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玉（兵）器的多重功能：揭示建筑巫术的真相

探讨避邪神话的观念与实践的代表作品，有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首任会长萧兵先生的专著《避邪趣谈》。^[20]这里要引述和论证的，是史前发生的玉石避邪神话衍生为后代的金属避邪神话的情况。就建筑物的神圣性建构而言，即从建筑巫术用玉石，到建筑巫术用金属和钱币。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材料有如下论述：

广西武鸣县西北部和马山县东部的壮族群众认为恶鬼虽然很厉害，但如果人们能及时做好预防工作，一般还是可以避免受到恶鬼的侵袭或最低限度地减少损失的。该地区的壮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为了防止鬼生事扰人，在举办婚事、丧事、建筑住宅、猪圈、牛栏时，都讲究选择吉日，采取避邪方法，还立下许多禁忌。如在建筑住宅时，必须在房基的四角各放下几枚硬币，意思是向地鬼买地。同时，房屋的内外大门不能串在一条直线上（即不能正相对），需稍微歪过一边，据说鬼行走的路线是直的，不会走弯路。……另外，平常在房屋内的墙隙间放置一些鸡蛋壳，也可使恶鬼惧怕，不再前来生事扰人。^[21]

这一则民俗资料给出的启迪是：石峁古城门下埋藏的人头，是否相当于房基下的硬币，是向地鬼买地用的贵重牺牲品？石峁城墙石缝中的玉器，是否相当于壮族房屋墙隙间有意放置的鸡蛋壳，为的是借助玉器蕴含的神力，威慑一切妖魔鬼怪魑魅魍魉？

用人牲、玉器或人牲加玉器给建筑物奠基的现象，早自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就已露出苗头，到龙山文化和夏商两代一直延续为建筑巫术仪式礼俗。有关红山文化的此类情况，见于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建筑群遗址。在遗址南部石圈形台址东北侧，距地表深约80厘米处发掘出一具完整的人骨架；在遗址中央方形建筑基址南墙基内侧出土一件双龙首玉璜；在东墙基外侧土层中出土一件绿松石鸮。^[22]有关龙山文化建筑仪式情况，宋振豪《中国上古时代的建筑仪式》一文有如下描述：

如河南安阳后冈和汤阴白营两处聚落遗址，许多房址的居住面下、墙基下、泥墙中或柱洞下，都发现了用幼童、兽类、大蚌壳和别的物品奠基的。后冈发现的39座房址，有15座共埋置幼童26人，少者1人，多者4人。还有一些房址单用河蚌奠基，但不少房址兼用几种祭品奠基。举例说，F25房址，中部房基下有五层迭压的河蚌，东墙基内埋置幼童l个。F28的居住面垫土中埋入一把蚌镰，东墙内侧斜立一件穿孔蚌，东墙外房基垫土中埋置幼童1个。均是几种祭品兼用。F5房址，三个大河蚌环散水面而埋置，西墙侧另有一个小兽坑，此虽未用人奠基，亦是畜、蚌并用。后冈的奠基人牲在房外或散水下者一般头向均朝房屋，在墙基或泥墙中者则与墙平行。白营发现龙山晚期房址46座，有10座埋置幼童12人，少者1人，多者2人。奠基情况与后冈略有不同，一是用人奠基则不再用其他祭品，反之亦然，只有极个别例外。^[23]

相比之下，已发现的石峁遗址奠基巫术仪式所用人牲的数量更多，2处均为24个头骨，人牲的身份不是幼童，而以青年女子为主。24这个数字吻合天文历法中的二十四节气，又是十二地支的倍数，肯定不是巧合。石峁建筑用玉器的作用，大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的河蚌。用河蚌做成的蚌镰和用玉石做成的玉铲一样，都可以充当避邪驱鬼的工具或武器。用蚌用玉的差别原因在于玉料供应的多少。在这方面，石峁遗址有充足的玉料供应，而中原龙山文化则相对匮乏。

