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关内外：佛像（石窟）的族属和时空传播

中国是信徒、寺庙、造像最多的文明古国，佛教历史十分悠久。国际旅游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欧洲旅游看教堂，中国旅游看寺庙。这个说法表明佛教文化几乎被当作中国最突出的文化品牌，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事实上，中文文献中常以‘像教’指代佛教。造像从来都是中国佛教礼拜的核心。”^[34]

然而，作为世界五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产生于南亚的印欧语系民族——印度，首先由印欧语系民族的希腊人和塞种人传播到中亚地区（安息、康居、罽宾、贵霜），其次才通过塞种人的东进，得以跨越葱岭和帕米尔高原，播散到同样是以印欧语系民族为主的新疆和田与龟兹一带，再波及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的罗布泊地区（图14—8）。

以上初始阶段的佛教东传过程，直到沿着新疆南北两道进入和跨越甘肃的河西走廊之后，才得以真正同华夏文明发生接触。作为佛教典型建筑样式的石窟寺巨型佛像，就是在这样的外来文化传播背景下，分阶段地、逐步地进入中原华夏国家（不是直线的，也不是一次性的）。在这方面起到文化传播关键作用的人群，不是以唐玄奘为代表的华夏民族的汉人，而是中国版图境内的西北少数民族。换言之，宏观地审视中国接纳佛教的全过程，汉人的佛教信徒们和高僧大德们，是到后来才接替非汉族的传教者，充当“西天取经”的主动角色。最初的佛教传播方式，主要不是遵循中原人想象的“西天取经”式主动模式，而是遵循着一种被动的模式，即由非华夏民族接力棒式的“向东送经”和“向东送像”的模式，才得以将偶像崇拜特色鲜明的中亚犍陀罗再造的佛教，先输入中国新疆，再经由新疆和河西走廊的中介和过渡作用，最终输入中原。

图14—8　西域佛像：新疆若羌楼兰博物馆外景

（2015年摄于第八次玉帛之路考察途中）

如果要寻找到一种上古中原国家向西主动出发寻找神圣的文化现象，那就是类似于后代的“西天取经”的一种“西天取玉”现象，其至少开启于西周的穆王时代，到战国时代仍在延续。这要比佛教传播中原的历史早800年至1000年。换句话讲，玉石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原型之路，佛像之路是在玉石之路基础上拓展而来的派生之路。在玉石向东运输与佛经、佛像石窟寺向东传播两大过程之间，还有中国丝绸向西传播的路线，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丝绸之路”。从原型的意义看，只有玉路是中西交通的初始之路，是交通和贸易开始的原因所在；丝路和佛路都是先后派生而来的，是结果，而非原因。人们习惯性地说“西方佛教僧侣到内地译经传法，都是经由横贯新疆的丝绸之路而来”，^[35]那是对中国的玉石之路不知情，附和欧洲人对这一条文化通道的命名方式。不知情的首要原因是缺乏实地调研，次要原因是西学东渐以来形成的崇洋心态和人云亦云，缺乏本土文化自觉的意识。

唐代诗人戴叔伦《塞上曲》云：

汉家旗帜满阴山，

不遣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身长报国，

何须生入玉门关。

诗的末句用了东汉名将班超的典故。班超一生在西域征战30年，暮年垂老时上疏请归，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两句。自此以后，文人墨客就习惯将玉门关视为胡汉分界的标志、华夏国门所在。王建《秋夜曲》云：“玉关遥隔万里道，金刀不剪双泪泉”；李益《塞下曲》云：“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王建用“玉关”这样的简称来串联起玉门关两端的万里道路，若不是玉路，其路上的关口怎能叫玉关呢？李益干脆用“入关”二字来概括从外部进入玉门关的现象。无论是为“丝绸之路”命名的德国人李希霍芬，还是只看到“佛教征服中国”表象的荷兰人许里和，都不曾推敲过玉门关得名的中国本土原因。在他们眼中，玉门关只是丝路或佛路漫长途中的一个普通站点而已。本土的交通要道就这样被外国人在殖民时代用欧洲人的视角加以命名为“丝路”。

玉门关与这条文化大通道上运输的玉石真的无关吗？(www.xing528.com)

本着对本土文化自觉和重建中国话语的初衷，2014年6月至2015年9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先后组织8次玉石之路田野考察，驱车总里程约两万公里，聚焦河西走廊及其两端的古代交通路线，尝试弄清和相对复原古代西玉东输的“路网”。^[36]这8次考察始于山西大同盆地至雁门关一带——那是先秦时代西来文化的进关路线及关口，直到明代时其关口位置略有变动；终于新疆的若羌、且末、于田、和田、墨玉等地，那是昆仑山连接阿尔金山及河西走廊的主要运玉路线站点，即上古时期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

