]

石斧与玉斧（钺）在华夏史前史中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后来的青铜和黄金出现之后，玉斧的至高价值并没有被金属器物完全取代，而是形成微妙的新老圣物组合价值，所谓“玉振金声”或“金玉良缘”的说法，即是这种新老结合的明证。精致打磨的史前石斧、玉斧，在世界不同地域的社会中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义，但是唯独在华夏文明中演变成象征王权的玉钺和铜钺，这种情况和华夏史前期长久的玉石神话信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距今约5300年的安徽凌家滩文化以及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的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中，玉钺如何升格为首屈一指的王权象征物（图17—1），可以在合肥的安徽省博物馆以及杭州余杭区的良渚博物院展厅中得到直观的观照和体会。对照有关3000多年前商周易代之际的历史叙事——周武王手执黄钺斩下殷纣王的头颅，再用玄钺斩下殷纣王妻妾的头颅之细节，^[5]也就有了基于文化大传统的深度理解之新知识条件。换言之，五六千年前玉钺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的至高神圣物，3000年前的改朝换代大革命为何要让最高统治者用斧钺来完成最后一击，就容易理解了。这是从前文字时代的符号叙事大传统出发，重新理解文字叙事小传统的生动案例。历史的源与流，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地呈现出来。

我们参照韦伯论证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模式，提出“玉教伦理与华夏文明精神”的命题，就是希望揭示出使得华夏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基因密码”——物质与精神的互动关联及其所铸就的核心价值观。

图17—1　安徽含山凌家滩07M23号墓出土的玉礼器群——墓主人身下全是玉钺，其玉料为就地取材的杂色玉，没有白玉。距今约5300年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