至于商代建筑巫术情况，近年来也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报告问世，人牲加玉石的情况再度呈现。如宋镇豪新著《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指出：“安阳洹北商城近年发现的宫室基址群，呈成排分布，方向均北偏东13度，与当地太阳南北纬度方向一致。在南北中轴线南段发掘的一号‘回’字形大型宫室基址，在基址夯土中及庭院内外发现40余处祭祀遗存，普遍发现羊、猪、犬等祭牲，如主殿正室台基夯土中有一殉狗坑，似属奠基遗存。门塾内外发现的20余处祭祀坑，均是压在路土之下，打破基址的基槽，也属于建筑过程中的祭祀遗存，有人祭坑和属于酒祭或血祭之类特殊祭祀仪式的方形‘空坑’，人祭坑中的人牲年龄仅14—15岁，伴出玉器等细小饰品。在靠近庭院的2号门道处有一个长方形人祭坑，里面埋着一具被砍去半个头颅的人架，似属于安门仪式的遗存。主殿台阶前10多个祭祀坑，有的埋人，一坑一人，有4个坑内同出玉柄形饰。”^[24]2012年通过答辩的山东大学杨谦的硕士论文《商代中原地区建筑类祭祀研究》，结合古文字和文献材料，试图划分出三种建筑仪式类型，即“奠”祭、祀墙和祀门，三种仪式中仅有祀门仪式使用玉器。该文还分析祭祀牺牲有人牲、动物牺牲、器物和植物四种，使用了斩首、劈砍、土埋和毁器等处理方式，体现出建筑祭仪与其他商代祭祀的差异。有关商代城墙，该文指出偃师商城、桓北商城、郑州望京楼城址、辉县孟庄4个遗址的城墙中发现建筑类祭祀遗存，祭祀遗存均位于护坡底部或基槽夯土中。不过建筑祭祀用玉的案例目前仅有洹北商城一例。

在古人的信仰世界中，建筑绝不只是一项技术性的工程，同时也是神圣性的营造过程。建筑巫术现象之所以在考古报告中频繁出现，这和华夏远古社会神话宇宙观支配的吉凶祸福观密切联系在一起。以距今约2000多年的出土文物《秦简日书》为例，尚可清楚地体认古人观念世界中对一年四季的建筑行为之种种顾忌。以下引用吴小强对秦简记录的现代汉语译文：

春季三月，上帝在申日修造房室，在卯日攻击人，在辰日屠杀生灵，以庚辛日为四废日。

夏季三月，上帝在寅日修造房室，在午日攻击人，在未日屠杀生灵，以壬癸日为四废日。

秋季三月，上帝在巳日修造房室，在酉日攻击人，在戌日屠杀生灵，以甲乙日为四废日。

冬季三月，上帝在辰日修造房室，在子日攻击人，在丑日屠杀生灵，以丙丁日为四废日。

春季三月，不要建造面朝东方的房子。

夏季三月，不要建造面朝南方的房子。

秋季三月，不要建造面朝西方的房子。

冬季三月，不要建造面朝北方的房子。要是不按照这种规定去做，是非常凶险的，一定会有人死去。

建造面朝北向的门，应在七月、八月、九月进行，具体日子是丙午日、丁酉日、丙申日，并修筑家院围墙。献祭神灵的牺牲是红色的。

建造面朝南向的门，应在正月、二月、三月进行，其具体日子是癸酉日、壬辰日、壬午日，并修筑家院围墙。用来献祭神灵的牺牲是黑色的。(www.xing528.com)

建造面朝东向的门，应在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进行，其具体日子是辛酉日、庚午日、庚辰日，并修筑家院围墙。用来献祭神灵的牺牲是白色的。

建造面朝西向的门，应在四月、五月、六月进行，其具体日子是乙未日、甲午日、甲辰日，并修筑家院围墙。用来献祭神灵的牺牲是青色的。

凡是上帝修造房室的日子，都不能修建房子。如果在上帝“为室日”建大内室，大官就会死；建右边房宅，大儿子媳妇就会死；建左边宅房，二儿子媳妇就要死；修筑外墙，孙子、儿子就要死；修筑北边围墙，家里的牛、羊会死光。在上帝屠杀生灵的“杀日”，不要宰杀六畜，不能够在这一天娶媳妇、嫁女儿、祭祷神灵，卖出货物。在上帝的“四废日”，不能够改建或盖房子。^[25]

