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自2012年夏以来曾3次走访石峁的龙山文化古城遗址。从考古现场得知，有中国史前最大城市之称的石峁城有400万平方米，2012年发掘清理的只是该石城的一座东门。在垮塌的墙体中发掘出6件玉器，分别是玉铲、玉璜和玉璜残件。在陕西当地，更受欢迎的观点是将石峁古城看作黄帝集团的遗址，相关文章在《光明日报》刊登并引起持续的争论。[24]不过，从石峁城墙中木料取样的碳十四测年结果看，建城和使用的年代在距今4300年至4000年间，约相当于夏代早期及更早些的传说时代，即唐尧虞舜时代，与自古相传的黄帝5000年说，尚有近千年的差距。根据以往研究经验，不宜轻易将史前考古遗址同传说的某一位古帝王直接对应，因为此类对应来自主观猜测，很难证实，除非有考古发现的文字记录或其他较确实的符号系统证明，否则容易引起持久的争议。就连河南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代都城所在，至今还争议颇多，更不用说石峁遗址是不是黄帝集团的遗迹了。
目前更需要学界关注和解释的是：相当于夏代的4000多年前的古城墙建筑用玉现象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和古书记载中有关夏代帝王的事迹有没有对应点？如果有，又该作出何种联系和因果解释？石峁当地出古玉的名声已有半个多世纪，陕北民间一直有大量玉器外流，学界却弄不大清楚具体出处。20世纪70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戴应新先生到当地调研时，曾经通过村干部动员，一次就从石峁村民手中采集到玉器126件。[25]当地农民的一个说法就是玉器来自石墙的墙体。为了获取古玉，许多墙体遭到盗掘和破坏，现在残存的城墙已经十分破败和零碎。由于这一带本来就是明代长城分布的地区，人们也就一直以为这些藏玉的石城属于明长城残部。现在终于真相大白：这些残垣断壁是史前期的龙山文化先民修筑和使用的。该城在距今约4000年时被废弃，之后并没有发现商代及其以后的建筑和遗物，这意味着石峁古城代表的是一种失落的文化。石峁的玉器生产和使用并没有在当地的后世文化中传承下来，而是传播到其他地域。可能的传播方向：一是向西，进入宁夏、甘肃、青海地区，成为齐家文化玉器的源头之一；二是向南，成为延安和关中等地龙山文化玉器的源头，并辗转而波及影响到河洛地区二里头文化玉器及商代玉器。二里头遗址高等级墓葬出土的玉刀、玉璋组合（图15—2），从形制和墨玉用料看，均与石峁玉刀、玉璋如出一辙（图15—3），或可作为文化关联的很好物证。
图15—2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墨玉璋
（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玉器馆）
图15—3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墨玉璋
（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2012年夏通过答辩的山东大学杨谦的硕士论文《商代中原地区建筑类祭祀研究》，将商代建筑仪式划分为三类：奠祭、祀墙和祀门。三种仪式中仅有祀门仪式使用玉器。如今看来，建筑仪式用玉的传统也是殷商人继承的史前文化传统。石峁古城还有一个让人惊悚的发现：城墙东门路面下和墙基外侧有两处集中埋放人头的遗迹，每处都是24个人头。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先民建造城池用砍伐人头的行为作为奠基礼，这和建筑用玉的辟邪目的是一致的。2012年发掘清理的只是古城地势最高处的一座东城门，就发现2处48位牺牲者的头颅。2013年6月笔者再度考察时，人头坑的数量已经增加到4个，开始发掘的东门北侧城墙基址下方，延墙体伸展的方向有新发现的2个人头坑，大坑中依然有24个人头，小坑中则发掘出6个人头。奠基用人头数量已经达到78个之多。照此推测，全城（外城墙现存长度约4200米，内城墙现存长度约5700米，合计长度将近10公里）之下不知有多少被砍的人头！这78个人头多为年轻女子之头，她们与石峁建城者和统治者有怎样的关系？是敌对一方的俘虏被残杀，还是族群的牺牲行为？这一切还都是谜。
辟邪的“辟”字，下方加上玉字就是代表玉礼器的“璧”，可象征精神上的通神、防御和保佑；下方加上土字就是代表城墙的“壁”，代表现实的防御和保护。辟邪需要人头祭祀的情况，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建筑仪式、遗迹中多有发现，但从来没有发现使用这么多人头的。辟邪用玉用金（金属）的情况，在华夏周边的少数民族建筑奠基礼上至今还能见到。联系到石峁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见十四章图14—3），以及石雕巨型人面像（图15—4）等，4000年前先民用玉的辟邪神话功能便呈现得十分明显。有关史前时代的石雕或陶塑人头人面等，萧兵先生均从辟邪意义上去理解。他写道：
图15—4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头像
李水城《从大溪出土石雕人面谈几个问题》认为，它（即玉雕人面）确实可能是一种“护身符性质的形象化灵物”。它出现在一座儿童墓中，我们觉得就更可能是辟邪护身的“佩饰”，就好像后来的贾宝玉佩戴“通灵宝玉”，一般孩子戴“金锁”项圈、虎面佩饰一样——至于那人面所“属”还难于认定，只是可以肯定，无论是祖灵或人神造像，抑或猎获的“敌枭”造像，都具有辟除邪恶的功能。[26]
