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文化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催生玉文化的精神因素是玉石神话信仰，可简称为玉教。出土的史前玉器，成为佐证玉教传播范围的生动物证。考古发现表明：距今4000年以前，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县的石峁文化与位于广东韶关的石峡文化，[46]不约而同地发展出批量生产和使用玉质礼器的文化现象。将两地在东亚地图上标出并在二者之间连一条线，便呈现出依据考古新知识重新开始思考中华文明发生的学术契机：石峁遗址在黄河流域北端的河套地区，石峡遗址在接近中国版图最南端的邻近珠江水系地区，二者间的直线距离约1800公里。从气候、温差、降雨量、地理地形、动植物、农作物、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看，石峁和石峡在自然生态与文化习俗上都相差很大，甚至毫无可比性，可是面对类似的玉礼器，我们必须发问：是什么因素导致史前文化在如此广大的范围里呈现出惊人的雷同现象？从石峁向西约700公里，有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那是河西走廊的腹地；从石峁向西南约700公里，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那里是黄河上游地区，这两个地方同样发掘出距今约4000年的史前玉礼器文化，以玉璧、玉琮、玉刀为主要器形。那么，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与陕北龙山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密切关联意味着什么？齐家文化玉器的玉料来源大体上明确，主要是就地取材的祁连玉外加少量来自新疆的和田玉（这一点目前还有争议）；石峁玉器的来源问题尚未解决，有就地取材说和外来输入说，两种观点都还有待深入论证。如果经验观察表明石峁玉器与齐家文化玉器具有同源性的看法能够得到证明，则西玉东输的玉石之路黄河道路线图就会呼之欲出，石峁遗址就成为联结史前西北玉文化与中原文明发生期夏代玉文化的最重要的节点或中转站。这样的推断同华夏神话资料中提供的信息所指向的问题有对应之处：第一是古书《管子》说的“尧舜北用禺氏之玉而王天下”，究竟反映的是神话想象还是历史记忆？第二是《穆天子传》描述的西周帝王穆天子赴西方昆仑山会见西王母之前，为什么会绕远先到河套地区拜会主持玉礼器仪式祭拜黄河之神的地方豪强河宗氏？第三是东周时期北方赵国流传的和田玉经过河套地区和山西北部进入中原的运输路线是否存在？
综上所述，石峁文化作为中国史前最大的石头城和批量使用玉礼器的河套地区玉文化据点，给上述文献记录的三类信息提供了极佳的重新求解的实证材料，使之从以前的“死无对证”悬疑状态，一下子变得柳暗花明，水落石出。石峁古城和玉器的存在将在何种意义上改写中国文明发生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前玉石之路的具体路线图研究。依照我们已经认识到的每一种古代玉器都蕴含着一种神话观，石峁玉器中至少有四类玉器可以给出明确的神话传播路线。
第一类，玉璧玉琮类：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图16—5）。
过去对齐家文化玉琮的起源一直无解，因为良渚文化距离齐家文化过于遥远，缺乏中间过渡区。现在看，石峁玉器可能充当了东玉西传的“二传手”。
第二类，玉璋：石峁文化—偃师二里头—山东龙山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广东增城、广东东莞（图16—6）。
第三类，玉璇玑：山西芮城清凉寺—石峁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
早在20世纪70年代采集的石峁玉器中就有玉璇玑，如今在本地收藏家的石峁古玉中，玉璇玑占有相当比例。华夏出土玉璇玑年代最早的地点芮城清凉寺，和石峁一样都邻近黄河，这是否意味着史前玉石之路黄河道的存在呢？这一问题值得深究。
以上四类玉器的传播路线，合起来构成两纵两横的交叉网格，将玉文化先于武力和政治而统一中国的轮廓和盘托出！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石峁玉器与西北齐家文化玉器的文化联系，这将从实证方面解决西北玉矿资源输入中原文明的时间和路线问题，从而将河西走廊西端的新疆与中原文明紧密联系为一个统一体，我们称之为资源依赖的文化共同体。它将辅助说明，为什么华夏文明数千年来以中原为基础和中心，却从来也不能忽视西域和新疆！这就给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提供出又一生动而真切的支持性案例。
我们将考察华夏文明发生的时间坐标向前推数百年至1000年，即距今5000—4400年前。在这一时期，山西芮城清凉寺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率先呈现出以玉琮、玉璧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玉礼器体系组合的情况。但其玉文化观念的起源和玉料来源问题均悬而未决，好像是在此前2000年的仰韶文化传统中没有出现过的玉礼器，突然间降临到中原地区黄河北岸的史前聚落，随后数百年间向北影响到石峁遗址玉器，向南影响到中原“王都”二里头文化的玉器生产。与芮城清凉寺出土玉器同时，或比陶寺玉器更早的史前玉文化高峰，分别出现在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南方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及环太湖的良渚文化。我们用“高峰”一词，是根据2007年出土的凌家滩一座顶级墓葬的随葬玉石器多达300件的奢侈奇观。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文明诞生期，只有殷墟妇好墓所代表的殷商晚期王者级别墓葬，才能有效突破这个数字。