如果把《秦简日书》作为出土文献即“二重证据”，那么还可以同时参照“三重证据”即人类学民族志材料。先看台湾布农族的神鬼观：布农族认为横死者的灵魂虽能升天，但不会到冥府（asangqanitu）。他们是徘徊在宇宙间的鬼灵，不是出来吓人，就是会给人带来灾祸。^[26]建筑当然要考虑防御此类灵鬼的攻击。布农族巫师多为女性，经常戴着以丝线串着竹环的项链。她们举行占卜的方式，“通常是将玉石放置瓢上以判断吉凶”。^[27]占卜即祈求神意，占卜用玉石和龟甲，是因为这两种物质皆被神化。部落中通常有因家人频频死亡、横死或自杀、耕地离家太远等因素而迁居，迁居前要寻觅筑屋地点，选定后盖间小屋，于该处夜宿一晚，梦吉则整地，再梦吉即可堆砌石墙并宰猪庆祝。梦兆和占卜一样，是获取神意的又一种方式。有此超自然的启示，方可从事立柱、覆盖屋顶等工事。新居落成之后，先将旧居的粟谷搬运过来，接着宰猪以祈求家宅平安、无病无灾。

还有报告说，台湾地区的高山族“达启觅加蕃”人通常会因为蜜蜂或鼹鼠进入屋内、屋内长出菇蕈、幼儿在屋内遭火烧死、母亲误踩死幼儿或是农作物年年歉收等因素而迁居。此外，房屋老旧、年内有3位家人死亡或是横死者亦会迁居，以避免再遭不测。迁居前先选地盖小屋。卜梦，梦吉则开始整地。整地时，若是锄柄脱落、折断，或有蛇出现等事发生都得立即停工，以免发生意外。建材仰赖亲戚们协助搬运，但若遇亲戚生病或人手不足时，可请邻居前来协助。房屋竣工后饮酒庆祝。东家须准备酒六罋，并宰杀猪牛宴请宾客。新居落成，要先将旧居的粟搬运过来，并以猪肩骨挥祓，祈祷丰收。宰杀牛猪时忌讳使用刀刃，仅能使用竹矛，避免将来粟谷歉收。^[28]

以上是日本人类学家在东埔社所作的调查报告。下面再看云南哈尼族的辟邪术：

哈尼族的驱邪和避邪是利用一定的物品来达到防止鬼怪和敌者冒犯的。最早的避邪物，都是生产工具或认为可以抵御鬼神的自然物。如在门头上悬挂黄泡刺、艾蒿、断锯片、蜂窝、鸡蛋壳、烂草鞋、破犁头、黑蛇头壳等，目的是想以这些东西阻止鬼神或邪恶侵入宅内作祟。在哈尼族的避邪物中，金属器皿被认为可以抵御鬼神，如铜矛、剑这些东西锋利无比，夜里睡觉时压于枕下，或悬挂门头，皆可以达避邪驱鬼之目的。^[29]

民族志材料的旁证表明，石峁出土的大量玉兵器和玉工具，包括玉器残件在内，在当时都可能发挥类似的驱邪避鬼功能。尤其是史前玉文化中常见的玉兵器，以往的学界争论在于其用途方面，即：玉兵器究竟是作为实战武器使用，还是作为仪仗用途的礼器使用？现在看来，玉兵器的产生是以实用性玉工具为基础的，^[30]但玉兵器本身却不是实战武器，而是神话想象的强大武器，即驱鬼避邪类神话信仰所催生的精神武器。由此看，龙山文化以来的建筑巫术活动，目的无非是针对两类防御对象：一类是实际的外来攻击者，异族武装之敌人；另一类是虚幻的神话想象的攻击者，鬼怪游魂之类。

《周礼》中规定的六种玉礼器之一的圭，从其方形尖顶玉片的外形看，就和玉戈、玉矛一类兵器有着渊源承继关联。钟敬文主编《中国民俗史（先秦卷）》依据《周礼·玉人》所言“大圭长三尺，柕上，终葵首，天子服之”，郑注：“终葵，锥也”，认为终葵为巫师所戴方形尖顶面具，亦为方形尖顶的玉片或石片——圭，两者皆当与驱鬼有关。^[31]随着玉器时代的结束和青铜时代的到来，避邪驱鬼之器自然会从玉器转移到金属器。

