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阗作为中国玉石之路起点的和田玉原产地，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正是由于这种吸引力的作用，才有4000多年来一直未曾终结的西玉东输运动。起初时，运输玉石的路径是在华夏统治者的强烈需求与活跃在于阗至河西走廊一带的印欧人种的月氏人共同作用下开辟出来的。先秦时代记录的玉路全程是7800里，约4000公里，这是一条举世无双的和田玉路（如今走直线的连霍高速路全程4300公里）。随后伴随着于阗成为佛教国家，再度开启西佛东输的传教运动，玉路置换出新的佛像石窟之路。在没有受到佛教影响之前，于阗国在华夏想象中总是和（黄）河源与玉源联系在一起的，昆仑山在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就被视为“帝之下都”，类似世界神话中共有的母题——宇宙山和神话朝圣的目的地。后来的佛教顺利东进，就是因为华夏人有关昆仑山和西王母的神圣化想象原型，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铸就对昆仑和西域的艳羡与向往朝圣之情。这就相当于，华夏本土的神话地理观早已为外来宗教信仰的传播预设好了重要的津梁和阶梯。西汉时代中原国家统治者为了获得和田玉而打通的中西交通路线，给佛教的东向传播提供了最佳的顺水推舟契机。这样一种层次分明的历史程序眼光，使得我们能够从多米诺骨牌的递进效应视角，重新审视这样一种世界宗教传播史遗留下来的未解之谜：原产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为什么不能向西传播，即不能传到西亚、北非和欧洲，偏偏只向东传播，最终在印度本土濒临失传，却全面覆盖到整个东亚国家和地区？
目前的认识和解说是，佛教得以东传的原因不能在佛教信仰本身中去寻找，也不能光看中亚的印欧语系民族的作用，而同时要考虑接受一方即东亚的文化地理上的特殊原因。这就是中原华夏国家已经率先打通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关系，开辟好绵延数千公里的西玉东输的交通大动脉，使得西域诸国的佛教徒们有了直接进入中国传教的必要条件。否则的话，要么是印度的佛教与中国内地居民根本就无缘相见，要么是佛教向东亚传播的时间会大大推迟。
中国自史前时代形成的玉石神话信仰的大传统，自始至终不但不排斥偶像崇拜，而且玉雕人像和神像的神话信仰传播形式一直延续不断，使在中亚地区由于得到希腊雕塑传统再造的佛像这样的视觉传教方式，得以名正言顺地被接引到华夏文明中来。相反，中亚至西亚和欧洲方面，由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禁止偶像崇拜，有效阻挡了作为“像教”的佛教传播，使之很难向西拓展势力，只能向东面传播发展。
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四级跳”中的第三跳和第四跳所走路径，完全是重复着张骞时代或者周穆王时代就已经完全打通的玉石之路。换言之，从玉门关、敦煌再到内地，佛像石窟寺传播的第四跳，其必经之地，就是沿着河西走廊一直向东，再经过拓跋氏之手，从武威传播到晋北的北魏都城平城，然后才随着北魏的迁都，南下进入中原。这样的路线图与今人想象的丝绸之路并不一致，倒是大体上逆向复制出周穆王西游昆仑朝圣玉山所走的北上山西和河套的路线。
【注释】
[1]叶舒宪：《东亚玉文化的发生与玉器时代的分期》，《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2]叶舒宪：《神话观念决定论刍议》，《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3]Tsonev，Tsoni，and Emmanuela Montagnari Kokelj，ed.，The Humanized Mineral World：Towards Social and Symbolic Evaluation of Prehistoric Technologies in South Eastern Europe，Liege-Sofia，2003.
[4]Tripkovivc，Boban，“The Quality and Value in Neolithic Europe：An Alternative View on Obsidian Artifacts”，in Tsonev，Tsoni，and Emmanuela Montagnari Kokelj，eds.，The Humanized Mineral World：Towards Social and Symbolic Evaluation of Prehistoric Technologies in South Eastern Europe，Liege-Sofia，2003，pp.119—124.
[5]Hodder，Ian，ed.，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Catalhὄyűk as Cace Stud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
[6]Hodder，Ian，ed.，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Catalhὄyűk as Cace Stud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7.
[7]Ibid.，pp.146—162.
[8]Ibid.，pp.99—121.
[9]Ibid.，p.99.
[10]Hodder，Ian，ed.，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Catalhὄyűk as Cace Stud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00.
[11]Ibid.，pp.105—106.