结合石峁建城用玉器于墙壁中的情况看，《红楼梦》等文学作品表现的玉器能够辟邪护身的观念普及流行于民间，其源头显然是史前大传统的玉石神话信仰。玉器或玉质建筑物的想象，其观念原型即神话中的神仙所居之地。《山海经·大荒西经》把日月所入的那一座山称为“丰沮玉门”，而夏代的帝桀也曾修筑人间的“玉门”和“瑶台”。至于瑶台的原型，自然和西王母神话相关。《穆天子传》卷三云：天子宾于西王母，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后世文学有关瑶池或瑶台的想象再造，总是和玉界仙境联系在一起。如“仙宫莫非也寂寞，子夜乘风下瑶台”；“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飞雪漫天传圣讯，速邀芳客赴瑶台”；“瑶台休更觅，只此即神仙”；等等，皆是其例。夏代帝王用美玉砌成的楼台，从命名上看就是模拟昆仑山玉界的。除了瑶台之外，还有所谓“璇室”。“璇室”特指饰有璇玉的宫室。“璇”通“旋”，故又写作“旋室”。有一种说法认为，指装有旋转机关的宫室。《淮南子·墬形训》：“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高诱注：“旋室，以旋玉饰室也。一说，室旋机关可转旋，故曰旋室。”从石峁玉器中多见玉璇玑的现象看，璇室的原型或许和玉璇玑本身的神话宇宙论意蕴有关，值得进一步探究。在有关夏代玉质建筑物的三种名目中，唯有“玉门”一项成为华夏文明史上著名的河西走廊地名和关口名，而且其地点就在向中原输送和田玉的玉石之路枢纽上。
玉门关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城西北约80公里处的戈壁滩上，一名小方盘城，是长城西端的重要关口。现存的玉门关城垣完整，总体呈方形，东西长24米，南北宽26.4米，残垣高9.7米，全为黄胶土筑成，面积633平方米，西墙、北墙各开一门，城北坡下有东西大车道，是历史上中原和西域诸国来往及邮驿之路。关于玉门关的起名问题，民间文学的叙事给出了更加贴近上古信仰的解释：玉门关原来叫小方盘城，当时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数千里路上的主要运载工具是骆驼。骆驼队一旦进入小方盘城就卧地害病，这使押运玉石的官员十分恼火。有一位回鹘老人说，骆驼害病是由于被运送的玉石在作怪，需要安抚它，为玉石祈祷。具体做法是在小方盘城的城门上砌一圈玉石。玉石进关时见到城上有光泽，以为仍在和田故土，就不作怪了。官员听从回鹘老人的劝说，在小方盘城城门上方砌了一圈晶莹光润的玉石，小方盘城也就改名叫玉门关了。[27]回鹘人，一般被认为是现代新疆维吾尔人的前身，在数千年新疆和田玉输送中原的过程中，他们在月氏人之后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敦煌当地民间文学中的表现的回鹘老人的说法，也间接见证着历史上新疆与中原的相互联系。
根据原始信仰的万物有灵观念，草木、石头等自然物都是像人一样的有灵之活物。具体而言，相信玉石通灵的玉教信仰观念的核心在于如下几点：其一，神灵高高在上，看不到也摸不到；其二，世间稀有的玉石即代表着下到凡间的神灵，使得遥不可及的神灵变得具体而实在；其三，玉石之所以能够代表神灵，主要是因为玉石的颜色和半透明性近似天空之体，于是先民在想象中将玉类比于天和天神；其四，将玉石用于祭祀礼仪活动，是让信仰者直接感触到超自然存在，实现人神沟通和天人沟通；其五，最初的玉教形式就是石头崇拜和石头祭祀，祭祀玉石如神在，如羌族的白石崇拜；其六，用玉石作材料，制作出象征圆天的玉礼器——玉璧，专门用于祭祀仪式。考察《尚书·顾命》篇的周公祭祀、《穆天子传》的穆天子与河宗氏祭祀黄河、《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山川祭祀情况，可知华夏祭礼文化在西周时期已经完成改造升级，即形成以玉璧为主体的玉礼器体系。
石峁城东门山墙体中发现玉器，表明那也是4000年前古人心目中的一座“玉门”。最有参照意义的解读旁证，出自云南兰坪河西一带普米族在建筑奠基仪式上演唱的《祭中柱》歌，其歌词云：
我们寻找一个藏金埋玉的地方
打上地基的围栏
挖了第一锄基槽
埋下了第一个基石[28]
普米族的建筑选址讲究“藏金埋玉”之地，这样的祭祀歌词听起来像是文学性的夸张或夸饰，但它不是在炫富，而是表达一种宗教信仰，因为金玉具有祈祷和辟邪的双重作用。这种做法可以和4000年前石峁建城者的辟邪行为——墙体中藏玉和墙基下埋人头相互对照诠释。
陕西礼泉县流传的唐太宗李世民修建陵墓选址的民间传说，也有先选风水宝地，然后埋下一枚玉钱，压石为记的细节。玉钱自汉代起就被生产和使用，但是玉钱并不能用作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而是用于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祈祷祭祀场合。建筑必须先破土才能动工，用人做牺牲和用玉钱埋到地下，此类行为都暗含向地鬼买地谢罪的宗教意图。玉和人头一样，具有强烈的避邪神话意蕴。此类民间口传资料虽然产生年代较晚，但是其中体现的玉器通神通灵的作用，依然可以作为第三重证据，给玉教观念支配下的华夏文化文本解读带来有益的启迪。
【注释】
[1]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七章第五节“寻找夏文化源”，第155—160页。(www.xing528.com)
[2]关于石峁与齐家文化的关系，参看马明志：《河套地区齐家文化遗存的界定及其意义》，《文博》2009年第5期；叶舒宪：《齐家文化玉器色谱浅说》，《丝绸之路》2013年第11期。关于石峁与陶寺文化的关系，依据2013年6月16日在榆林机场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健民先生的访谈（未刊）。
[3]参看［日］梅原末治：《中国青铜时代考》，胡厚宣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美］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易华：《青铜之路》，见《夷夏先后说》，民族出版社，2012年；杨建华等：《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刘学堂：《青铜长歌》，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
