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将沿着玉石之路或佛像之路而自西向东展开的佛教石窟寺大致排列起来，并确认其始建年代，巨型石雕佛像传播的时空线索就会豁然明朗起来。排演新疆以东主要的大型佛教石窟寺建筑的年代，结果是以最靠近新疆的敦煌莫高窟年代为最早。敦煌文书中的碑文材料《李氏修佛龛碑》有如下记述：
莫高窟者，厥初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当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岠，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得僔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45]
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继龟兹石窟和敦煌莫高窟修造之后仅仅几十年，就有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在武威修筑天梯山石窟的举动。道世《法苑珠林》记载：“北凉河西王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从这里的“丈六石像”说法看，应属于大型佛像。古代对其具体位置没有确凿的考证，直到20世纪40年代，向达先生才提示其也许就是武威东南50公里的张义堡天梯山大佛寺。1953年史岩先生又去勘查，依据实物确认天梯山石窟即是沮渠蒙逊创凿的凉州石窟。[46]
巨型佛像从犍陀罗传到于阗和龟兹，再从新疆向东传播，进入河西走廊。如何看待佛教石窟寺建筑传播过程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兰州大学陆庆夫教授给出一幅清晰的时空坐标图。他认为：“除北凉兴建的天梯山等石窟外，座落在兰州西南黄河北岸的炳灵寺石窟（即唐述窟）也开凿于五凉时代。其中169窟塑有释迦、无量寿及阿弥陀佛像和弥勒菩萨、大势至观音菩萨等，还有供养人画像及题名。题名中有‘□国大禅师昙摩毗之像’，并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墨书造像题记，可知此窟正是外国高僧昙摩毗当年‘领徒立众，训以禅道’之处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秦建弘元年在这里大规模造像，并留下造像题记，这不仅是河西石窟中唯一有十六国纪年的石窟，且就其造像铭文这一点来讲，也是全国最早的，比北魏起码要早数十年，清代学者王昶在《金石萃编》中提出‘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这一说法显然是有问题的。”陆庆夫能够根据实物即第四重证据展开立论，而不迷信文献记载，这是他的研究能够突破前人成见的重要契机。他接着指出：“炳灵寺石窟在建弘元年大规模兴造，反映了这时正是西秦佛教的兴盛时期，同时也是凉州诸国佛教的兴盛时期。河西在这时期建造的石窟除上述几处外，还有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张掖金塔寺石窟、马蹄寺石窟以及童子寺石窟等。”[47]这样就给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石窟寺现象作出了整体性的谱系扫描。
如前所述，早在3、4世纪之交，佛教文物就沿着和田到若羌一线的玉石之路延展开来，从4世纪中期到5世纪初期，佛教石窟寺建筑又沿着河西走廊大体呈现出一字排开的现象，直到5世纪中期以后，才终于抵达中原王朝的北大门——北魏的国都山西平城。如果能够结合从河西走廊到中原的玉石之路运输线看其全程，情况就会更加清楚。西玉东输从新疆昆仑山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站是玉门关，玉门关在敦煌以西90公里。从敦煌进入河西走廊腹地的要塞是张掖，张掖距离敦煌586公里。关于张掖马蹄寺石窟明确的修造年代，目前学界尚有争议，有以杜斗城等为代表的“北凉说”和以董玉祥等为代表的“北魏说”。参照张掖的金塔寺——现在已经能够确定其始建年代为北凉时期，马蹄寺修造于北凉的可能性较大。
张掖以东250公里是武威，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年代，如上文所述亦为北凉时期（图14—11、图14—12）。武威以东的重要石窟寺是永靖的炳灵寺，位于兰州西南方120公里处。兰州以东336公里处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天水东北方向，沿着河套地区再向东，大约距离兰州1270公里是山西大同，即北魏国都平城，即云冈石窟所在地。麦积山石窟的年代明显早于云冈石窟。学界关于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年代，主要有后秦、西秦、北魏三种说法，以“后秦说”呼声最高。阎文儒、董玉祥、黄文昆、邓健吾、金维诺、张学荣等都赞同该石窟“当始于东晋十六国的后秦”。张学荣则将时间界定在公元400年至410年。当然也有文献及碑刻等材料显示麦积山石窟始创于东晋时期，即十六国后秦。[48]
图14—11 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大佛像
（2006年摄于武威天梯山）(www.xing528.com)
图14—12 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大佛旁的天王像
（2006年摄于武威天梯山）