[12]［英］伦弗瑞：《史前：文明记忆拼图》，张明玲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
[13]Hodder，Ian.，ed.，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Catalhὄyűk as Cace Stud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7.
[14]Ibid.，p.104.
[15]Ibid.，p.138.
[16]叶舒宪：《论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以西汉窦氏墓玉组佩神话图像解读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再论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从巢湖汉墓玉环天熊图看楚族熊图腾》，《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
[17]［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17页。
[18]占星术来自更古老的天文神话，其发生范围包括旧大陆和新大陆所有人类居住地区，发生时间则在新石器时代，并非文明的产物。参看考古学的分支新学科“天文考古学”的成果结集：Foundtain，Jhon W.，and Rolf M.Sinclair，eds.，Current Studies in Archaeoastonomy，Durham：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05。
[19]［英］伦弗瑞：《史前：文明记忆拼图》，张明玲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9年，第143—144页。
[20]Hodder，Ian，ed.，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Catalhὄyűk as Cace Stud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06.
[21]Kunz，George Frederick，The Magic of Jewels and Charms，New York：Dover，1997，p.279.
[22]Hodder，Ian，ed.，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Catalhὄyűk as Cace Stud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06.
[23]Ibid.，p.107.
[24]Lewis-Williams，David，and David Pearce，Inside the Neolithic Mind，London：Thames and Hudson，2005，p.17.
[25]Hodder，Ian，ed.，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Catalhὄyűk as Cace Stud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17.
[26]［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4、83页。
[27]［加拿大］布鲁斯·崔格尔：《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徐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2页。
[28]参看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7—125页。
[29]［日］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吴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
[30]孙周勇、邵晶：《石峁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及有关石峁玉器的几个问题》，见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第60—61页。
[31]李银德：《西汉玉衣葬式和形制的检讨》，见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752—763页。
[32]何志国：《早期佛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9—180页。
[33]李崇峰：《印度石窟中国化的初步考察》，见《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59—609页。
[34]［美］柯嘉豪：《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赵悠等译，中西书局，2015年，第52页。
[35]陈世良：《新疆佛教概述》，见《西域佛教研究》，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8年，第11页。(www.xing528.com)
[36]8次考察的学术报告或笔记陆续发表在《民族艺术》《百色学院学报》《丝绸之路》《兰州学刊》《中国玉文化》等刊物和“中国甘肃网”，以下不另注明。笔者前3次考察的学术笔记，见《玉石之路踏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
[37]霍旭初、祁小山编：《丝绸之路·新疆佛教艺术》，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
[38]参看［日］宫治昭：《犍陀罗美术寻踪》，李萍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49—51页；［德］吴黎熙：《佛像解说》，李学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5—35页；［日］佐佐木教悟等：《印度佛教史概说》，杨曾文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0—103页。
[39]施杰我：《于阗——西域的一个早期佛教中心》，文欣译，见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7—110页。
[40]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5—46页。
[41]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5—85页。
[42]参看［韩］李正晓：《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何志国：《早期佛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阮荣春、张同标：《中国佛教美术发展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43]陈世良：《新疆佛教概述》，见《西域佛教研究》，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44]陈世良：《关于佛教初传龟兹》，见《西域佛教研究》，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45]转引自陆庆夫：《丝绸之路史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
[46]暨远志：《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分期试论》，《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
[47]陆庆夫：《丝绸之路史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
[48]参看魏文斌：《麦积山石窟初期洞窟调查与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23—135页。
[49]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1年，第201—202页。
[50]［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51]叶舒宪：《玉石之路与华夏文明的资源依赖——石峁玉器新发现的历史重建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52]［美］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
[53]同上书，第91页。
[54]［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55]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
[56]同上书，第177页。
[57]［法］鲁保罗：《西域的历史与文明》，耿昇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8—189页。
[58]参看荣新江：《佛像还是祆神——从于阗看丝路宗教的混同形态》，见《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3—329页。
[59]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
[60]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1—122页。
[61]［法］鲁保罗：《西域的历史与文明》，耿昇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8页。
[62]宿白：《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7页。
[63]同上书，第24页。
[64]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411页。
[65]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560页。
[66]同上书，第560—561页。
[67]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83—284页。
[68]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第413页。
[69]施杰我：《于阗——西域的一个早期佛教中心》，文欣译，见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70]朱丽双：《〈于阗国授记〉译注》，《中国藏学》2012年第1期。
[71]同上。
[72]朱丽双：《〈于阗国授记〉译注》，《中国藏学》2012年第1期。
[73]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74]对印度不吃牛肉的生态学解释，参看［美］马文·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户晓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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