[4]叶舒宪：《中国玉器起源的神话学分析——以兴隆洼文化玉块为例》，《民族艺术》2012年第3期；《“丝绸之路”前身为“玉石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8日。
[5]叶舒宪：《西玉东输与北玉南调》，《能源评论》2012年第9期；《玉石神话与中华认同的形成——文化大传统视角的探索发现》，《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6]参看戴应新：《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稠查》，《考古》1977年第3期；王炜林、孙周勇、邵晶等：《2012年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2年12月21日。
[7]参看叶舒宪：《重建玉石之路》，《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5月17日；《探寻中国梦的缘起，重现失落的远古文明》，《鉴宝》2013年第5期。
[8]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第429页。参看郭沫若：《管子集校（三）》，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3，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页。
[9]参看王国维：《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见《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等，2010年，第283页；［日］江上波夫：《月氏和玉》，见《亚洲文化史研究·论考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7年。
[10]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7年，第46页。
[11]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第460页。
[12]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第462页。
[13]同上书，第560页。
[14]叶舒宪：《玉石之路黄河道再探——山西兴县碧村小玉梁史前玉器调查》，《民族艺术》2014年第5期；张建军：《山西兴县碧村小玉梁龙山文化玉器闻见录》，《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5]叶舒宪：《兴县猪山的史前祭坛——第六次玉帛之路考察简报》，《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16]参看叶舒宪：《玉石之路踏查续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65—186、245—274页；《玉石之路踏查三续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年。
[17]菲利普·科尔：《古代经济、可传播的技术和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转引自［加拿大］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1页。
[18]［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19]叶舒宪：《黄河水道与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丝绸之路》2012年第17期；《玉石之路大传统与丝绸之路小传统》，《能源评论》2012年第11期。
[20]［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21]叶舒宪：《神木、神煤和神玉》，《能源评论》2013年第4期。
[22]叶舒宪：《文化传播：从草原文明到华夏文明》，《内蒙古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西玉东输与华夏文明起源》，《丝绸之路》2013年第10期。
[23]参看［以色列］吉迪：《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余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28—149页。
[24]沈长云：《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光明日报》2013年3月27日。
[25]戴应新：《我与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见《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228—239页。
[26]萧兵：《辟邪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5页。
[27]唐光玉整理：《丝路的传说》，《甘肃民间文学丛刊》1982年第2期。
[28]和顺昌讲述：《祭中柱》，见《云南普米族歌谣集成》，采自“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汉王科技公司，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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