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瑶台：石峁石城的精神防御

石峁古城的重现天日，伴随着诸多出人意外的震惊之处，让现代人感受到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启发探索者去思考：4000年前石峁古城建城者属于什么样的人群？是何种信仰观念驱使他们做出奇异行为——用玉礼器填充高大的城墙？

图16—1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龙山文化石城一角

（2013年摄于石峁城东门）

第一个震惊是年代的发现。石峁出古玉的名声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当地民间大量玉器不断外流，外界和学界却弄不大清楚其具体出处。20世纪70年代，一位考古专业人士通过石峁村干部动员，一次就从村民手中采集到玉器120多件。^[2]石峁村周边乱石嶙峋的山冈上分布着若隐若现的石砌城墙，人们司空见惯，一直以为其是明长城的残破遗存。经过发掘采样石头城墙中的建筑木料，根据碳十四检测获知，这些暴露在山梁上的干打垒式古城残留，既不是明长城，也不是秦汉长城，而是4300年至4000年前建造和使用的地方政权的王城（图16—1）。

图16—2　陕西神木石峁古城选址的风水学背景

（2013年摄于石峁城东门高台）

紧接着而来的第二个震惊是古城面积。根据现有城墙残迹的面积测算，石峁石城超过400万平方米，比已知的陶寺古城和良渚古城都大得多，于是当下便获得“中国史前最大的古城”的美称。

第三个震惊是这座古城居然有类似北京和紫禁城的环套结构设计，即：外城套着内城，内城之中还有一个被当地百姓叫作皇城台的建筑群。这意味着，国人所熟悉的历代帝王都城建筑格局，早在中原文明崛起以前就诞生在北方的河套地区了！如果说石峁古城的外城相当于北京城，内城则相当于紫禁城，皇城台则相当于故宫中央的太和殿等建筑群。其建筑结构中隐喻的天人合一风水意蕴和神圣王权意蕴，在山川环抱的宏大气势中，得以充分彰显（图16—2）。^[3]

第四个让人震惊的发现是城墙附近有两处集中埋放人头的遗迹，每处都是24个人头。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4]

图16—3　陕西神木石峁石城东门照壁等倒塌墙体内的玉器

（2013年摄于考古工棚）

石峁遗址先民建造城池为什么要用砍伐人头的行为作为奠基典礼的组成部分？目前正式发掘清理的仅位于古城地势最高处的一座东城门，就发现有48位牺牲者，全城（外城墙现存长度约4200米，内城墙现存长度约5700米，合计长度将近10公里）之下又将有多少被砍伐的人头呢？这48个骷髅多为年轻女子之头，那又诉说着史前古城埋藏着怎样的父权制社会暴力之历史秘密呢？^[5]

第五大震惊是玉器出土的位置。以往出土古玉大多在墓葬、房址、灰坑、祭祀坑或祭坛等处，2012年却在高出地面的东城门照壁墙体里面发现多件玉铲，在倒塌的城门北墩台散水堆积中发现1件玉璜。这意味着石峁石城的建城者将琢磨好的玉器成品穿插在了筑城时垒砌石块的缝隙之中（图16—3）。建筑本身用玉的情况，在迄今的史前考古报告中很少出现，而商代建筑基址则有零星的发现。大家都知道优质玉料本身的稀有性，使得玉器成为社会中的顶级奢侈品。与石峁遗址相距不远的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是一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遗存，那里只有高等级墓葬中才能见到零星的玉器和绿松石饰品。对比之下，石峁古城的年代始于龙山中晚期，结束于夏代，持续的时间约300年，远不如朱开沟遗址的约800年，为什么玉器在朱开沟那里难得一见，而石峁这里不仅墓葬中有玉器随葬，连建城都使用玉器呢？

图16—4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采集的玉刀

（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www.xing528.com)

