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到新世纪以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伴随着考古新发现，重建国家早期历史脉络的重大学术研究不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同时也形成若干疑难点，其中最难获得突破的难点之一是，如何认识夏文化的源流与都城所在，找出中原国家形成的雏形。在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2009—2012年）前夕，笔者完成的前期准备性工作是在甘肃等西部省区连续5年的考察，并在2008年出版《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该书从神话历史视角审视玉文化从周边向中原的运动，初步探讨了晋南的陶寺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和中原二里头文化三者的关联，希望从中窥测到奠定4000年西玉东输文化现象的玉石之路的形成线索，找出华夏文明诞生前夜西北文化与中原文化互动的主要脉络。[1]
当时未能解决的几个困惑是：中原地区玉文化从无到有的转变是借助什么样的外力影响而完成的？换言之，从仰韶文化基本没有玉礼器，到龙山文化批量出现玉礼器，其源头从何而来？具体地看，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玉礼器萌芽（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和陶寺文化玉礼器体系（玉璇玑、玉璧、玉琮组合）是如何西传并影响到齐家文化玉器生产的？齐家文化玉器又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和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玉器发生关系的？解决这些疑问的关键是，在豫西晋南一带发现史前期批量玉礼器的地方和西北甘宁青等地大批量出现玉礼器的地方之间，找出文化传播上的联系和中介路线。
图15—1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龙山文化古城东门
（2013年摄于考古工地）(www.xing528.com)
时隔5年后即2012年，陕北的石峁古城（图15—1）及其玉礼器体系的情况首次得到年代学的证明，无异于给以上的两种联系找到了关键的时空中介点。简言之，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际在黄河东岸谷地缓慢形成的玉礼器文化，在山西襄汾陶寺文化衰亡后转移或传播到黄河西岸并北上，在河套地区的石峁遗址获得空前的发扬光大，于4300年前形成以大件的玉璋和玉刀为主导器形的玉礼器新体系，并直接应用于城墙建筑的辟邪防御；随后再度向西北和南方传播，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齐家文化玉器（4000年前）与二里头文化玉器（3800年前）。[2]
从理论上看，阐发中华文明起源的难点，在于寻找从龙山文化到夏文化的转移契机和进程，这也就意味着寻找到使得中华文化地理版图从新石器时代多中心分立格局（所谓“满天星斗”说）到有史以来的一元中心格局（华夏国家）的转换及其动因，即从多地域的地方性政权到一个具有充分统治力和号召力的中原国家政权雏形样态。这种雏形样态虽然在距今4000年之际仍然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萌芽期，却给后来的商周国家奠定了基本的中原区辐射周边地域的四方一心格局，体现为《山海经》中的五方空间的同心方式国家地理展开模式，又体现为《禹贡》等典籍所载的五服制的、职贡图的范式模型。如果说，青铜时代黄河流域商周国家建构其政权和意识形态所必需的青铜器生产，及其所需要的铜矿资源依赖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的充分注意；[3]那么，探讨4000年前早于商周青铜开采和生产的中原政权主导性资源依赖的情况，就不能诉诸文献记载，只能以考古新发现的遗址和实物为依据，把目光聚焦到先于青铜礼器数千年就形成华夏礼乐文化之源的玉礼器生产和使用情况上来。[4]这方面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原因是华夏玉文化发展史的史前阶段，玉器生产的玉料取材从多点开花的各地区地方玉矿资源，转移和集中到一点独大的新疆和田玉资源，其过程和完成时间问题，学界一直没有得出较为确切的新认识，尚处在自说自话和众说纷纭的状态。
笔者将史前用玉的多点开花格局向中原国家用玉的一点独大格局之转变过程，概括为先有“北玉南传”“东玉西传”后有“西玉东输”的两阶段过程。[5]前一阶段在距今4000年前基本完成，以玉礼器文化自东向西传播，进入河西走廊为标志；后一阶段则以距今4000年之际为开端，通过齐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的互动，将西北地区的新疆和田玉及甘青地区的祁连玉源源不断地输送中原。两大阶段的交汇点就在距今4000年之际，这也正是夏文化发展为华夏第一王朝的年代。为了求证这一资源大转移的过程，仅靠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资料则显得捉襟见肘。结合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玉器新发现，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于2013年6月在陕西榆林召开“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通过对陕北地区龙山文化玉器、玉料的实物观摩和现场讨论，与会专家达成基本一致的认识：在龙山文化晚期和齐家文化时代，即距今4000年前后，西玉东输的华夏国家资源供应模式真正开启，在此过程中，河套地区的古代方国政权起到重要的中转作用。这一模式一旦形成，就一直推展到商周以后的历朝历代，甚至一直延续至今日，其间发生变化的只是运送的规模和具体的输送路线。
2012年以来的考古新发掘情况表明，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史前石城及其建筑用玉现象，昭示出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河套地区龙山文化聚落社会，[6]以其强大的地方性方国政权统治形式，在距今4300年至4000年之际，大批量地生产和使用玉礼器、玉兵器。[7]在当地迄今没有找到玉料矿藏资源的条件下，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政权很可能同时充当着史前期东玉西传（玉教观念和玉文化的传播）与西玉东输（玉石资源的传播）的双重中介作用。石峁玉器群如今的重现天日，对考察华夏文明发生期的玉石资源依赖与具体运输路线图，意义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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