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时期是可以确定的，即北魏兴安二年（453年）。据《魏书·高宗纪》卷五记载：“兴安元年……十有二月……乙卯初复佛法。”北魏兴安元年即公元452年。另据《魏书·释老志》中谓修筑石窟的时间是“复法之明年”，也就是公元453年。总结以上的系列案例，从公元366年始建敦煌莫高窟，到公元412年至439年间北凉都姑臧时期始建的天梯山石窟，公元420年前后始建的炳灵寺石窟和麦积山石窟，最后到公元453年始建云冈石窟，以大型石雕佛像为特色的佛教石窟寺建筑样式，总共用了87年时间，走完其在河西走廊西端到中原王朝北方大门的传播全过程。在此过程中起到决定性文化传播作用的人群族属不是中原民族，而是西北少数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相比之下，佛像从犍陀罗到新疆的传播过程，则进行得更加缓慢，足足用了数百年时间，其传播的族属为印欧人种，主要是月氏人。可以与此相对照的一个玉路运输的清代数据是：乾隆皇帝为将一块重达5000公斤以上的新疆和田玉料从叶城的密乐塔山搬运到北京，所耗费的时间为3年。
具体审视传播巨型佛像艺术的人种或族属，从中亚到新疆的传播者属于印欧人种，即塞种和大月氏；从河西走廊到中原的传播者则主要是属于蒙古人种的北方少数民族，汉人在其中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联系上古时期西玉东输的输送者主体情况看，一直以来就是华夏文明以外的异族人群充当着河西走廊上远距离贸易的主力军。据《管子》的说法是尧舜“北用禺氏之玉”而王天下。自王国维以来的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禺氏”就是大月氏的别名。据此可知，早在夏王朝以前的尧舜时期，新疆的和田玉就通过印欧语系的大月氏人，输送到中原国家。我们据此判断玉石之路上西玉东输的历史有约4000年，相比佛路和丝路的2000年，确实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巨大差别。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同一条道路上传播玉石的人和传播佛教的人，主要是非华夏民族的印欧人种的分支呢？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就是联合大月氏，共同对付强敌匈奴。虽然联合月氏的初衷没有实现，但这件史实至少可以表明：中原华夏国家与游牧在西北的印欧人种的关系，在当时要大大好于和北方草原新崛起的游牧族匈奴人的关系。如果还要进一步追问其所以然，那么目前除了玉石之路大传统的存在以及活跃在此路上的不同人种间因互利互惠而达成“化干戈为玉帛”的和谐关系以外，还没有什么更恰当的解释。
中国式的和平理想表达方式为什么自古就以“化干戈为玉帛”这样一句尽人皆知的成语来呈现？来自深厚的中国历史经验的民族团结理念，还有比这更实在、更精当的表达吗？迄今还没有过，今后恐怕也很难有。
北魏统治者的族属拓跋氏何许人也？为什么该民族对西来的佛教情有独钟，不惜工本地修筑大型石窟寺佛像呢？台湾大学历史系逯耀东教授的《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一书，征引诸多前贤名家如陈寅恪、唐长孺、何炳棣、劳贞一等人的观点，论述北魏统治者曾大规模迁徙凉州民众到平城，平城的建筑和雕刻自然因此而受到河西文化的影响。书中写道：“这种影响特别表现在云冈石窟的造像和雕刻方面，因此，平城的新制是模拟凉州的都会。这种推论（指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当然可以成立。”[49]逯耀东没有留意的是，北魏统治者一方面接纳外来的佛教并竭力使之东传中原，另一方面仍然继续着自古以来由本土的玉教信仰所驱动的西玉东输运动，所走的路线依然是先秦时代流行的雁门关道。何以见得？雁门关之外的平城都市，有繁荣昌盛的金玉市场可以为证。
《魏书》卷五十三《李安世传》云：“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问价……”这则材料叙述江左使者刘缵抵达平城后，李安世陪同刘缵参观平城市场的情形。所谓“使至金玉肆问价”，可以证明当时的平城也像后来的洛阳一样，是将某类的行业集中在某个地区经营的。在北魏时代的游牧族社会都城有“金玉肆”，其经营的对象和商业功能，如同今日首都北京城王府井商圈里有工艺美术大厦（一般简称“工美大厦”），再加上专营黄金及金银饰品的菜市口百货大楼（北京人简称“菜百”）。前者以玉器及各种玉石制品为主（至今仍有北京玉器厂、牙雕厂等）；后者的名称里保留着“菜市”的文化记忆，而实质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黄金零售市场，其消费黄金的数量和金额都是闻名遐迩的。《魏书·李安世传》透露的北魏平城的金玉肆有对珍宝器物之类的“问价”功能。不同于如今的珍宝“问价”更多呈现媒体作秀的意义，古代“金玉肆”更多地富含随行就市的意义。
自古以来奢侈品的交易就不同于一般的民生日用品，其利润与利税让市场管理方有大利可图，这才出现统治者“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的局面。既然平城的商贸重地叫“金玉肆”，那就一定有大量的玉器和玉料在此买卖。从山西大同到雁门关，仅有约100公里，后者是《战国策》等文献中记录的西玉东输之中转站，如果再往上追溯，则要上溯到西周时代第五位帝王周穆王的西游昆仑路线图，其也是先经过河南北上山西诸盆地，跨越滹沱河并出雁门关，然后才取道黄河河套地区而西行昆仑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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