遗址的级别当然是解答的关键。朱开沟只是一般的史前聚落，遗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只是石峁遗址的1/8。石峁古城的规模和建城所需劳动力数量足以说明，这里不仅是河套地区的史前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而且是整个北方最显赫的聚落中心和地方政权所在，其武力征服和威慑的范围、所能够获取的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的数量规模，都不是一般的史前聚落所能比拟的。石峁玉器以大件的玉璋、玉刀为代表（图16—4），所耗费的玉材数量非同一般。即使当地没有玉石矿藏的原材料供应，石峁王国的统治者也能够在一个较为广大的地域范围调动和运送玉石，保证玉礼器奢侈品的生产和使用。这就使得建筑用玉这样罕见的现象得以发生在4000年前。

研究中国神话的学人都熟悉古文献中一再讲到的瑶台、玉门之类的神话建筑，从命名上就不难看出此类神话建筑物肯定与玉石材料有关，而且由此直接催生出中国人有关玉宇琼楼的天界梦想。自儒家圣人推出“不语怪力乱神”的话语禁忌，几千年来没有多少人把瑶台、玉门等玉质建筑当作现实的存在，无非是诗词幻景中描绘的缥缈仙界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夏代统治者的历史记忆中有明确的玉器宝物和修筑瑶台、玉门之类奢华建筑的信息。

《山海经·海外西经》讲到夏启有乘龙升天的本领，其标志物是左手操翳，右手操（玉）环，身佩玉璜。在晋代郭璞所作《山海经图赞》中，统治者凭借玉礼器通天的母题再度得到强调：“筮御飞龙，果舞九代。云融是挥，玉璜是佩。对扬帝德，禀天灵诲。”^[6]其末句“禀天灵诲”是承接天神圣旨的意思，玉璜则是通神者的媒介物和神圣标志物。

玉器为什么会和通天通神的母题结合在一起？《竹书纪年》卷上也讲到夏启举行礼仪活动的一个特殊场所是玉石装饰的高台：“帝启，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璿台。”“璿台”亦作“璇台”或“琁台”。不论是“璿”字，还是“璇”字，本义皆为美玉。看来夏代君王的升天通神本领与其拥有的神秘玉器存在某种相关性。《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云：“至如夏后二龙，载驱璿台之上。”李善注引《易·归藏》曰：“昔者夏后启筮享神于晋之墟，作为璿台于水之阳。”^[7]

修筑璿台的夏启是夏代第一位统治者，修筑玉门的夏桀则是夏代最后一位统治者。笔者在《玉石神话与夏代神话历史》^[8]《三星堆与西南玉石之路——夏桀伐岷山神话解》^[9]等文中已经从神圣资源依赖视角论述到夏代统治者与玉礼器和建筑用玉的特殊关联性，并引用5处古籍记载。

例一，《汲冢古文》说：“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10]

例二，《晏子春秋·谏下十八》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璿室、玉门。”^[11]

例三，《竹书纪年》云：“桀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12]

例四，《淮南子·本经训》云：“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琁室、瑶台、象廊、玉床。”高诱注：“琁、瑶，石之似玉，以饰室台也。用象牙饰廊殿，以玉为床。言淫役也。琁或作旋，瑶或作摇，言室施机关，可转旋也；台可摇动，极土木之巧也。”^[13]

例五，张衡《东京赋》云：“必以肆奢为贤，则是黄帝合宫，有虞总期，固不如夏癸之瑶台，殷辛之琼室也，汤武谁革而用师哉？”^[14]

从表层叙事看，夏桀因为宠幸妹喜或琬琰而亡国，以及因为滥用民力建造玉质宫殿而亡国，说的是两件事；但是从深层的隐喻意义看，两件事也是一件事，因为如前文所分析的，琬琰就是蜀山之玉的人格化、女性化联想的产物。

以上5条记载中，桀以玉材营造的建筑有倾宫、瑶台、璇室（琁室）、琼室、玉门、玉床，花样虽多，但都是玉制。^[15]