玉器时代说是中国学界针对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情况提出的，国际上常用的名称是铜石并用时代。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考古学导论》（A Short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在讨论考古学时代划分标准问题时，认为应该坚持通用的五个时代划分（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而不宜轻易添加其他的时代划分。柴尔德还对意大利史前学家提出的铜石并用时代说提出质疑，认为在所有地方的青铜时代初都有类似的现象，即当时金属非常昂贵，仅为社会中少数人所占有，所以一般工具制造仍然沿用石器。

土耳其的学者们被德国的发掘者引入歧途，不幸使用了“铜石并用”“铜器”和“青铜器”时代来标志安纳托利亚（Anatolian）史前史的连续阶段，实际上他们所说的“铜器时代”无论类型和时代都等同于爱琴海沿岸和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早期青铜器时代”。至于在其以前的“铜石并用”好像是和希腊的新石器时代排列相类似，或许与爱琴海的早期青铜器时代相一致，这样一来“铜石并用”和“铜器时代”是应该废弃的。至于中石器时代已经确立了，不能轻易地废掉。因而研究者必须全力地使用五个时代的分期。^[32]

不过，柴尔德本人实际上并未遵守他提出的原则，在《欧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等书中，他又回到铜石并用时代的划分。如他提到铜石并用时代的欧洲西部伊比利亚半岛遗址出土珍贵材料——黄金、象牙、硬玉、黑玉、绿松石等。^[33]在讲述特洛伊遗址二期的青铜文化层时，他提到与铜器同时出土的有精致的石器和玉器情况：“最精致的石制武器是产自珍宝L期的磨制与装饰精美的绿玉斧，斧柄末端装有水晶球。它们一定是权威的象征。”^[34]他还注意到，除了金银外，水晶、青金石、玛瑙和象牙也是特洛伊人的杰作。作为玉石奢侈品的青金石，其出产地在中亚阿富汗，主要消费地是苏美尔、埃及、巴比伦等最早的文明城市，经过土耳其的特洛伊传入迈锡尼和希腊。运送青金石的数千公里路线乃是欧亚大陆最早出现的玉石之路。^[35]在《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一书中，柴尔德讨论了世界最早的城市文明的发生——“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革命”，注意到早期城市兴起以神庙建筑的奢侈品为中心形象，还特别提示建造神庙所用的珍贵材料及所需的大量劳动力。

矗立纪念性神庙和人工塔山、生产砖块和高脚杯状陶钉、（从叙利亚或伊朗山区）进口松木，以及用天青石（即青金石——引者注）、银、铅和铜装饰神龛，表明存在可观的劳动力——巨大的人口。就其规模而言，社群已经从村落扩大为城市。同时，它也变得越来越富裕。^[36]

在这里，柴尔德强调了伴随城市文明而来的规模性利用贵金属材料，以及对当时人同样珍视的非金属的石料——青金石（天青石）。至于加工这些在史前社会中没有也不需要的珍贵材料的特殊工匠集团的性质，柴尔德作出精辟的推测性判断，认为他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手工业工人，而是一批带有宗教热情的人士，甚至是以为神献身的精神而不计报酬地投入神圣工程的建造。这样看来，催生早期城市文明的神庙建造者，不宜被简单视为一般的手艺人。从史前部落到文明城邦，社会的财富和劳动力是围绕着祭拜神灵的目的而逐渐集中起来的，神话想象中的天神们，无形中成为驱动历史前行的动力源头。这对于认识中国史前玉器生产与文明起源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文明城邦的建立与跨地区的商品贸易密切相关，为了修筑神庙而需要大量的贵重材料，其中多半是本土所缺乏的，要依靠远程贸易来大量进口。“大约公元前3000年前，红铜或青铜、建筑木材、至少用于制作手推磨和门墩的石头，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对神祇而言，金、银、铅、天青石和其他贵重的物品都是生活必需品。的确，这些材料在遗存中大量出现，则表明进口贸易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而且从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阶段起，进口物品在墓葬中也很常见。红铜主要来自波斯湾的阿曼，也可能来自东部山地；锡矿来自伊朗东部的德兰吉亚纳（Drangiana）、叙利亚、小亚细亚，甚或来自欧洲；陶鲁斯山（Taurus Mountains）是银和铅的主要产地；来自山区，也有可能来自叙利亚沿海的木材运达东北部地区；最优质石料来自阿曼，天青石来自阿富汗东北的巴达克善（Badakshan），珍珠母来自波斯湾，贝壳来自印度半岛。贸易是如此广泛、如此活跃，产自印度河流域的商品——印章、护身符、珠子，甚至陶坯也被运来了！ ” ^[37]在讲到近东的史前文化哈拉夫文化时，柴尔德特意说明了魔力的观念如何支配当时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雕刻的护身符不仅逼真实用，而且也同样具有魔力。印章的作用也是如此。在黏土上盖印章，应看作是传递魔力的行为。^[38]讲到冶金术的发明，同样涉及辟邪仪式的背景。^[39]印章、串珠和护身符等物品生产与史前中国玉器生产有着异曲同工的观念基础，即避邪神话。