图16—5 史前玉琮出土分布图
图16—6 出土牙璋遗址分布图
（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玉器生产无疑是史前社会中的奢侈品生产，批量出产玉礼器的条件至少有三：一是要有玉石承载神力、灵力的相关神话观念和信仰崇拜；二是需要有足够的玉石原材料供应；三是要有掌握切磋琢磨等加工技术的专业人员。第一个条件是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条件是物质的，它意味着玉文化出现的两种选择：要么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要么是外来输入玉石材料。后者又暗示着史前奢侈品生产物资开采、贸易、运输等一系列事项。第三个条件是社会的，意味着史前聚落社会中出现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
华夏的史前先民为什么会在不同地域中不约而同地生产和使用非实用亦非装饰性的玉礼器？这主要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观念或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什么因素驱动玉礼器的生产和使用？目前所能够得出的推断是神话学和宗教学的：有关玉石的神话信仰的形成和传播，使得诸多史前社会相继受到影响，先后接纳此类神话信念，带动各地的玉器生产，从一开始的星星之火，逐渐走向燎原之势，最终统一了华夏文明的大部分地域。
对石峁建筑用玉的新认识是：玉器承载灵力的观念及其辟邪禳敌的宗教护卫功能。结合公元前2000年之际各地古城、古国大面积崛起的背景，玉兵器和玉礼器发挥了一种精神盾牌的重大神话性功能，使之能够和新兴的青铜器同步发展，并以金玉组合和金声玉振的新形式开启夏商周礼乐文明之先河。玉兵文化并未因为青铜兵器的出现而消失，而是和实用性的青铜兵器同步发展，在商周两代达到鼎盛期。这和玉教信念的持续传承密切相关，即：相信借助玉石中蕴藏的神秘灵力，可达到精神上的辟邪镇宅和护身保卫。
在结束本节之前，略提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即玉石之路黄河段的求证问题。石峁玉器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但不应孤立地看待石峁。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与石峁隔黄河相望的两岸多地都有史前玉器发现的报道。如山西省柳林县出土长达36厘米的三孔玉器（现存柳林县文物旅游管理所）。[47]黄河西岸的陕北地区，已经发掘的朱开沟文化，虽然目前仅有较为零星的玉器发现，[48]但是石峁以北的府谷县和以南的新华遗址，均有史前玉器，后者在一个祭祀坑中就发现32件玉器。神木以南的佳县石摞摞山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玉器，少量标本见于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孙周勇经过调研后指出：“府谷县愣乡出土玉铲、玉刀（现存府谷县文管所），此外还有横山县陈塔、响水沐浴沟、韩岔梨树焉、高镇油坊头等出土了玉刀、玉铲、玉斧（钺）、玉环等，其时代确认为龙山晚期。据笔者观察，其玉质、玉色及器形等与新华玉器大致相同。”[49]又据马明志的研究，包括石峁陶器和朱开沟陶器在内的河套地区史前陶器中，有部分属于齐家文化的产品。[50]这个有关陶器类型归属的认识，间接预示着从陕甘宁大背景上审视石峁玉器的研究前景，凸显出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的关联和互动。
图16—7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玉蚕
（摄于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除此以外，榆林市的尚古博物馆和上郡博物馆也收藏有少量的史前玉器）
就石峁当地的史前文化遗址看，神木县境内还有多处，其中不仅涉及龙山文化（图16—7），而且还涉及早于龙山文化时期的仰韶文化。这说明河套地区的史前社会文化传承有序。[51]当地先于龙山文化的仰韶文化没有玉礼器生产传统，而龙山时期的玉器显然是受到外来玉文化影响的结果。从年代顺序看玉文化传播路线，一个大体上的推测是：从芮城清凉寺玉器和陶寺玉器到石峁玉器，再到西北齐家文化玉器。这就是说，石峁遗址位于黄河中游的特殊位置，使之有可能同时充当“东玉西传”（玉文化传播）和“西玉东输”（玉料传播）的中转站。
关于陕北史前玉器的玉料来源问题，目前公开发表的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就地取材说，以姬乃军[52]、孙周勇等人为代表。后者对新华遗址出土玉器的24个标本检测分析后认为，新华玉器玉质繁杂，包括叶蛇纹石、阳起石、透闪石、绿泥石、大理石等，其中以叶蛇纹石为主，其次为阳起石、透闪石类。“对比新华遗址玉器主要化学成分中部分主要元素含量，比较接近于岫岩玉。但其产地，却不敢贸然断定与辽宁岫岩有关。学者们多倾向于石峁玉器及延安芦山峁玉器的产地就在陕北或周围一带。结合陕北地区同期类似玉器出土地域不断扩大及数量增加的现状，将其解释为贸易或战争所得显然难圆其说。我们认为，正如新华遗址出现的大量石质生产工具而现在却在遗址周围根本找不到石头产地一样，陕北地区或周围当存在着目前尚未被发现的玉料产地。”[53]
二是认为石峁玉器材料是外来输入的。对于具体的玉料输入源头，有人推测部分来自辽宁岫岩玉，部分来自贝加尔湖地区；也有人认为来自甘青地区的西北系玉矿可能性更大。就目前情况看，只要没有发现陕北本地玉矿资源的存在，外来输入说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考古学界关于玉石之路的讨论已有数十年，石峁古城及玉器对于求证西玉东输的又一条北方路线，有着怎样的启迪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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