以往的研究者们即使发挥想象力，也难以弄清夏代玉材建筑的奥秘，为什么其会给后人留下如此深远的印象——古书中的瑶台、璇室、玉门永远是难解的哑谜。如今有了比夏代纪年还早的石峁古城作为实物证据（第四重证据），是否可以让人明白，玉质建筑不是古人凭空想象的臆造或杜撰，而是以穿插或装点着玉器的建筑作为原型，被神话化再造的结果。实际上史前石峁人在石头建筑中穿插玉器，不是作为建材用，而是为满足精神防御的作用，即发挥玉器中蕴含的能量，产生避邪神话之功效。此种行为的根源在于以玉石为神圣物的信仰和观念。

石峁考古队队员邵晶介绍说，目前还没有展开对石峁古城的大规模发掘，只对石城东门旁的一段墙体垮塌做清理便在墙体中发现6件玉器。这证实了当地老乡一再陈述的，采集的玉器常常出在残垣断壁中。

史前人建城用玉器的现象耐人寻味，城墙上的玉器和城下的女性头骨足以营造出一种强大的精神信仰气场，用今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词可称之为“避邪神话”。玉器能够避邪防灾，护身防病，在中国民间是家喻户晓的常识。此说有曹雪芹笔下主人公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为证。玉之所以能够为“宝”，关键就在于“通灵”。从民间信仰角度看，通灵即通神，这是玉石神话信仰或玉教之最基本教义。有了这样的史前观念大背景，再看把琢磨好的玉器放进城墙内部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就可打消。对于一切外来入侵者，石峁古城不只是一座物质的建筑屏障，更是一座符合史前信仰的巨大精神屏障：地下的人头和地上的玉器组合起来，贯通天地之气，沟通人鬼神三界。对于城内的居住者而言，还会有比这更加强大有力的精神安全保障吗？

关于人头与玉器的灵力交感互动，有3000多年前留下的甲骨卜辞材料可引为旁证。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一书从商代后期的卜辞文字中归纳出殷商国家人祭礼仪的多种方式，其中第一种称为“斩人牲首法”。

商代最常见的杀人祭神方式，伐字所代表的：用戈架在人之颈上。伐字作动词指屠杀人牲，还作名词指被斩首之牺牲者，或指祭祀礼仪的名称。《甲骨文合集》6016正：“戊戌卜，争，贞王归奏玉其伐。”该句卜辞意谓戊戌日占卜，贞人争贞问王返回献玉时是否应该砍下人牲的头用来祭祀。^[16]

要追问殷商国家砍伐人头仪式行为的观念动机，从人类学和原始宗教研究提出的“马纳”（灵力）概念中，可以获得初步的解答线索。人头能够集中地代表灵力、魔力的聚集处，^[17]其强大的避邪功能早已为史前社会所惯用，在现存的原住民社会也是常见的。下面举出一例台湾原住民的避邪信念与行为。据调查报告，泰雅族的Mэkatashek氏族男人有一种风俗，他们剪下妻子的部分头发，缠绕于刀柄上。^[18]按照译注者杨南郡添加的注释：“通常剪下一束敌首的头发，缀系于刀鞘末端，用于避邪。这支氏族的做法特别，借用妻的头发。按原始人相信头颅（包括头发）有灵力，借用灵力驱邪。”^[19]

玉器“通灵”或“通神”的信念同样来自玉石中蕴含“马纳”的想象，这是我们探寻中国神话发生根源所找到的第一重要的支配性想象。唯其如此，才能够将玉教视为华夏文明先于“中国”而出现的“宗教”。就4000年前的东亚版图而言，哪里出现玉礼器生产，哪里就埋下了中国统一的神话信仰种子。到了周代，虽然金属神话后来居上，青铜礼器生产规模已经凌驾到玉器生产之上，但是古老的玉石神话信念却丝毫未减。表现之一是《国语》中关于“玉帛为二精”的金言；表现之二是秦始皇选择统一中国的至高神权象征物为玉玺，传国玉玺一旦确定，就成为历代帝王遵循效法的对象，直到大清王朝的末代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