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的人类普遍性与信仰内容（一神教还是多神教，拜物教还是人格神，偶像崇拜还是禁绝偶像崇拜，等等）及表现形式（象征符号）的文化差异性，成为我们认识每一个文明特殊性的关键所在。
科学和理性是文明发展的结果，不是文明产生的原因，不能作为文明的必要条件，而宗教信仰和神话观念才是文明发生的必要条件。因此之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二部“文明的起源”第五章“挑战和应战”的两个小节标题上，都使用“神话”一词作为标示：（1）神话提供的线索；（2）用神话来解决问题。[26]一位以严谨和高瞻远瞩而著称的西方历史哲学家，居然在解释世界历史上的文明起源难题时搬出非理性的“神话”来应对，这是足以引起当今的文史研究者特别留意之处。
时间到了21世纪，考古学理论家崔格尔将文明比较的视野集中到世界几个主要的古老文明，而不考虑后代的派生型文明，比较的内容则深入而具体。崔格尔从五大洲的众多文明中所归纳出的文化统一性要素，就是宗教信仰的普遍存在。对此，他在《理解早期文明》一书第26章有如下说明：
宗 教
在大量的特质性概念之外，宗教信仰表现出显著的跨文化统一性。宗教信仰在所有人类社会的出现都与泛人类的认知能力有关，这可能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
随着人类个人对自然和社会领域中面临的险境的意识加强，他们缓解精神压力的方式是提出一种与人类控制无异的超自然力量的普遍控制，并认为这种控制有可能被说服来保护他们。宗教信仰试图解释宇宙的起源和本质，驱动宇宙的力量、人类的起源和本质和每个人在死后的命运，以及人类可以按照有利于自身的范式规范与超自然界的关系。特定的早期文明的信仰都可以通过特定文化的居民回答宇宙的本质以及他们与宇宙的关系的问题表达出来。[27]
既然所有文明的产生都离不开宗教信仰的条件，要寻找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诉诸各个文明不同的神话观念体系，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首要任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必须要及时地引入宗教学与神话学的视角。[28]
柏拉图曾在《米诺斯》一书中讨论法律的起源，其结论同样离不开宗教神话。柏拉图认为，用活人献祭的行为具有野蛮性，这样的礼俗难免保留在早期文明中。中美洲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就盛行人祭，希腊人的高明处在于主动提出扬弃人祭。这个弃旧图新的过程及其张力就充分体现在米诺斯王的神话中。这位克里特文明的统治者留给后世西方文明的形象是两个面孔：一个正面形象和一个反面形象，一个虔诚的祭神者和一个暴虐的统治者。反面形象的米诺斯王和维护人祭旧礼俗联系在一起。苏格拉底出面为米诺斯平反，要恢复其虔诚信仰者的形象。中国文明发生之际也同样伴随着人祭和人殉制度。早在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就出现男性墓主脚下殉葬两个少年和一只狗的现象。[29]4300年前的陕西神木石峁古城下新发现的奠基坑，每坑内用24个女性人头作为牺牲品的现象，[30]震惊中外（图14—4）。商代遗址中更有大量的人祭和人殉现象。中国玉文化的存在，部分替代性地满足了信仰的需要，推动祭祀礼仪走向文明化方向。以至于孔子不禁发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从孔子的问句中也不难看出，似乎凡是古礼活动的场合都要出现玉和帛这两种圣物。
图14—4 陕西神木石峁城墙下奠基坑中的24个女性人头
（2013年摄于考古工地）
古代礼制发展背后潜在的神圣化物质需求，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推动华夏文明国家生长的要素？玉和帛又在何种程度上成为野蛮的人祭习俗的替代物？这是两个相互依存的问题，有待于依据大数据的资料整合作进一步阐明。
