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解析：尧舜北用禺氏之玉统治全天下

华夏国家形成期的资源依赖情况，在先秦文献中有重要的线索提示。如《尸子》所记赴昆仑山采玉运玉之艰难，《管子》一书中向统治者提出的政治经济对策，更有反映远古时期中原王朝政权的资源依赖的说法。《管子·揆度第七十八》云：

齐桓公问于管子曰：“自燧人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8]

这里说到国家治理经验的三种历史模式，即如何区别对待自然和自然资源的三种经济对策，可分别称为共工模式、黄帝模式和尧舜模式。

管子明确说到尧舜王权建立的首要条件是“北用禺氏之玉”。此话值得注意者有二：其一是表明玉料来自北方；其二是表明掌握玉矿资源的人群是外族的禺氏之人。所谓“禺氏”何许人也？王国维和日本的江上波夫等以为就是在北方草原与河西地区的游牧民族大月氏；^[9]徐中舒以为是有虞氏，相当于印欧人种。^[10]至于尧舜圣王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禺氏掌控的北方玉料，管子没有具体说明。如今参照陕北石峁古城遗址所见玉器大量使用的情况判断，玉料或许是通过黄河水路自北向南运送到中原地区的，河套地区史前玉器的批量发现为此提供了新线索。但是玉料的原产地未必出自北方，而是出自西北方，即祁连山—昆仑山一线。禺氏活跃在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所以中原人和东方齐国人印象中的玉料是来自北方的，并不知道其实出自西方。《管子》书中同一篇再次说到玉矿：

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策，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阴山之礝碈，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汝、汉水之右衢黄金，一策也；江阳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氏边山之玉，一策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天下之数尽于轻重矣。”^[11]

管子所说的边山之玉，是作为当时国家重要战略资源而提及的。与边山具体的地理距离，下文有所交代：“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黄金起于汝汉水之右衢，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途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高下其中币，利下上之用。”^[12]在《轻重甲》篇中，管子又一次提及玉矿，表明尧舜时代获得北方玉料的方式之一是靠朝贡。(www.xing528.com)

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嵺琳、琅玕为币乎？故夫握而不见于手，含而不见于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吴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13]

从珠玉资源的输送方向看，边缘性的资源对中央政权的供给是多方向运动的：玉石，自北而南；珠，自南而北。两种资源供给路线图大致勾勒出早期华夏国家的地域控制范围，即北至边山，南抵江汉。石峁玉器的生产和使用的具体地理位置，表明这个权倾一时的巨大方国正是处在中原王朝以北的稍远地区，使得“尧舜北用禺氏之玉”的判断得以落实到4300年前的河套地区北方豪强势力。从距今4000年以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和夏代，直到距今约3000年的周穆王时代，河套地区的北方豪强政权以玉礼器和祭拜黄河的祭祀权而闻名后世，这就是《穆天子传》所记述的河宗氏之邦。它与西周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盟友关系，而与殷商统治者的关系显然是敌对的，所谓“高宗伐鬼方”的事件就表明商代国家与河套地区地方政权的势力冲突和战争情况。显然黄河河套地区距离中原的里程远没有“八千里”之遥，所谓禺氏之玉途经“八千里”抵达中原之说，一定包括禺氏从新疆昆仑山向东输送玉石的全程距离。河套地区或许只是西玉东输路线的黄河上游段到中游段的水路中转站点。2014年6月，第一次玉帛之路考察组在陕西神木县以东的黄河东岸一带，即山西省兴县碧村一个名叫小玉梁的土丘上，发现龙山文化建筑遗址和当地人收藏的龙山文化玉礼器，^[14]并及时将情况向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汇报。一年以后的2015年7月，第六次玉帛之路考察组从包头出发，经过黄河河套南下，一路走来，再度沿着黄河考察兴县的龙山文化分布，在县城以西的二十里铺高山上发现龙山文化祭坛遗址。^[15]黄河两岸地区的这些史前文化遗迹和玉礼器的集中发现，给史前期玉石之路黄河道漕运假说的论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尤其对于理解《管子》为什么要说“尧舜北用禺氏之玉”的问题，打开了新的思考方向。在探索研究的问题意识指引下，沿黄河地区及黄河支流地区的更大规模的田野考察工作，^[16]已经向学者们发出召唤。

在当今国际考古学界，受到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大范围空间系统中的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关注区域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其中周边区域为核心区域提供原料，而核心区域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所有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受制于它们在该系统中作用变化的影响。菲利普·科尔（Philip Kohnl）认为，古代的世界系统很可能仅在表面上类似现代的世界系统。特别是他声称，核心和周边的等级关系很可能远不如现代的稳定，而政治力量在调节这种等级关系上，可能发挥着更显著的作用。个人和群体的迁徙也再次被讨论。而最重要的是意识到，社会与相邻的社会而言，就像它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一样，并非一种封闭的系统，一个社会或文化的发展很可能受制于它所置身其中的一个较大社会网络，或受其影响。人们也日益意识到，也值得对主导这些进程的规则本身进行科学的考察。”^[17]华夏文明起源期形成的数千公里玉石资源供应链，充分表明这个文明国家有其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出自边缘地区，对此资源的消费需求却不是出自边地，而是出自中原核心地区。同时，这种资源需求也拉动了周边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这种资源依赖格局形成的历史从一个方面还能够说明：为什么直到今日河西走廊以西地区的不同民族会成为这一文明国家的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成员，以及为什么新疆的广大地区是统一中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资源依赖这个术语打开的全新视角，足以帮助我们揭开笼罩在历史表象上的一层帷幕，窥探到文明大国得以诞生和运作的某些关键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