南缘分布的若干重要绿洲。在那里，分布着一系列的早期佛教遗迹，如和田地区民丰县西北沙漠中的尼雅佛寺、民丰县东南安迪尔牧场的安迪尔佛寺、若羌县东北罗布泊西岸的楼兰佛塔、尉犁县东南孔雀河边的营盘佛寺和佛塔、若羌县城东70公里处的米兰佛寺佛像，等等。2003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罗布泊南面古城遗址发现古墓，发掘出一件彩绘佛像的绢衣。^[37]所有这些沿着玉石之路新疆南道而展开的佛教艺术遗迹都属于早期，即公元3、4世纪之间。同一时期，作为世界级艺术宝库的敦煌莫高窟还没有开凿，更不用说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了。只有玉石之路北道的克孜尔石窟始建年代在3世纪。问题随之而起：中国玉石之路的田野考察为什么自始至终都在发现玉石的同时，与佛教和石窟寺佛像“不期而遇”呢？自新疆和田至中原的数千公里的漫长路途中，华夏本土信奉的神圣信仰表现为物质化的玉石及其运输路线，而外来的佛教信仰则表现为佛教建筑及以佛陀为中心的巨型偶像塑造。后者更加具有艺术化的观赏性，以至于今人在欣赏自龟兹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一直到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整个佛教造像衍生系列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石窟佛像传播所走过的路线，原来就是西周以来日益繁忙的运送和田玉给中原国家统治者的玉石之路！换言之，是周穆王曾经西行昆仑的那一条路线。

图14—9　云冈石窟佛像塑造透露出明显的异域艺术风格：犍陀罗特色

（2014年摄于考察现场）

第一次玉帛之路考察的第一站是山西大同，那里即是西玉东输进入雁门关之前的重要站点，也是举世闻名的佛教石窟——云冈石窟的所在地。云冈石窟及其佛教造像以气魄宏伟而著称，其艺术风貌不乏犍陀罗艺术的特征（图14—9）。但是那完全不是中原人的作品，而是北魏拓跋氏的代表性作品。同样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的建造，原来也要归功于北魏王朝都城从平城（大同）迁往洛阳的历史事件。修造云冈石窟的工匠主要来自河西走廊的武威。武威古称姑臧、凉州，那正是拓跋氏政权在西部的重要根据地。那里在五凉时代就因统治者热衷佛教而兴起修造天梯山石窟。这个事实非常明确地提示着如下信息：拓跋氏在佛像石窟寺艺术自河西向东传播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毫无疑问，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和北魏拓跋氏都不是佛像石窟寺艺术的首创者或发明者，只是模仿者和传播者而已，真正的佛像艺术发明权，应归属于巴基斯坦地区的犍陀罗艺术，甚至要溯源于进入印度及巴基斯坦地区的希腊人。^[38]

图14—10　佛起源的印度图像叙事：悉达多太子出家像，公元2世纪

（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2015年摄于上海博物馆印度佛教艺术展）

印度产生的早期佛教本来没有佛像，是希腊人带来的古希腊雕塑人像传统大大改变和再造了佛教文化的面貌（图14—10）。如果追问从中亚地区塞种人的佛像传播，到北魏拓跋氏集团的佛像传播，其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那么答案会同西玉东输现象的动力学解释一样，只能诉诸宗教信仰本身。不信奉玉石神话信仰（玉教）的人，不会生产和使用玉礼器，更不会不远万里去开采和使用新疆出产的和田玉；不信佛教的人，也不会去翻译佛经和塑造佛像。从空间上看，佛像石窟寺艺术的传播所走的东行路线，在中国境内大体上是沿着玉石之路而来的。其所经历的地理距离，因为一直连接到印度和中亚地区，比新疆和田玉输送中原的距离还要遥远。

位于玉石之路新疆北道上的龟兹古国和南道上的于阗古国，都曾经是著名的佛国。^[39]如今更流行的说法则是丝路的北道和南道，二者其实均为西玉东输运动所开辟。从周穆王时代起，丝绸只是中原人用来交换玉石的筹码而已。^[40]探讨西域佛国的起始年代，可以看出都是在西周、东周时期持续地运送和田玉到中原以后发生的。王征《龟兹石窟塑像调查和塑像风格研究》一文考证：龟兹石窟最早的佛像是公元4世纪中期GK20窟塑像。其肉髻纹样形式和犍陀罗系统类似，但肉髻的形状较小，用刻线表现发纹，这些都是秣菟罗的形式，属于混合形式的早期原型，不是直接来源于犍陀罗的形式。正是这种塑像风格，对北凉、北魏早期石窟造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41]不过，佛像的出现虽然偏晚，但佛教传播至龟兹的时间却要早出数百年。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中原地区，即先有汉晋时期的佛教信仰和佛经的传播，以及小型的佛像塑造，^[42]后有大型石窟寺佛像的修造。研究新疆佛教的专家陈世良指出：

佛经故事记载，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73—前232年）佛教就已传入新疆库车、和田等地，并且是由阿育王的太子传来，这大概是佛教僧侣为推崇阿育王的一种传说，并无根据。据现在比较可信的材料记载，大约在公元前80年，佛教由克什米尔传到了和田，最早传来的正是盛行在这个地区的“说一切有部”，属于早期的小乘佛教。

到了公元2世纪，大乘佛教在贵霜王朝境内兴起之后，又沿“丝绸之路”传进了新疆各地。4世纪以后，流行在和田、叶城等地区。^[43]

印度阿育王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代后期，其下限接近秦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那时候不论是中原腹地还是新疆，外来的佛教还没有规模性传入。到西汉时期，情况发生改变，有了佛教初始传入的一些蛛丝马迹。据陈世良《关于佛教初传龟兹》一文所举证的《梁书·刘之遴传》记载龟兹国进献佛教用具澡灌（罐）上的铭文“元丰二年”，将佛教进入龟兹的时间提前到汉武帝时代的公元前122年，这和佛教进入于阗的时代大致相当。^[44]众所周知，关于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的张骞团队从新疆带回汉朝首都长安的珍贵物品，既非佛经也非佛像，而是采自昆仑山下的和田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录在案的史实，足以说明从玉路到佛路的文化传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