据《逸周书》和《史记》的记载，商代的末代统治者纣王临终之际，取用宫中珍藏的宝玉缠身后自焚，而并没有拉几个奴隶作为殉葬人。商纣王的行为遵循的是玉教信仰的召唤，以玉通神通天，实现死后灵魂的超度和升天。所以，纣王的行为是典型的神话观念驱动的宗教行为。后代人因为无法理解或难以设身处地从信仰角度去体会，这种行为反倒成了纣王穷奢极欲的表现。中国没有一位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人出面，为纣王平反和辩护，让他恢复虔诚的玉教信仰者形象，所以，纣王留给华夏历史的形象只能反映在西周统治者的一面之词里！换言之，商朝的末代统治者形象，只有通过取代商朝统治的周人的话语才能看到，那当然只是一个荒淫残暴的纯粹反面形象，否则的话，周人如何能够证明他们推翻商纣王的统治是合法的或是顺应天命呢？《逸周书》在讲述纣王之死时，不忘记下他缠身所用的玉器的种类和差别，这多少保留了纣王作为玉教虔诚信仰者的一面，可惜的是后人较少留意到这一点或视而不见，信仰者的虔诚行为得不到理解，反而成了他的罪恶之证。(www.xing528.com)
如今，比纣王足足要早2000年的玉殓葬现象被中国考古界一一发现，今人终于可以看明白，所谓玉殓葬，就是只用玉礼器而不用其他物质恭送死者到另一世界。无论是北方的红山文化玉殓葬，还是南方的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玉殓葬，还有东部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玉殓葬，西部地区的齐家文化玉殓葬，全都是发生在华夏文明国家出现之前的共同文化现象。这就是大传统新知识对文献知识的再解读和再阐释作用。商纣王于危难之际不得已采用的玉器缠身自焚方式，在结束自己王朝统治的同时，也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坚信宝玉所代表的神力和天命会同他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并足以保证他的来生幸福。《逸周书》的作者在细致入微地叙述纣王用以缠身的两种玉石在火烧之后的不同结果时，他一定对玉教教义的神秘有着心领神会的体悟。尽管自周代以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天智玉”究竟是何种物质，以及为什么它是烈火所不能焚毁的。
这就是借助大传统的新知识之光，照亮古史叙事的缝隙，希望能够找回失传已久的玉石神话信仰的若干蛛丝马迹。
玉殓葬对于人死后之生命（灵魂）的超度作用，在道教和佛教兴起之后被彻底替换掉了。玉殓葬在没落之前的两汉时代，终于达到数千年发展的登峰造极境界，最有代表性的标志就是汉代统治者专享的金缕玉衣制度。如果没有宗教信仰层面和神话观念方面的释读，玉衣制度的起因就被埋藏起来。[31]佛像的出现，特别是涅槃境界的睡佛形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死观念。当我们在最近的佛教造像史研究方面看到，我国四川省发现的早期的佛像竟然是西王母形象的置换，[32]也许会感到诧异，但是一旦意识到西王母是本土神话想象建构的昆仑玉山瑶池玉女神这样的真相，她被外来的佛陀形象所替代的道理，就不难推究了。佛教是典型的“象教”，在亚历山大东征带来希腊雕塑传统之后，佛教以突出表现的偶像崇拜为其特色（图14—5），庙塔和佛像成为传达信仰和神话教义的基本形式。[33]产生于南亚的佛教之所以不能向亚洲西部地区大规模传播，而只能以中亚为跳板向东亚方面传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当地文化中有没有接引佛教的本土偶像崇拜传统。在亚洲版图的西面占据宗教统治地位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禁绝偶像的世界性宗教，唯有长久流行玉石神话信仰的东亚大陆才充分保留着偶像崇拜的大传统要素。这至少从一个必要方面说明玉教接引佛教，使得佛教全面地东传，而不能西传至西亚、北非和欧洲的道理。至于各地先后出现的玉佛像、玉佛寺、玉观音等现象（图14—6、图14—7），更以无可辩驳的大量实物见证着本土的玉教接引外来佛教的漫长历程。
图14—5 犍陀罗风格的佛陀头像，公元2世纪
（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2015年摄于上海博物馆印度佛教艺术展）
图14—6 约4000年前的玉雕偶像，石家河文化
（摄于上海博物馆）
图14—7 缅甸汉白玉（大理石）佛像
（2015年摄于上海博物馆印度佛教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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