玉石、印章和护符等能够承载避邪的神力，因为这些物质在信仰中代表着神。如古埃及神话信仰认为，天神即天空女神，又被叫作绿松石女神，因为绿松石的天蓝色恰好类比蓝天。中国的青绿色玉石也是如此。所谓“苍璧礼天”之说，即是来自颜色类比的神话认识。哈托尔女神，有时被说成拉（Re）神的母亲，表现为一只母牛，在两只牛角之间顶着太阳盘。也有些材料称她为拉神的女儿或神的眼睛。她的名字意思是“荷鲁斯的神庙”（Huwt-Hor），这个名称强调的是她作为“天空夫人”（lady of the sky），因为荷鲁斯是天空之主。^[40]对她的崇拜不限于埃及人，也有希腊人，他们还把她与希腊的爱神阿佛洛狄忒相联系。在拜布罗斯，她还被奉为“拜布罗斯夫人”。在西奈半岛，这个为古代世界提供绿松石的地方，她被供奉在庙宇中，被奉为“绿松石女神”（Mistress of Turquoise）。^[41]

人类学家昆兹的《宝石的巫术与护身符》一书引述了一则古埃及故事，表明绿松石在当时的神奇价值：法老为了解除精神压力，让20名盛装美女划船在宫廷的湖中荡舟。其中一位美女在划桨时不小心将头上戴着的一个精美绿松石头饰掉进水里，她为此懊悔不已。一位名叫Zazamankh的宫廷巫师有能力通过他的法术对此作出补救。他口中念诵一段法力强大的咒语，那绿松石竟然从水底升起来，漂浮到水面上，美女将它捡起来，重新戴到自己头上。^[42]这个古埃及的首饰故事表明，对于现代人而言的装饰品，在远古时主要不是装饰，其承载的美学价值和身份等级意义是派生的，其巫术魔法价值才是原初的和原生的。古埃及人确信不同种类的宝石都具有特殊的护身保佑作用，他们将这些美石组合到自己的项链上，以便获得抵御外来邪魔侵袭的神力。通常的美石有翡翠、红玉髓、天青石、玛瑙、紫水晶、绿宝石、半宝石、金珠、银珠、琉璃珠、陶珠等。为了增强这些首饰的辟邪神力，还要将小型的神像和神圣动物像加在各种宝石之间。即使在木乃伊和木乃伊棺木上，也会模拟性地绘制出装饰有此类珍贵玉石、花卉等图像的项链或项圈，作为护符。^[43]对于中国史前玉器中的玉人形象，石峁玉器中较为少见的玉人头像，曾有玉学专家将其解说为想象中的“一目国”形象，^[44]是否也能够从承载神力或祖灵的意义上重新解说呢？还有，榆林地区收藏家收集的出自石峁遗址的石雕人头像（已公开发表的17件），已有学者参照批量出现的牙璋等玉礼器情况，判断其为石峁巫觋集团宗教法事用具。^[45]目前根据新发现的石峁石城建筑用玉器和埋人头现象，用避邪神话解释这一批石雕人头像，似比泛泛归之为巫觋用品能够更加明确其精神屏障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